京杭大運河不辱使命，在幾千年裡成就了一個個富足的城市，創造了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的“傳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運河是諸多城市GDP的主要動力來源。而且，中國還一直流傳著“流成的杭州，漂來的北京”的說法。廣義上的運河先後一共流經中國的24個城市，以運河經濟的繁榮養活了幾十甚至幾百萬人。所以，運河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所以稱它為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一功臣並不誇張。
長江以南自漢代以來就發展成為我國“富甲天下”的發達地區。到隋朝大運河修通後，隨著交往的擴大和農商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在大運河沿岸興起了許多集市城鎮，其中最為發達的是杭州、蘇州、鎮江、揚州四個城市。
大運河最南端的杭州，在隋朝以前是個僅有1.5萬戶人口的小鎮，大運河貫通後，這裡很快就成為江南各地貨物北上的集散地。隨著四方商賈的雲集；杭州城內各種行業迅速發展起來，城市規模也日益擴大，到唐朝中葉這裡僅店鋪就有3萬余家，港中停泊的商船綿延20余裡，已是相當繁華的東南名郡了。到宋朝時，杭州城已有人口120萬，擁有400余種行業，是全國最大的城市。此後的南宋朝廷之所以選擇杭州作為都城，用大詩人陸游的話來講，就是看中了大運河所帶來的便利的交通條件。杭州在歷史上曾兩次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城市，這與運河所造就的發達的經濟環境有著直接的關系。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使運河更進一步地發揮了它的效能。
隨著運河水上交通的不斷發展，杭州的造船業迅速興起。在庸太宗時，為征伐高麗就曾在這裡征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敷百艘。到兩宋時期，杭州已成為全國造船業的中心。當時的杭州城內外放眼望去，水面船只浩浩蕩蕩、一望無邊，有河舟、江南船艦、湖船等等。河舟主要用於運河運輸，種類很多，其中運載米、鹽、柴及磚瓦、灰泥等大宗物資的稱為大灘船。有一種米船稱為鐵鬥舟，可載糧米五六百石，船夫一家居於船中。由官府兵丁押運載著糧米的是一隊隊的“綱船”，寺觀庵舍所用船只是大大小小的“紅油鲖灘”船，還有載垃圾、糞土、專拉散貨散客的飛蓬船、舫船、鲖船等等，還有一些漁舟、釣艇之類，每日往返、穿行不絕。
杭州歷來是絲織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在兩宋時期隨著運河交通的發展，絲織業更為繁盛。各類絲織品花色品種、產量皆名冠天下，成為杭州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
南宋時期是杭州商業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經營範圍也極為廣泛，從衣食住行吃喝玩樂到珠寶金石無所不有。可以說古城杭州因運河而興、得運河而盛。當時城中最著名的107家店鋪皆“夾河而設”，大多分布於城內運河的兩岸，充分反映出杭州的商業發展與大運河的依賴關系。元朝初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曾游歷過杭州城，他稱杭州是“天城”，說杭州城“河水經許多大大小小的河道，流入全城的每一個地方”，“城內交通發達，水陸俱備”，“在距運河較近的岸上建有容量較大的石砌的倉庫，供從印度和其他東方來的商人儲存貨物及財產之用”。馬可·波羅筆下的運河和杭州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運河與杭州之間關系的真實畫面。
宋亡元興，杭州結束了它作為王朝都城的歷史，但運河卻長存於世，隨著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運河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因此，元明清各代對江南運河屢加修治，古城杭州作為運河線上的貨物集散地和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個重要城市，亦因此而久盛不衰。
地處扛南運河中段的蘇州城，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城，大運河開通後，隨著交往的擴大，到唐朝時已迅速發展成工商繁榮、名揚天下的江南大都市。楓橋鎮是運河進入蘇州的碼頭，來往船只都停靠於此，成為蘇州城外的新興市鎮，自從唐代張繼的《楓橋夜泊》詩問世後，蘇州更是名揚中外。到北宋時期蘇州城已頗具規模，城市經濟已相當繁盛。有一幅宋代石刻《平江畫》描繪了當時蘇州城市的規模和繁榮景像。當時的城區有南北走向的河道6條，東西走向的河道14條，街道與河道並行，排列整齊，街兩旁店鋪林立，有米行、絲行、魚行、船行等數十種行業。運河中船只往來如梭。當時的蘇州堪為“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的工商重鎮。
在蘇州以北運河沿岸的常州，由於它地處“兩浙七閩數十州，往采南北兩京者，無不由此途出”的要衝之地，自運河修通盾經濟發展更為迅速。這裡出產的細宣、綿布、紙張在唐初就被列為貢品，大運河由城西經朝經門外廣濟橋，經西水門出東水門，穿城而過。便捷的交通使常州城在兩宋時期就成為會四方商賈，輸八方之貨，名揚海內的著名城市。
地處江南運河長江口岸的鎮江，唐宋時期是江浙漕糧運往北方的轉運站，自唐玄宗大規模整修運河、改善了漕船過江航道以後，運河的過江口岸由丹徒遷到京口，鎮江由此得運河之利迅速發展起來。一些與運輸有關的手工業商業亦隨之興起，如：造船、冶鐵、制繩、木材加工以及紡織業的工嘗作坊當時已星羅棋布，城中商業區分布在城西北運河沿線。由於鎮江沿江近海，加之運河與南北相連，交通發達，唐宋時期這裡已是運河與長江沿岸重要的商業港口城市了。
揚州城位於長江三角洲的北端，是運河與長江交彙的要衝之地，是南來北往，西去東下的交通樞紐。優越的地理位置使揚州在運河開通後的幾十年間就已繁榮富庶、商賈雲集，被稱為‘天下第一”的著名城市。唐代詩人張枯盛贊揚州道：“十裡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表達了當時人們對於揚州城的向往與留戀之情。唐宋時期各地富商大賈從四面八方湧向揚州，他們當中有珠寶商、米商、茶商、絲綢商、木材商、藥材商等各種商人，也有從事國際貿易的胡商。這裡有當時最大的珠寶市場，波斯、大食等地的商人在這裡販賣珠寶、收購特產，南北商賈在這裡互通有無，交易各種商品，揚州在唐宋時已成為國際性的商業都會。
運河的貫通不僅使揚州的商業迅速發展起來，也帶動了當地手工業的發展，到唐中後期揚州已成為具有較高水平和生產能力的手工業生產中心城市。揚州的銅器(尤其是銅鏡)、氈帽、絲織品、木器等當時已譽滿全國，以至成為各地人民渴慕得到的佳晶。揚州曾是唐王朝富強昌盛的像征，並因大運河而名揚天下。然而，這座名城在唐朝末年的戰亂中隨著大運河的淤廢逐漸衰敗下去了。
除運河沿線的市鎮外，扛南地區由於運河交通的發達，河網交通的形成和商業的迅速發展，各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商業市鎮，這些市鎮大多與運河相聯。吳江的同裡鎮，距運河10多裡，但有河道與運河相通，到宋元間這裡已是“民物豐阜，商販駢集，百工之事鹹具”的地區性商業貿易中心。又如太倉的塗松市“宋元間去鎮為市”。常熟的璜涇(即趙市)宋元時、已是頗具規模的大鎮。嘉定的錢門塘市“南宋嘗置稅務於此，故為大鎮”。南翔鎮為“宋元間創”。青浦泰來橋鎮、青龍鎮為“宋元巨鎮”等等。隨著運河交通的發展，江南各地市鎮已星羅棋布，遍及四方了。
我國北方各地由於河渠貧乏交通不暢，加之長期戰亂的影響，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大運河的開通也為北方經濟的發展帶來無限的生機。
位於大運河北段的汴河岸邊的開封緘，古稱大梁，戰國時曾為魏國國都。秦統一六國時大將王賁率10萬大軍久攻大梁不下，遂決鴻溝之水，以水代兵淹滅大梁。城破魏亡後，大梁也由國都變為默默無聞的小城。時光鬥轉星移，經過800余年的滄桑歲月後，大運河悄悄地流過了它的身邊，這個千年古城頓時生機勃發，顯露出無限的活力。隨著大運河交通的發展，開封城的重要地位逐漸為世人所矚目。北宋王朝建立後，經反復權衡終於選定這裡為國都。從此，這裡就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此後僅幾十年時間，汴京(開封)城就成為全國最大的繁華都會了。當時在汴京城下的大運河中不僅可以看到淮南、江南的船隊，甚至載運嶺南、西南地區貨物的船只也從城下飄搖而過。北方特產的棗、梨、藥材等也由此路源源輸往南方。其交通之便“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成為南北交通的必經之地。到北宋中葉這裡已是桅船如林立、糧貨如山積、四方商賈雲集的繁盛之地了。
隨著北宋時期全國經濟重心由西北向中原地區的轉移，江南地區的物資通過大運河直抵京城，從而使宋朝統治者更加認識到汴京城在國家統一中的重要作用。在宋朝政府的苦心經營下，這裡新建城牆，廣築宮殿，整飭街市，經幾十年努力，到宋神宗時汴京城已成為擁有百萬以上人口聞名於世界的大型城市，從而開封城也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據史書記載，當時的開封城，街道寬敞整齊，主干道居中，左右是人行道，從皇城往南過州橋到裡城朱雀門，再到外城南熏門為御街。商人在街兩側買賣交易，周圍店鋪屋宇雄壯，門面寬闊，望之森嚴。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開封城的手工業也很發達，尤其是大運河的開通為長途運輸陶瓷制品．提供了條件，因此制瓷業在這裡發展十分迅速。當時官窯生產的瓷器有“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美譽城中還有專為宮廷設立的凌錦院，有專修船舶的修造所，有專門制造軍器、火藥和印刷等先進技術的手工作坊。到元豐年間，汴京城裡從事工商業的戶數已達總戶數的1/10，工商業和其他服務性行業已達160余行。舉世聞名的《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汴京城繁盛景像的真實寫照。這幅畫中有各類人物800多個，90多頭牲畜，170多棵樹和40多條船，畫出了當時汴京的繁榮和經濟發達的景況，它歌頌了“八方輻輳、四面雲集”的汴京，也贊譽了大運河給汴京帶來的空前興旺發達。正是滔滔不盡的運河水為這千年古城帶來了無限生機，造就出開封城最為璀燦奪目的歷史時期。
曾經名揚中外，“富麗甲天下”的宋都汴京，經歷了160余年的繁盛之後，在金元的不斷侵擾下，隨著大運河的逐漸淤塞不暢而日益衰落下去。此後，封建統治者在戰爭中常·以水代兵、以鄰為壑，黃河又經常泛濫，天災人禍交加，開封城備遭摧殘，到南宋時已是面目皆非了。
唐宋兩代是大運河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運河網貫穿了我國東部的廣大地區，溝通了唐宋兩國都與黃河下游南北、長江三角洲與浙東富庶地區的聯系，鞏固了唐宋王朝的統治，推動了我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運河沿線的長安、開封、魏州(大明，宋時稱北京)、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縣，宋時稱南京)、泗州、楚州(淮安)、明州(寧波)、江都(揚州)、潤州(鎮江)、常州、蘇州、秀州(嘉興)、杭州、越州(紹興)等都成為最著名的經濟都會和重要城市。而這些城市在它們繁榮發展的同時，以巨大的需求和交換能量影響著周圍的廣大地區，從而帶動了運河全線經濟的發展。
元朝統治時期將都城建於北京(稱為大都)。為解決漕運之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水監郭守敬提出在北京與通河之間修鑿河道，溝通北京與白河的交通。兩年後工程竣工。這條全長100余裡的通惠河，連接了南抵直沽(天津)的北運河。這使天津這個“海濱荒地”自元末明初逐步發展起來。由於這裡地處海岸，元朝以後隨著海運的發展和天津與京杭大運河的貫通，元代中葉這裡已是“舟車攸會，聚落始繁”的工商都會了。由於漕運的發展，元朝政府在這裡設立了“接運廳”和“臨清萬戶府”，並建立了大型的倉庫和碼頭，使位於天津西北60裡的楊村碼頭到距天津東南70裡的軍糧城這一廣大地區形成了聯系緊密的經濟發展區域。因此，明永樂二年這裡開始築城設衛，皇帝朱棣把這裡賜名為天津。由於這裡是“地當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車”的交通要衝之地，隨著運河交通的發展，天津迅速繁盛起來。
自元代開始修通的北方運河，由天津經滄州、德州、臨清、濟寧、台兒莊到淮陰，裁彎取直，一路南下，直達杭州，使改，線後的各地經濟隨之迅速發展，一些新的集市城鎮逐漸成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京杭大運河在為我國古代提供了舟楫之利、帶動了沿岸各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它所流經的地域提供了豐富的水利資源，改變了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使我國整體自然狀況得到較大改善；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代農業經濟的發展。
江浙地區在南北朝以前一直是較為落後的地區，直到隋朝初年仍然處於“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亦無飢餒”的原始農耕狀態。當大運河貫通後，僅幾十年時間，江浙地區就發展成為全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到唐中葉以後這裡已成為國家最主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大文學家韓愈曾這樣贊譽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江南的賦稅則主要出於浙東、浙西兩路。因此，當時有人說：從天寶年間開始，北方可以不耕地，僅吳越之地所產即可滿足天下之需。到北宋時由江南兩浙地區運往京師的漕糧仍不斷增加，約占南糧北調總數的1/4。所以，宋初就有“蘇杭熟，天下足”的諺語，充分反映出這一地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糧食的富足，也可以看，出江南農業在全國所處的重要地位。
經濟作物的增多和種植面積的擴大，是江南農業發展的重要標志。自運河貫通後隨著南北交往的迅速發展，江南地區的蠶桑、茶葉、竹木、果樹等經濟作物的種類和產量都有很大提高。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茶葉的普遍種植和產量的大幅度提高，堪為各種作物之首。
當時江南地區的宣州、常州、湖州、蘇州、杭州等地都出產茶葉。尤其是湖州所產茶葉在唐代被列為貢品，由專船運往京城供皇室享用。宜興的唐貢山即茶山，因所產茶葉皆為貢品而得名。當時傳人西藏吐蕃王室的名茶就有湖州的紫筍茶。到宋代江南茶葉出現了許多名晶，飲茶也成為當時南北各地人民的生活習慣。一個大臣在奏疏中這樣說：茶作為一種食物，就像糧米和食鹽一樣重要，不可缺少，遠近各地都有這一習俗，尤其是普通百姓“嗜好尤切”。為滿足全國的需求，茶葉已成為當時江南一帶農戶的重要經濟作物種植品種，也是他們主要謀生手段。每當茶熟之際，四方商賈皆彙集此地，“將錦繡僧纈、金釵銀釧，人山交易”。大量的茶葉通過大運河運往北方各地，一時間江南運河兩岸“舟車相繼，所在山積”。
隨著運河的開通、交往的擴大，江南地區的蠶桑生產也迅速發展起來。晚唐詩人陸龜蒙在描寫江南農民的景物詩中有“桑柘含疏煙，處處倚蠶箔”之句，古籍中更有“湖絲遍天下”到黃淮視察淤田情況，並親口嘗淤田的土，說：“所淤之土細如面。”又派人到淤田中察看小麥的生長情況。由於政府的重視，政策合理，僅開封一帶每年就增產糧食數百萬石。改變了北宋時期“粟帛常貴，府庫日虛”的窘況。
京杭大運河流經的沿線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發揮了運河的功能，在灌溉排澇、改良土壤等方面綜合利用這條人工長河，使運河在溝通南北交通的同時，協調矛盾、合理分配水量，為我國古代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有詩人稱運河是母親河，是通向繁榮富強的河，這雖然是詩人的贊譽之辭，但也是對這條古老的人工河流做出的形像比喻和恰當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