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申遺，意識形態不是問題
裴鈺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於近期發出的“共同參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申遺、建館、扶貧”倡議，截至目前已得到14個省市相關單位的積極響應。不過，圍繞長征申遺並非只有單一的贊成聲音。一些人憂慮：長征的意識形態色彩，會不會成為申遺的障礙？
事實上，世界遺產評定，從來不回避意識形態，評定標准體系中就包含“意識形態”因素。長征的意識形態色彩，非但不是障礙，可能反而是優勢。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規定的世界遺產6條評定標准中，有兩條為意識形態標准，即：可以表達人類觀念的一個轉變；與有特殊意義的世界或者現行的某種傳統、思想或者文學藝術有直接關系。
世界文化遺產的根本特征是“傑出普遍性的價值”，“傑出”是個性，需要符合世遺評定的相關標准；“普遍性”則為共性，即遺產的“傑出”具有普遍性。如何理解這個“普遍性”？
目前，全球有3個世界意識形態遺產，一個是美國費城獨立廳，1776年《獨立宣言》和1787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此簽署，這兩份文件體現了民族獨立、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等原則，197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另一個是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控訴納粹蓄意種族滅絕思想，重申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1979年被列為世界遺產。還有一個是美國“自由女神銅像國家紀念碑”(俗稱“自由女神像”)，其主旨是廢除奴隸制度，實現公平自由和機會均等，1984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3個例子，恰好揭示了意識形態遺產的“普遍性”，即一種思想意識，它應符合自由、獨立、平等的普遍法則，在母國歷史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價值，同時，它的影響力要超出單一國家範疇。這種思想意識的形成，推動世界歷史走進“新型政治”時期。
長征所承載的思想訴求——即反封建反殖民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自由，人人平等，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根本性的價值。從瑞金到延安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端。作為亞洲近代民族獨立運動的重大事件，長征的影響力早已衝出國門。所以，長征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普遍性價值”。
不同的歷史年代，不同的思想內核，不同的國別，決定了世界意識形態遺產的多樣性，不可能被一個思想、一個國家、一種社會制度所壟斷。比如費城獨立廳和自由女神像，前者處於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優先強調反殖民主義、民族獨立；後者處於美國內戰結束，優先強調人人平等。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則說明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成功申請意識形態遺產。
圍繞長征申遺，還有這樣的聲音：長征路線是一條無形的路線，看不見摸不著，怎麼說它是一個“物質遺產”？其實，長征路線是“珍珠項鏈式”的物質遺產，“路線”是項鏈，是無形的文化概念，而“珍珠”則是有形的物質遺產——紅色城鎮、紅色遺址博物館。
比如，長征的起點是江西瑞金，有以瑞金為核心的“中央蘇區”文化遺產保護區，還有六大歷史建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公略亭、博生堡、紅軍烈士紀念亭。長征的終點是陝西延安吳起鎮，有吳起鎮革命舊址，整個延安有陝甘寧邊區政府舊址、延安革命紀念館等，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聖地”文化遺產保護區。四川境內有雅安市寶興縣夾金山南麓的磽磧藏寨，是紅軍長征翻越第一座大雪山的出發地；貴州有遵義會議會址；甘肅有會寧縣紅軍長征會師舊址。一個個紅色城鎮、一座座紅色遺址和紀念館，宛如粒粒珍珠，串成一條珍珠鏈——長征路線。
而長征申遺的目的，旨在重點保護具有代表性的城鎮和遺址紀念館，並非全面復原二萬五千裡長征。它類似於長城，“萬裡長城”大部分城牆已經消失，所謂橫貫中國北方“一條線”的長城，只是概念而已，我們只是將嘉峪關、山海關、八達嶺、居庸關等關隘加以重點保護，這些關隘取一個共同名字叫“長城”，一起分享“世界遺產”品牌。長城申遺的成功，其實早就為長征申遺積累了豐富經驗。
從2005年起，紅色文化遺產的保護、紅色旅游的利用雙管齊下，總體思路是把紅色遺產打造成“未來的世界遺產”，按照世界遺產的高標准，建設紅色文化遺址、紀念館、故居和相關景區。長征申遺，部分地區醞釀已久，此次四川社科院的倡議意味著，第一次有官方學術機構就此開始行動，存在不同聲音也屬正常。中國的世界遺產數量眾多，卻尚未有一個近代遺產。長征申遺如若成功，將為中國波瀾壯闊的近代歷史樹立起一個世界品牌，必將能促進長征沿線地區走向全面開放。此外，不妨就以長征申遺為契機，邀請外部學者研究長征，資助國際性的長征研究，鼓勵他們使用中文在中國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促進建成中國獨立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