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69歲的馮驥才在天津大學對記者說，在文化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從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以來，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東西賽跑，他的對手有時是權力，有時是市常本報記者 張國攝
大名鼎鼎的馮驥才承認自己“失敗”了。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剛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我覺得，在文化上，我是個失敗的人。”
他是在11月5日~6日，天津大學召開“中國木版年畫國際論壇”期間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經過8年多針對年畫產地的田野普查，他牽頭出版了22卷《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和14卷本《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准備推動中國年畫申報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但是，總算松了口氣的馮驥才看上去依舊憂心忡忡。他說，自己在現實中經常陷於無奈，有時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東西，很想去挽留它，但是無能為力。
“所以我對我自己評價不高，雖然我努力做，有的時候做了點東西，有些東西干得還不錯。”他說，與現狀相比，這點東西還不是“太像樣”。
自從由作家轉為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者身份以來，69歲的馮驥才常常要跟很多東西賽跑，他的對手有時是權力，有時是市常
比如，他多年前就開始批評全國流行的“舊城改造”，自己也數不清發出過多少聲音，呼吁市長們和地產商們給城市多留點老房子，多留點記憶，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結果令他灰心，“我們600多個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今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60周年座談會上，他又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面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劇，很可能在農村再現。
那次座談，他的開場白是：“這件事有強烈的時間性，因為五千年歷史留給我們的千姿萬態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經到了緊急關頭。”
他形容，每個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書。但還沒等我們去認真翻閱，在“新農村”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它就消失不見了。
今年，他出版了一本新書，《一個古畫鄉的臨終搶救》。他用“臨終搶救”這個醫學術語，描述自己對天津一個即將被夷為平地的畫鄉的心情。“那一刻我心裡在流淚。”
他對記者指出，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在古村落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有一些操之過急的、非理性的或者是利益驅動的傾向，往往在城鎮發展過程中，拆除一個村落的時候，沒有考慮文化應該怎麼安放，怎麼傳承下去，這是讓我特別擔憂的。”
“中華民族的根，實際上深深扎在各式各樣的古村落裡，所以我們希望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把這些根脈保留祝”他說。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名錄專家委員會主任，馮驥才說，經過10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認定了3批、1000多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立了包括法律保護、政府保護、博物館保護、教育保護等在內的一整套保護體系。我國正在進入“非遺後時代”。
他說，“非遺後時代”並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這個時期，有很多新的問題出現。確定了“非遺”，保護才剛剛開始，而不是結束。由於政績觀的問題，很多地方政府熱心“申遺”，卻不熱心保護；由於過分市場化，一些文化遺產又失去了原有特色，比如有些木版年畫就變成了機器印刷。
從2003年開始，馮驥才領導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發起“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他時常被人詢問“搶救和保護的關系怎麼擺”，他的回答是——搶救是專家的事，保護是國家的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政府不知道哪個東西好，就由專家去搶救，但是搶救完了保護，專家就沒那本事了。科學的保護，離不開專家。政府如果不聽專家的，很容易造成保護的反面——破壞。
馮驥才並不反對市場，但他反對“開發”文化遺產，他認為“開發”這個詞彙容易使人過分注重經濟利益。他注意到，在文化遺產市場化的過程中，市場上充斥著大批假冒偽劣、相互模仿、急功近利的東西。他在西安見過，著名的滑縣皮影開始用機器壓制，見不到傳統的刀法，文化含量就降低了。“把純正的東西弘揚了，經濟上獲利才更大；越是遷就市場，價格越低。”
這位自認為失敗的文化名人每天都會收到全國各地的來信，“這兒請我幫忙，那兒又要拆東西了”。他想找個時間一封一封回信，但是又不知怎樣回復。“我怎麼安慰他呢？我幫不了實際的忙，我只能說說話而已。有時候地都賣出去了，馬上就拆了，怎麼辦呢？”但是不回信，他又覺得“過意不去”。
所以很多時候，他只能苦笑。但是，他又覺得，“不能因為無奈，你就不去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呼喚整個社會的文化良知”。他說，中國要從文化大國變成文化強國的任務，不是中央政府開一個會就能解決的。在這個時代，文化良知的聲音應該成為一種強音。就像在宣布推動中國年畫“申遺”時，他也承認很可能存在重重困難，但他表示，准備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來做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