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自認文化失敗 欲以愚公精神助年畫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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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1月5日,69歲的馮驥才在天津大學對記者說,在文化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從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以來,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東西賽跑,他的對手有時是權力,有時是市常本報記者 張國攝 大名鼎鼎的馮驥才承認自己“失敗”了。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剛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我覺得,在文化上,我是個失敗的人。” 他是在11月5日~6日,天津大學召開“中國 ...

11月5日,69歲的馮驥才在天津大學對記者說,在文化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從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以來,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東西賽跑,他的對手有時是權力,有時是市常本報記者 張國攝

大名鼎鼎的馮驥才承認自己“失敗”了。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剛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我覺得,在文化上,我是個失敗的人。”

他是在11月5日~6日,天津大學召開“中國木版年畫國際論壇”期間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經過8年多針對年畫產地的田野普查,他牽頭出版了22卷《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和14卷本《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准備推動中國年畫申報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但是,總算松了口氣的馮驥才看上去依舊憂心忡忡。他說,自己在現實中經常陷於無奈,有時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東西,很想去挽留它,但是無能為力。

“所以我對我自己評價不高,雖然我努力做,有的時候做了點東西,有些東西干得還不錯。”他說,與現狀相比,這點東西還不是“太像樣”。

自從由作家轉為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者身份以來,69歲的馮驥才常常要跟很多東西賽跑,他的對手有時是權力,有時是市常

比如,他多年前就開始批評全國流行的“舊城改造”,自己也數不清發出過多少聲音,呼吁市長們和地產商們給城市多留點老房子,多留點記憶,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結果令他灰心,“我們600多個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今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60周年座談會上,他又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面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劇,很可能在農村再現。

那次座談,他的開場白是:“這件事有強烈的時間性,因為五千年歷史留給我們的千姿萬態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經到了緊急關頭。”

他形容,每個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書。但還沒等我們去認真翻閱,在“新農村”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它就消失不見了。

今年,他出版了一本新書,《一個古畫鄉的臨終搶救》。他用“臨終搶救”這個醫學術語,描述自己對天津一個即將被夷為平地的畫鄉的心情。“那一刻我心裡在流淚。”

他對記者指出,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在古村落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有一些操之過急的、非理性的或者是利益驅動的傾向,往往在城鎮發展過程中,拆除一個村落的時候,沒有考慮文化應該怎麼安放,怎麼傳承下去,這是讓我特別擔憂的。”

“中華民族的根,實際上深深扎在各式各樣的古村落裡,所以我們希望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把這些根脈保留祝”他說。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名錄專家委員會主任,馮驥才說,經過10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認定了3批、1000多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立了包括法律保護、政府保護、博物館保護、教育保護等在內的一整套保護體系。我國正在進入“非遺後時代”。

他說,“非遺後時代”並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這個時期,有很多新的問題出現。確定了“非遺”,保護才剛剛開始,而不是結束。由於政績觀的問題,很多地方政府熱心“申遺”,卻不熱心保護;由於過分市場化,一些文化遺產又失去了原有特色,比如有些木版年畫就變成了機器印刷。

從2003年開始,馮驥才領導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發起“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他時常被人詢問“搶救和保護的關系怎麼擺”,他的回答是——搶救是專家的事,保護是國家的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政府不知道哪個東西好,就由專家去搶救,但是搶救完了保護,專家就沒那本事了。科學的保護,離不開專家。政府如果不聽專家的,很容易造成保護的反面——破壞。

馮驥才並不反對市場,但他反對“開發”文化遺產,他認為“開發”這個詞彙容易使人過分注重經濟利益。他注意到,在文化遺產市場化的過程中,市場上充斥著大批假冒偽劣、相互模仿、急功近利的東西。他在西安見過,著名的滑縣皮影開始用機器壓制,見不到傳統的刀法,文化含量就降低了。“把純正的東西弘揚了,經濟上獲利才更大;越是遷就市場,價格越低。”

這位自認為失敗的文化名人每天都會收到全國各地的來信,“這兒請我幫忙,那兒又要拆東西了”。他想找個時間一封一封回信,但是又不知怎樣回復。“我怎麼安慰他呢?我幫不了實際的忙,我只能說說話而已。有時候地都賣出去了,馬上就拆了,怎麼辦呢?”但是不回信,他又覺得“過意不去”。

所以很多時候,他只能苦笑。但是,他又覺得,“不能因為無奈,你就不去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呼喚整個社會的文化良知”。他說,中國要從文化大國變成文化強國的任務,不是中央政府開一個會就能解決的。在這個時代,文化良知的聲音應該成為一種強音。就像在宣布推動中國年畫“申遺”時,他也承認很可能存在重重困難,但他表示,准備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來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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