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襄樊城西的隆中山坡上，有一處“三顧堂”。門前有3棵千年古柏；院內的草廬裡有一張古式臥榻，一派靜謐。我身處的地方，便是當年劉備、關羽、張飛三顧的“草廬”。此時正是新春時節。古色古香的草廬裡，彌漫著高雅脫俗的氣息，讓我有一種時空交錯的感覺，似乎回到了一千八百年前的漢末建安年間。恍惚之中，“三顧茅廬”的場景在我眼前重現了：臥榻上，諸葛亮睡得正酣；劉備拱手而立，靜候階下；關羽、張飛站在門外，煩躁不安。兩個時辰後，諸葛亮才醒來，與劉備暢談天下大勢，留下了享譽千古的“隆中對”……
羅貫中把“三顧茅廬”寫得婉曲有致，情韻深長，讓讀過或者聽過《三國演義》的人，到這都會發思古之幽情。
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離開了他耕讀10年的第二故鄉隆中，出山輔佐劉備。從此，這條“臥龍”開始游步中華大地，在歷史的舞台上夭矯騰飛。那片山環水抱的躬耕地，似乎也沾上了他的靈氣，千百年來，一直引人注目。
諸葛亮躬耕何處
長期以來，關於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陽說”和“南陽說”兩種說法。“襄陽說”認為是在襄陽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陽說”認為是在南陽的臥龍岡，也就是今天河南南陽市西郊的臥龍岡。兩種觀點相持不下，爭論曠日持久，以致成了一樁歷史上的“懸案”。
對於這個問題，西晉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正文中寫得並不清楚，只說諸葛亮在其叔父諸葛玄去世後，“躬耕隴畝”。南朝宋裴松之注釋時，引用了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漢晉春秋》的記載：“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裡，號曰隆中。”這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隆中”這個具體地名和它的方位。然而，《諸葛亮傳》收錄的《出師表》中，又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數語。那麼，“隆中”和“南陽”這兩個地名的關系如何？後人由於歷史地理知識不足，往往混淆不清。這是造成“襄陽說”和“南陽說”兩說並存的根本原因。
羅貫中在寫作《三國演義》時，對諸葛亮的躬耕地寫得有些含糊。小說第三十六回，徐庶走馬薦諸葛時，對劉備介紹道：“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裡隆中。”這來源於《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後面又說：“（諸葛）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為‘臥龍先生’。”這又來源於《出師表》；只是其中的“臥龍岡”並非來源於史籍，而是由於諸葛亮被人稱為“臥龍”，後人便將其隱居之地的山岡叫作“臥龍岡”，這叫“山以人名”；《三國演義》說先有“臥龍岡”，然後諸葛亮自號“臥龍先生”，恰恰顛倒了因果關系。到了第五十二回，羅貫中又讓諸葛亮自稱“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因為古人自稱，總是用其籍貫，所以諸葛亮只能自稱“琅琊諸葛亮”（琅琊系王國名，屬徐州，治所在今山東臨沂，東漢時王國相當於郡）。但這樣一來，卻使得許多普通讀者更加感到模糊不清。
《三國演義》問世三百多年之後，清代襄陽人顧嘉衡到南陽就任知府，襄陽人、南陽人都要他給個說法，這是一個兩難問題。作為襄陽人，他在感情上肯定傾向襄陽；但他在南陽做官，又不能得罪南陽人。怎麼辦呢？於是，他在南陽臥龍岡題寫了這樣一幅對聯：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他的才氣暫時回避了眼前的難題，但這只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處理，並沒有給出一個答案。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在襄陽還是南陽？問題依然存在。
時間到了公元1990年，由於《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中有一張是“三顧茅廬”，圍繞這組郵票在何處首發，襄樊、南陽又展開了激烈爭論，兩地分別舉辦了學術討論會，出版了論文集。最後國家郵票發行部門決定：兩地均可自辦首發式，總算暫時化解了矛盾。但爭論並未停止。2003年烽煙再起：襄樊的父母官為了使已被刪除了十余年的《隆中對》重現語文教材，幾年間數度進京，終於在這一年讓它重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語文教材，其中對篇名有如下注解：“隆中，山名，在現在的湖北襄樊。”另外在《出師表》中對“南陽”一詞注解為：“南陽，郡名，在現在的湖北襄陽一帶。”這一注解在南陽掀起軒然大波，南陽市為此舉行了“捍衛歷史，尊重史實，諸葛亮南陽躬耕地萬人簽名活動”。
我認為，要解答這個問題，有兩個關鍵之處。
第一，同一地方，古今名稱可能不同。東漢時的南陽郡，是荊州的一個大郡，下轄
37個縣，治所在宛縣（今河南省南陽市），其轄區比今天的南陽市大得多。“隆中”則是一個小地名（估計是鄉邑名），位於南陽郡和南郡的接壤地區，行政上屬於南陽郡鄧縣（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北）管轄，而具體地理位置則在南郡襄陽縣城西20裡（今湖北省襄樊市城西13公裡處）。事實上，《漢晉春秋》那句話，已經將二者的關系說得明明白白。南北朝時期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肯定了習鑿齒的說法。但是，由於歷史地理的變遷和人們政區概念的變化，後代一些人將東漢時的南陽郡與元代以後的南陽府（治所也是在今天的河南南陽）混為一談，將《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一語，坐實為諸葛亮躬耕於今天的南陽市，使原本清楚的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其實，“躬耕於南陽”用的是大地名，就像我今天說“我在四川工作”一樣（四川省會成都的人、四川任何一個縣的人，均可如此說），而具體的地點，還需具體落實。
第二，同一地方，古今的隸屬關系常常會有變化。只要認真理解《漢晉春秋》那句話，我們就可以明白，諸葛亮隱居躬耕之地在隆中，這本身是沒有疑問的。只是隆中的行政隸屬關系古今有所不同：東漢時隸屬南陽郡鄧縣，其具體位置靠近襄陽；今天則隸屬湖北省襄樊市。像這種隸屬關系發生變化的情況，在歷史上數不勝數。例如著名的漢中地區（大致相當於東漢三國時期的漢中郡），東漢三國時均屬於益州（治所在今成都）；西晉建立後，漢中郡改屬梁州（治所在今陝西漢中）；南宋時，漢中隸屬四川宣撫使；而今天的漢中隸屬陝西剩現在的一般讀者把四川略等於東漢三國的益州，這並無大錯；但如果說今天的漢中屬於四川，那就鬧笑話了。同樣，今天一些省之間的若干毗鄰地區，兩千年來，其行政隸屬關系也屢有變化。我們不能以今繩古，自我淆亂。漢末的隆中行政上隸屬南陽郡鄧縣，卻靠近襄陽。這就類似於今天四川廣元市北部的某個村，行政上隸屬廣元市（1985年以前則隸屬綿陽地區）；但在地理位置上，它距廣元市區有六七十公裡，距綿陽市區有二百幾十公裡，距四川省會成都則有大約四百公裡，而距陝西寧強縣只有二十公裡。我們既不能否定它在行政上隸屬四川省廣元市，也不能否定它離陝西寧強更近的事實。
如上所說，不僅是我個人對這個“懸案”的解答，而且是史學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諸葛亮躬耕地就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城西13公裡的隆中。盡管如此，我對持“南陽說”的同志仍然抱著理解和尊重的態度。因為諸葛亮是全體中國人的驕傲，任何地方都有權力尊崇和宣傳諸葛亮。
赤壁古戰場之爭
湖北赤壁市（原蒲圻縣）素稱湖北的南大門。赤壁山在赤壁市西北40多公裡的長江南岸, 是一脈相連的長嶺山。山上隆起三座山包，頭部的叫赤壁山，中間的叫南屏山，尾部的叫金鸞山。
登上赤壁山頂，站在屹立於臨江絕壁之上的翼江亭裡憑欄北望，江水滔滔。這裡傳說是周瑜當年指揮水戰的哨所。長江對岸就是烏林（在今湖北洪湖東北，長江北岸烏林磯），當年“火燒烏林”時曹操屯兵的大本營。不過那裡早已沒有了樹林，只是一片江岸荒灘。
這又是一個存在爭議之地，因為關於赤壁之戰的地點，自南北朝以來就有不同的說法。直到今天，人們似乎還可聽到那些喧囂了千年的爭執仍然此起彼伏。
其中一股最強大的聲音說，赤壁古戰場就在湖北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西北約40公裡的長江南岸，與江北的烏林相對。近代以來，“蒲圻赤壁”說已經成為史學界的公論，其主要根據是：綜合《三國志》的有關記載，當年曹操南下的進軍路線是：新野—襄陽—當陽—江陵—赤壁。曹軍在長江南岸的赤壁初戰失利，退屯江北的烏林；後在烏林遭火攻而大敗，由華容道逃奔江陵（今湖北荊州市）。而今天的蒲圻赤壁、洪湖烏林和位於湖北監利東北的華容古道與《三國志》記載的赤壁—烏林之戰及曹軍敗退江陵的路線等地形、方位完全吻合。唐宋以來，在蒲圻赤壁、洪湖烏林的岩縫、地下發現了當年大戰的許多折戟、斷槍、箭鏃等。最近幾十年來，又在蒲圻赤壁的地下發現了刀、矛、劍、戟、斧、箭鏃、銅鏡、銅錢等文物千余件。經考古學家的鑒定，證實這些鐵制兵器和銅鏡、銅錢，都是東漢晚期的遺物。這些都是蒲圻赤壁就是當年赤壁—烏林大戰的古戰場的鐵證。
第二種聲音說，古戰場在今湖北黃岡（黃州）西北。這種聲音也是振振有詞：曹操占領襄陽後，只是派曹仁進據江陵，他本人則率大軍沿漢水直趨江夏（治所在今漢口），然後順江東下，在今黃岡（黃州）赤壁一帶與孫劉聯軍相遇。但此說難以成立。首先，黃州赤壁本名赤鼻磯，後來才被稱為“赤壁”。《三國志》明明記載赤壁在長江南岸，黃州赤壁卻在長江北岸。其次，如果赤壁—烏林大戰的地點在今黃州赤壁的團風鎮，那麼，曹軍既敗，就應向北逃回許都或向西北退保襄陽，何必要往西南的華容道去受罪呢？再次，持此說者以北宋大作家蘇軾（東坡）貶謫黃州時寫下的名作《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詞為論據，認為蘇軾寫的就是赤壁古戰常但是，蘇軾在《赤壁懷古》詞中寫得很清楚：“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這分明是說，他只是聽當地人有此傳說，借此抒發對三國英雄的追慕和自己壯志難酬的感慨。這樣的浪漫主義聯想，豈能當作考證的結論？
正因為這樣，長期以來，人們把黃州赤壁稱作“東坡赤壁”，或者“文赤壁”；把蒲圻赤壁稱作“三國赤壁”，或者“武赤壁”。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
我順著赤壁磯頭陡峭的石級直達江岸，仰望峭壁上的“赤壁”二字，頗感壯觀。早在宋代，這二字就已鐫刻在峭壁之上了，已歷經千年風雨的剝蝕和江濤的衝刷。在石壁上，還有一些字跡較小的石刻，都是歷代文人雅士憑吊懷古時留下的詩文，大多已模糊不清了。不僅僅是中國文人喜歡在石頭上留下痕跡，希腊人也喜歡，不過他們在雅典衛城的石頭上所刻下的大多是他們自己的名字。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用了整整八回的篇幅，大書特書了“赤壁之戰”，創造出一個波瀾壯闊異彩紛呈的世界。他天才的想像力覆蓋了史籍對此次戰役簡單的記載，讓後來的人們信以為真，以致將小說與史實畫了等號。同時，由於羅貫中歷史地理知識不足，這一情節單元出現了許多地理錯誤。
赤壁究竟在哪裡？羅貫中似乎並不清楚。第四十二回寫曹操奪取江陵後，“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荊、峽，東接蘄、黃，寨柵聯絡三百余裡。”曹軍戰線綿延近千裡，大本營在何處卻不明確。第四十五回寫周瑜率領吳軍“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裡，船依次第歇定。”曹軍則在三江口西邊。三江口位於今黃州赤壁以西50裡的團風鎮對岸，依此敘述，雙方交戰地點就在黃州赤壁對岸了。第四十八回又寫曹操在大船上置酒設樂，“東視柴桑（今天的江西九江）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覷烏林”，不禁橫槊賦詩。這顯然是來自蘇東坡的《前赤壁賦》。盡管敘述矛盾，但他顯然是深受蘇軾作品的影響，誤把黃州赤壁當作三國赤壁了。
另外書中敘述與赤壁相關的地點時，還有許多錯誤和混亂。過去的人們是看三國戲, 聽三國故事，讀《三國演義》。只沉迷於華彩的故事情節，而忽略了小說中的地理錯誤。在地圖發展到“一目了然”的今天，具備高文化水准的讀者，文圖相對之下再重讀它時，就能看到“赤壁大戰”中的地理描寫矛盾百出。這樣的錯誤就不能不影響接受效果了。但是，盡管存在這些地理錯誤，“赤壁之戰”的故事仍然洋溢著傳奇色彩，閃爍著智慧的光輝。風起雲湧荊州城
從赤壁市來到古城荊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古城牆。自從關羽守荊州時修築過，後來又代代重建，今天的土城牆則是清初在明代舊城基上重建的。
東漢荊州原轄七郡：南陽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陽）、南郡（治所在今湖北荊州）、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武昌）、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零陵）、桂陽郡（治所在今湖南郴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長沙郡（治所在今湖南長沙）。劉表出任荊州刺史時，從南陽郡、南郡分出部分縣，先設置章陵郡，後又設置襄陽郡，於是荊州共轄九郡，不過，整個地盤實際未變。赤壁大戰以後，曹、劉、孫三家三分荊州：曹操占據南陽郡和南郡、江夏郡的一部分；孫權則占據南郡、江夏郡的另一部分；劉備占據長江以南的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敗曹操大將曹仁，占據整個南郡。次年，周瑜死後，孫權采納魯肅之議，把南郡“借”給劉備，這就是所謂“借荊州”。劉備奪得益州後，孫權索還荊州，雙方以湘水為界，江夏、長沙、桂陽三郡屬孫權，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屬劉備。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遣呂蒙偷襲南郡，關羽敗走麥城（在今湖北當陽城東南）。從此荊州絕大部分地盤歸於孫權，劉備僅有益州之地。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荊州治所原在漢壽（今湖南漢壽縣北）；劉表為荊州刺史後，移治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建安十四年（209年），劉備領荊州牧，駐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借荊州”後，又移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關羽鎮守荊州，仍以江陵為駐所。在劉備集團控制下，江陵既是荊州治所，又是南郡治所。
在《三國演義》裡，羅貫中圍繞荊州的爭奪，編織了“三氣周瑜”、“鳳雛理事”、“截江奪阿鬥”、“白衣渡江”、“敗走麥城”等故事。然而在這些膾炙人口的情節裡，也存在許多的地理問題。
本來，荊州系州名，而非具體城名。但羅貫中卻屢次提到“荊州城”，意思是指州治所在地。按照這種意思，劉表為荊州牧時，所謂“荊州城”實指襄陽城；而劉備為荊州牧時，所謂“荊州城”實指江陵城，此時的江陵，既是一個縣，同時又是南郡郡治、荊州州治，此外並無單獨的“荊州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然而，羅貫中對荊州治所究竟在何處卻模糊不清，特別是不知道劉表的荊州治所與劉備的荊州治所的區別，常常把“荊州城”、江陵、南郡混為一談，這就導致“三氣周瑜”中某些地理敘述的混亂。
其一，南郡守將曹仁所居的“南郡城”實際上是指南郡的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周瑜去攻打的是江陵城，趙雲乘虛而入的也是江陵城，這之外並無單獨的“南郡城”。其二，江陵在長江北岸，周瑜原在江南，所謂吳軍“渡過漢江”去進攻江陵和整個南郡說不通，應該是“渡過大江”（長江）。其三，諸葛亮“教張飛襲了荊州”，意指命張飛襲勸荊州城”。也就是江陵。既然趙雲已經乘虛奪取了江陵，張飛又到哪裡去襲勸荊州城”呢？其四，三氣周瑜時，周瑜正在江陵城下，守城的是趙雲，因此，所謂“關羽從江陵殺來”也是說不通的。這一部分地理描寫便被攪成了一筆糊塗賬。
諸葛亮躬耕地爭論的焦點，其實就是南陽郡與南郡的具體分界在哪裡，也就是說，隆中到底是不是歸屬南陽郡的問題。如果隆中屬於南陽郡，那諸葛亮躬耕地還有一爭；如果隆中不歸南陽郡管轄，那不管怎麼說，諸葛亮就不會躬耕在隆中，因為諸葛亮自己說過：“臣本布衣，躬耕在南陽。”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首先，東漢末年諸葛亮躬耕南陽時襄陽縣及隆中是否屬南陽郡？隆山是阿頭山的後起名山，隆中即隆山之中，此時襄陽縣不屬南陽郡，隆中在漢江南岸的襄陽縣，這是古今史學界公認的事實。
其次，諸葛亮寫《出師表》時，襄陽、南陽的區劃狀況。在這一時期，襄陽和南陽是對等的，都是郡，鄧縣此時屬襄陽郡，不論隆中是否屬鄧縣，在此階段，在諸葛亮和陳壽的心目中，襄陽與南陽不能混為一談，隆中也不能和南陽劃等號。
第三，陳壽寫《三國志》時用的地名是何時的區劃？許多《三國志》記載人物籍貫的例子，陳壽相當多是以三國魏和西晉初的行政區劃來標注三國時期的事件發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東漢時期的行政區劃。這一時期南陽郡的範圍已大大縮小，只轄冠軍、氵育 陽、比陽以北的十幾個縣，不轄鄧縣、唐河、新野。同時南陽郡和襄陽郡之間還隔著義陽郡和南鄉郡，將襄陽與南陽混為一談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第四，南陽能否指宛城，即今日的南陽城區呢？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將州、郡、縣等行政區劃名稱逐步演化為治所的名稱屢見不鮮。如王莽第一個把南陽這個名字冠於宛城頭上，此後南陽既指南陽郡，也指宛城。同樣，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國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依次類推，諸葛亮《前出師表》中的“躬耕於南陽”與《後出師表》中“困於南陽”一樣，都指的是宛城。
第五，假設當時的隆中地屬南陽鄧縣，那麼在《三國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陽代替或暗指呢？根據史料，劉表任荊州刺史時，把治所由漢壽遷到襄陽，從此襄陽地位更加重要。《三國志》中襄陽、樊城近在咫尺都分辨得很清楚，諸葛亮如果躬耕在襄陽隆中，為何不提襄陽，而偏去附會２００余華裡外的南陽？為什麼諸葛亮要用“南陽”和“草廬”，而不用“襄陽”和“隆中”，這不僅是一個區域歸屬問題，而是他對這兩個名稱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還有，諸葛亮早年生活時代的行政區劃已被戰亂弄得模糊不清，人們只能以實際的歸屬或比較精確的地名來稱謂自己的所在。當時襄陽是劉表的勢力範圍，即便今襄樊隆中原來屬於南陽鄧縣，也是劉表的統治區域。如果諸葛亮真的是在遠離南陽２４０華裡，而距襄樊僅２０華裡，且屬於劉表統治區的隆中的話，那麼他只能稱自己躬耕於襄陽，而不會說躬耕於南陽。當然，總樓主轉貼的資料中稱：“諸葛亮隱居躬耕之地在隆中，這本身是沒有疑問的。”
真的如此嗎？
“襄陽說”最大的缺點就是硬是把歷史上一切記載諸葛亮與隆中關系的資料一股腦的理解為諸葛亮在隆中躬耕。即：把諸葛亮的留學之地隆中牽強附會為諸葛亮的躬耕之地。
其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即可發現，凡是涉及諸葛亮與南陽關系的史料。十有八九都有“躬耕”“草廬”這些躬耕地的關鍵字眼。如：首先諸葛亮自己明確的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嚴從在<<擬三國名臣贊序>>稱：“先主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待主。”趙均的<<金石林時地考>>稱：廬“在南陽城西南七裡”。劉禹錫在<<陋室銘>>曰：“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等等。
而凡是涉及諸葛亮與隆中的關系的基本上都沒有“躬耕”，“草廬”這些關鍵的字眼。因為在宋代以前的古人是清楚的，諸葛亮在南陽躬耕。在隆中求學。這是兩個有明顯區別的客觀事實。如<<魏略>>上所說：“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學。”司馬光<<資治通鑒>>：“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就連襄陽方面認定的鐵杆證據<<漢晉春秋>>也只是說:“〔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裡,號曰隆中。”請注意：話中沒有提到草廬，沒有提到躬耕，只有個“家”字，而平山武侯祠，平頂山諸葛廟村，金雞塚，西湖村諸葛廟，方城小史店石峽口諸葛遺址等均可稱為諸葛亮的“家”。而眾多的家與唯一的躬耕之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家與躬耕地等同起來，仍然是“襄陽說”的附會隱斷而已。
而<<大明一統志>>把兩者的關系說的最為明確：“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陽，往來隆中。”
那為什麼在後來會出現諸葛亮躬耕地的爭論了呢？原來在宋元對峙時期，宋朝的官員已經不能到金人控制下的躬耕地南陽去拜謁諸葛亮了，只能到諸葛亮的留學之地隆中去拜謁。又因為諸葛亮躬耕地特殊的歷史意義，久而久之，就有別有用心者將隆中附會為諸葛亮的躬耕之地。但這裡面岳飛除外，岳飛北伐中原，班師路過南陽武侯祠，曾在武侯祠內書寫諸葛亮<<出事表>>以銘志。其序為、“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祠、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飛並識。”
到了元，明，清三代，又明確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臥龍崗，從而否定了“襄陽說”。如<<大元一統志>>：“臥龍崗在南陽縣境，諸葛孔明躬耕之地。”。<<大明一統史>>：“臥龍崗在府西七裡。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十裡，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中。時人喻孔明為臥龍，因號其崗雲。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大清一統志>>、“諸葛草廬，在南陽縣七裡臥龍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