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學界一位專家認為，50年來，中國地理學界在滿足國家需求方面所做的貢獻是世界第一的。
然而，對它自身的發展，有人對當代地理學提出了一些困惑，“中國的地理學到底往哪個方向發展，在近20年來一直是飄忽不定的。”一位周邊學科的學者也表示，他一直在和地理學家一起工作，但“地理學到底是干什麼的，應該怎麼做？這些理論性的東西，在地理學內部，也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面對這種看似矛盾的局面，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的專家和學者。
一個世界的質疑
其實這種困惑，從起步開始就一直伴隨著近代地理學，特別是中國地理學。在科學史所搞近代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張九辰看來，“對地理學科學性質的不同解釋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19世紀伴隨著人類對世界認識的擴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學者已無法掌握整個地理環境的全部知識。“19世紀末期，整個世界都在問：什麼是地理學？”
中國科學院院士鄭度在這個視野下，回顧了中國地理學界在近現代時期，對地理學生命本質的探索。
19世紀中期，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的時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學科。大氣科學、地質科學、海洋科學等學科都包含在其中，當時人們對地理學的認識比較籠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說法，是這種籠統性的一種表現。隨著學科的不斷分化，大氣科學、地質科學、海洋科學從地理學中分離，各自獨立成為新的學科，有些學科甚至發展成比地理學更大規模的學科。當學科分化越來越細的時候，就產生了地理學是否具有其獨立的研究對像而不與其他學科發生疊置的問題。
“基礎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靈魂”。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有明確的研究範圍、完整的研究對像、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獨立的應用領域。那麼地理學的範圍、對像、方法和應用領域到底是什麼？張九辰在研究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後認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界，對此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
而中國地理學會名譽理事長吳傳鈞院士則把這一特點追溯到了更久遠的古代，他說，“這是一個漫長的階段，從奴隸社會開始，包括整個封建時代。古代地理學在文獻中往往和哲學、歷史學乃至文學交叉在一起，個性不突出。”
在危難之際
上世紀30年代後，大氣、地質等地學其他學科的高速發展，特別是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的暫時領先，曾給地理學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相形之下，地理學在這一時期便顯得有些捉襟見肘。鄭度說，自從學科產生了分化，地理學家就把海洋留給了海洋科學家，把大氣留給了大氣學家……地理學在縮小它的範圍。更致命的是，手段落後導致了認識膚淺，在那個時候，地理學在地球科學系統中地位比較低。他回憶說，在他求學的時候，地理學的知識局限在解釋諸如從北京到鄭州怎麼走、有什麼山等，相對簡單的問題。
使研究深入下去，是二戰以後擺在地理學家面前的關鍵出路。鄭度說，過去地理學把自然地理學要素分為氣候、水文、地貌、土壤、植被、人類社會，這樣發展下去不是不可以深入，但會使研究向彼此孤立的方向發展。怎麼辦？
已故院士黃秉維被公認為當代中國地理學的開拓者之一，在這個關鍵時候，他提出了進行“過程研究”的理念，通過對陸地表面物理過程、化學過程、生物過程的研究，通過過程研究把學科結合起來，使地理學研究得以深入。
鄭度說，近五十年來，地理學家逐漸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國進行綜合自然區劃、農業區劃，以及上世紀80年代進行國土開發整治的工作中，地理學家所作出的貢獻，是其他學科不能相比的。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陸大道院士則把50年來地理學的貢獻總結為七大成就：青藏高原隆升的研究；西北干旱地區的研究；黃土高原研究；黃淮海綜合治理；中國國土開發；農業區劃問題研究；以及目前在很多領域廣泛使用的GIS模型，也是由地理學界率先開發的，這在我國具有開拓性意義。
地理學的生命
有人說，黃老一生都在探求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方向，還有人說，他的探索一直沒有終止。鄭度院士說，如果非要定義地理學的邊界，從目前看不太現實，畢竟地理學涉及學科很多，原則上通過地理學家的觀察研究，找出結論，但不能樣樣都做，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卷入了其他學科，把握界限是不太容易的。
北京大學王恩湧教授曾給地理學下了一個非常通俗的定義，沒有人的地球環境是地質或地球科學其他學科的對像，有了人的地球環境，就是地理學的對像。他把地理學比做一個舞台，他說，現實需求什麼，這個舞台就可以上演什麼。在他看來地理學是綜合的，更是包容的。
那麼這種包容背後，最大的支撐又是什麼呢？鄭度說，地理學在綜合各學科之後，誕生出一種全局、整體的眼光，這種全局性、整體性是地理學的生命。因為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和一些重大國際研究計劃如IGBP、IHDP、IPCC等，都是綜合性的問題，不是某一個學科的單獨研究就可以解決的，必須通過多學科的共同研究。而研究過程中，與地理學相關學科的專家，往往只從本學科的角度看待問題、解決問題，地理學家就善於綜合各個方面的成果，提出全面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有一些區域性問題的研究，如青藏高原、黃土高原等，也充分地印證了這一點。
早在黃淮海治理之初，黃秉維就用他地理學家眼光提出了：黃淮海地區是否能發展耗水量大的高產作物的疑問。後續的地理學家繼承了他的疑問，得出該地區適合發展旱作農業的結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個大膽地公開提出中國“地大物不博”觀點的人，就是地理學家，這種整體的眼光，常常成為決策的重要依據。陸大道院士曾自豪地說，近50年來，中國地理學家在滿足國家需求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是世界第一的。
有人說，地理學本來就是一個平民化的學科。因此，能滿足國家需求，或許就應該成為地理人的驕傲。鄭度說，國外很多地理學家，對中國地理學家非常羨慕，他們常常感嘆：“你們竟然能在國家決策上說上話呀１
中國地理學會秘書長張國友認為，地理學邊界不清是現實存在的，而換一個角度看，地理學在發展和分化過程中，一直為其他學科提供滋養，很多學科都是受地理學的孕育而發展起來，在為其他學科提供生命和養料上，地理學科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發展中的困惑
中國地理學家與國外地理學家在研究方向上差別很大，這幾乎是學科內外公認的。一些人認為，是國外地理學家偏離了方向，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中國地理學家沒有找到自己的路。記者在這裡不探討這個問題，畢竟按張九辰的說法，從19世紀末，不同國家的地理學家對“地理學是什麼”這個世界級的疑問，給出了以德國、美國、法國、英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不同回答。
既然中國地理學家把國家需求放在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上，那麼在這個層面探討他們的困惑應該是必需的。鄭度認為，目前我們國家部門分割的管理方法，為地理學提供全局性建議帶來了一定難度，比如水利、農業、林業分割管理，各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進行發展規劃，使地理學的全局性眼光很難實施。而發達國家的管理方法則不同，它有一個綜合的部門來統一管理國土資源的利用，有利於從全局的角度進行規劃。
很多學者認為，現階段我國地理學發展還有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地理學界存在只重視為實踐服務而忽視理論研究的傾向，學界中“多專家，少學者”；為了“求生存”，許多地理院系更改了院系名、調整了專業方向，更多地適應了目前我國的市場需求，使地理學的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在學術研究中，也有學者為自身利益只顧迎合行政長官和學術權威的個人意志。
吳傳鈞在論述後現代地理學時，探討了中國地理學目前的任務：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雖然資源豐富但人均占有量卻很低，同時環境惡化問題很嚴重，因此今後地理研究還要把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作為重點來抓，通過多方面的努力把中國地理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由此看來，中國發展需要地理學，而地理學的發展則需要不斷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