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和“三重論證”研究方法的運用，巴文化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但歧見也很多。筆者以為，任何一種文化研究，必須涉及這一特定文化賴以滋生的環境和得以創造的主體，因為這一環境和主體對該文化特質的形成有著決定性影響。而巴文化所涉及的巴地和巴人，明顯存在疆界變遷和人口遷徙的狀況。這種變化說明巴文化本身不具有穩定性和包容性，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多樣性和排他性。這或許是巴文化在秦漢以後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有關研究顯示，巴作為一個地域概念，其疆界並不像中原、齊魯、荊楚那樣穩定。巴的疆域最先大致位於漢水上游陝東南地區與大巴山之間，後作為姬姓巴國之地，則擴大到長江上游與中游之間的川東鄂西地區。先秦至秦漢時期的巴地，是指以川東、鄂西為中心，北達嘉陵江和漢水上游西部的陝南，南及包括黔中和湘西在內的黔涪一大片連續性地域。而文獻所載的巴國，其發祥之地在漢水上游，播遷之地在巫巴山地東翼、清江流域。巴立國川東後，其疆域頻繁變遷：商末周初，出大巴山區而據有漢中東部；春秋前期，向大巴山以東的江漢地區發展；春秋末葉，舉國南遷於長江川鄂之間；隨之向西進入川東，兼及鄂西、湘西、黔北等相鄰地區。可見，巴的疆域變遷很大，巴文化因此表現出鮮明的移民特質。
不僅是疆域變遷透視出巴文化的移民特質，巴人的遷徙路線也表現出某種移民特質。眾多研究表明，巴人大體起源於漢江上游。商周時期，巴人沿西漢水入嘉陵江順流播遷而至現在的重慶，接著轉入長江順流東下分居三峽地區，然後一路輾轉入涪江、沱江前行至成都平原。正是這兩個方向的遷徙，導致了巴人的生活習俗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如今發現的大量巴人考古遺存便是例證。在巴人遷徙的過程中，時常伴隨著征伐和攻掠。所以，巴文化在文化形態上應該屬於一種移民文化，具有不穩定性和排他性。
巴文化移民特質的形成至少應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漁獵生活方式鑄就巴人的無根性特質。《蜀王本紀》載，川中蜀地曾居有蠶叢、柏灌、魚鳧三個氏族，均以漁獵為生。考古發現亦證實，夏商時的巴人遺址，幾乎都在臨江靠河很近的一級或二級台地上，且伴有大量的魚骨或鳥獸骨，其遺址出土的生產、生活用具也具有漁獵經濟特色。有研究指出，巴人為覓食而逐流的自發遷徙，大概起始於夏代後期，其流徙路線當是沿江順流而下。但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漢江中游已遍布文化相當發達的先民聚落，巴人只好另擇嘉陵江順流向西移徙。生產生活方式的樣態反映出文化遺存的狀況。漁獵民族善徙，這容易形成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主動排外與被動改變。當主動排外遭遇外來強勢文化的包圍時，原有的文化要素就會被迫發生改變；反之，則得到加強。事實上，巴文化，或者巴族先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因為巴楚、巴蜀、秦巴的關系，隨時在發生改變，其遺存大多保留在今三峽地區，而在楚蜀兩地的同期則鮮有發現。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巴文化的無根移民特質。
二是征伐攻掠導致巴人的生存性遷移。世居漢江上游的巴人族大國強而為殷商王朝所不容，商王發動的征伐致使巴人大量流徙，後巴人協助周王伐商，至社會動蕩、諸侯紛爭的東周時代，三峽地區因廩君蠻和板楯蠻的壯大，形成了以二者為主體的巴國。春秋中葉，巴國不斷東出襄陽，與楚、鄧爭奪漢東之地。巴國作戰失利後，退出漢水中游至襄陽一帶，南下漢水以西、以南另謀發展之地。春秋晚期，巴國與楚爭鋒未能打通東進道路，於是轉移到巫巴山地的南部和西部地區，進而控制了清江流域一帶，並開始向西發展。戰國初期，巴國已由三峽地區、清江流域西上發展到川東地區，建國立都，其版圖東起三峽地區、清江流域，西至川東。但隨著楚國的西進，巴國的疆域又不斷縮校巴國之都，先由枳遷到江州，再遷往合川，最後止於閬中。公元前361年，楚國攻占了巴之三峽地區和清江流域。隨後，巴國疆域僅剩下嘉陵江流域和烏江下游地區。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後，輕而易舉地滅掉了巴國。迫於生存遷徙的巴人先民，很難改變秦楚的強勢文化，只好退居於高山深谷，延續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而在被秦楚攻陷的地域，巴文化的表征形態則迅速呈現式微之勢。
三是鹽泉的爭奪造成巴人的擴張性遷徙。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巴氏子務相憑著出類拔萃的擲劍才能和駕土船不沉的行水本領取得了部落大酋長的職務，被尊稱為廩君。在廩君的率領下，五姓巴人開始了大遷徙，並毫不留情地射殺了鹽水女神。廩君率部大遷徙，所要尋找的就是天然鹽泉這一重要生活資源。西周宣王時代（公元前827年—前782年），楚王熊渠已由荊山南向長江之濱拓展了大片領土，國勢日強，寶源山鹽泉一直為楚人虎視眈眈。為獨自擁有賴以生存的寶源山鹽泉，公元前611年，庸國趁楚國發生大飢荒和戎人攻打楚國之機而“帥群蠻以叛楚”。當此之際，楚人毫不猶豫地聯合巴、秦，一舉滅掉了庸國，奪得了夢寐以求的寶源山鹽泉，並在巫山設置巫郡以統轄之。此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整個戰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