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古代地理學
至少從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5世紀，中華民族享受著極高的生活水平，超過地球上任何民族。①實際上，中國的佛教徒"發現"歐洲和印度大大早於基督教旅行者來到東方的時間。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5世紀之間，中國文化"在把自然知識應用到有益目的上是世界上最有效的②。中國地理學的研究同其他學術領域一樣，在那時已有長足的進步，超過基督教歐洲所知道的任何東西③。可以毫不誇耀地說，中國古代地理學在世界上是居於領先地位的。但是，中國古代地理學也有其特點和不足的一面，那就是受中國儒教文化"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支配。中國古代地理學較重於對人生事物、自然事物的地理觀察，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融於自然之中的，不存在一個事先制定法則創造世界的神，對脫離人的自然界和地球整體的法則很少考慮。博學的孔子曾經遇到這樣的難題：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這個例子很生動地說明了中國文化特點，地理學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響，我國的地理著述極為豐富，對地理事物的發生過程分析也相當深刻，但關於地球的數理知識研究卻很不夠。
（一）春秋戰國時期
這是諸子百家爭鳴時期，是我國古代學術史上最為活躍的時期。我國最早出現"地理"一詞見於《周易·系辭》中，有"仰天以觀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經》是《山海經》一書中寫作時間最早和地理價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經》是由《山經》、《海經》和《大荒經》組成，《海經》和《大荒經》是後人增補的。《山經》可能在戰國前後，《山海經》可能是漢朝形成的，全書2.1萬多字，承襲了自古以來所積累的地理知識。它記述了400多座山，先按南、西、北、東、中五區，每區分若干山系，每個山系又連接許多山岳。記述以山岳為綱，綜合記述了水、動植物、礦產、特產、神話傳說等，其中還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關系。其記述的範圍遠及黃河和長江流域以外的廣大地區。雖然《山經》中不免有失實和錯誤之處，但對那麼久遠的歷史時代來說，堪稱是一部有價值的地理著述。
《禹貢》成書於戰國前後，雖全書只有1189字左右，但它做為一部地理著作來看，其學術價值在《山經》之上。全書由"九州"、"導山"、"導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時劃分的疆界，將全國分為冀、青、徐、揚、荊、豫、梁、雍、兗等九州，實際上是以河流、山脈、海洋等自然分界劃的，帶有自然區劃的萌芽。九州至今還是中國的代稱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現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導山"部分記述山岳，"導水"部分專寫河流，"水功"記述大禹治水的功績，"五服"部分以都城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候、綏、要、荒等五服，從整體區域角度記述政治和社會生活。
除上述兩部專門的地理著述外，在《尚書》、《周易》、《詩經》、《周禮》、《左傳》、《管子》、《孫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還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內容，如《管子》中"地圖篇"、"地員篇"、"度地篇"等關於地圖，關於土壤、生物、水文諸地理因素的關系，論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說，稱得上是對土壤、生物空間地理規律的最早認識。
（二）秦漢——明清時期
秦漢以後我國較長時間形成了繁榮統一的大國，為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地理知識豐富、地理典籍、書籍數量和地理實踐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領先的地位。雖然我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響，但主體的還是"君權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會，比起15世紀以前歐洲的"神治的社會"思想，學術環境要寬松得多，地理科學同其他領域一樣在世界舞台上還是佼佼者。但是也應看到與諸子百家時代比起來學術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縛。
1.地理探險與游記體地理著作
公元前138年以後，張騫奉漢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從隴西（今甘肅臨洮）經河西走廊、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錫爾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取道昆侖山北麓回長安（圖6-6），中間兩次被匈奴捉獲，歷盡千難萬險，耗時13年之久。這次出使獲得了豐富的地理知識。除親身經歷外，還間接了解到烏孫（伊犁河、巴爾喀什湖一帶）、奄蔡（鹹海、裡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條支（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兩河流域）等地的情況。
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到烏孫後，分遣副使數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於闐（今和田）、扦罕（即扦彌，今於田克裡雅城）等地，公元前115年回長安。張騫之行豐富了中國人民和當時西域各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直至羅馬的東徼、印度的北部。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從此以後雙方使者商人往來不絕，所以張騫西域之行的意義不局限於其本身，而且對地理學的發展、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6年）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地理學家。他足跡遍及當時中國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東起會稽西達川蜀。飽覽了祖國的河山壯麗景色，體察了各地風土人情，搜集了許多外國地理、區域地理資料。其巨著《史記》堪稱一部歷史和地理的百科全書，其中的《貨值列傳》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完整的經濟地理記述。另有《律書》、《河渠書》等氣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專門記述，以及《大宛列傳》、《秦本記》等外國地理和國內區域地理記述，在人物列傳和其他部分也都廣泛地記述了地理知識。
公元76年到102年，班超（32—102年）在西域進行了友好活動。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波斯灣受阻。這是中國旅行家第一次到達波斯灣頭。班超的兒子班勇繼父志出使西域，幾乎一生都在西域渡過，寫成《西域記》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西域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漢朝時候我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幾乎是對整個亞洲了如指掌了。如《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廣東到印尼、緬甸、印度、斯裡蘭卡的航線。
東漢時還開辟了從雲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永昌道"。《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述了日本"依山島為居，凡百余國??土宜禾稻、麻紵、蠶桑?山多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
晉代高僧法顯（約337—422年），65歲時從長安出發經玉門至印度又南下錫蘭、蘇門答腊繞行南海回國（圖6-7），歷經12年之久。回國後撰寫《佛國記》一書，記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情況。他筆下的沙漠是："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帕米爾地區的風光是"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斯裡蘭卡島是"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海上航行"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風逐去，亦無准，當夜暗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黿鱉、水性怪異三屬。"其生動、壯觀的地理風光躍然紙上，不愧為絕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年）於公元627年西行求法，從瓜州（安西）出玉門關，越莫賀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魯番），沿天山南麓，越過蔥嶺北隅的凌山經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後到素葉（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千泉（麥爾吉）、赭時國（塔什干）、颯秣建（撒馬爾罕），出鐵門關（今傑爾賓特西約13公裡處）過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恆河及印度河流域。歸途越蔥嶺後改為南路，經佉沙（喀什）、瞿薩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長安。用了18年的時間，經歷了110多個國家，行程5萬余裡。回國後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和國家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①，不但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後世以玄奘西行為底線，演義成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西游記》，譯成幾十國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謂世界上婦儒皆知。
唐朝為我國歷史上的盛世，國際交往十分頻繁，地理實踐最為豐富，不僅陸路與西部各國有文化經濟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發達。唐朝的遠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堅固，航海技術純熟而聞名於世，往返於國際貿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國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足見當時地理視野之廣闊。對北部的情況，《新唐書·回鶻傳》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所記之海即指貝加爾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晝長夜短的程度，已是遠離貝加爾湖的北極圈附近了。
宋代時羅盤用於航海，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達。宋朝與日本間航行甚為頻繁，幾乎沒有間斷過一年。同時對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發達。周去非和趙汝適搜集當時地理資料分別寫成《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其範圍涉及到南海、東南亞、南洋群島、南亞、西亞、非洲和西班牙等廣大地域。元代時，成吉思汗的遠征使歐亞大陸廣大幅員中的中西交通更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耶律楚材（1218年）、長春真人（1221年）、常德（1259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於西域各地。周達觀（1297年）從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淵（1341年）去南洋諸島、印度洋沿岸、東非各國。這些人寫的游記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獻。早於西方"地理大發現"半個世紀，明代三寶太監鄭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訪問了南洋諸島、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幾十個國家。
鄭和領導的由200余艘船組成的船隊其中有大船60余艘，各長44丈、寬18丈，可載千人，船員最多時達27000多人。這是哥倫布、麥哲倫幾十人幾百人的"地理大發現"船隊所無法比擬的。隨行的馬歡、費信和鞏珍記述了這七次航行盛況和見聞。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了19 國，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40國（其中親見22國），鞏珍的《西洋番國記》記載了20國的風土人情。這些記載的豐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後一次航行制作的《鄭和航海圖》是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蒙巴薩，圖中收入500多個地名，在當時的世界上稱得上首屈一指了。遺憾的是由於封建思想的束縛，鄭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於向海外宣揚皇帝的德威，而沒有更多地注重用於發展工商業和海上貿易，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近代中國肯定會早於西方發達起來的。
綜上所述，我國地理實踐的歷史是悠久的，規模是宏大的。要說"發現"的話，中國人可以毫不誇贊地說，早在西方所謂"地理大發現"很久以前，是中國人首先發現了印度，發現了非洲，發現了後來才"發現"我們的歐洲人。
在古代，游歷探險是推動地理學發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學家可貴的傳統。我國古代那麼多把一生都獻給游歷探險事業的使者、僧侶、文學家和地理學家，正表現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
在現代，世界很多地理學家仍然保持著這種精神，幾乎每年都在進行高山探險、洋底探險、兩極探險和邊遠地區考察，他們從事著被人類注目和崇敬的事業，獻身於人類對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國後，我國進行的珠穆朗瑪峰科學考察、神農架野人考察、長江漂流科學考察、南極考察等，都體現了地理學家不懼艱險的傳統精神，反映了人類偉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質。對今天的地理工作者來說，學習和繼承這種精神是尤為重要的。
2.理論性地理著作
上面講的游記主要在於介紹觀察地區的山川、物產、風土、人情，當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可貴的地理觀察和分析推理。在古代這兩者往往是融為一體很難分開的。相對地說，當時也出現了一些專門論述探討地理現像成因與發展規律的理性較強的著作，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酈道元的《水經注》，沈括的《夢溪筆談》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
《水經》一書大約成書於三國時代，是一部專門記述水道的著作。它繼承發展了《禹貢》的"導水"部分，專記水系，由《禹貢》時的35條增加為137，豐富了我國水系分布知識，但多限於源流和脈絡，仍較簡略。北魏的酈道元（466—527年），繼承了古代學者對水重視的傳統，認為水流是"萬物無所不潤"的客體，決心為《水經》作注，他補充增加到1252河流，全書達20余萬字，長達40卷，是我國當時對陸地水文知識的一次大綜合。他本著"因水而證地"的精神，"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纏，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①，以河流為線索對流經的山、湖和注入的海洋進行連貫記述，對河流變遷進行了考證，並對時前的黃河三次改道都作了考證，對水系區的水汛、泥沙、岩溶、季節變化也都詳加分析考證，被後世學者②贊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遺憾的是酈道元在某些河源（如黃河）仍然承襲了傳統的錯誤觀點。
沈括（1031—1095年）是北宋一位博學的科學家。他寫了綜合科學著作《夢溪筆談》，其中有很多對自然地理的論述。在氣候方面，他指出了氣候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規律，他說："嶺嶠微草，凌冬不凋；並，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意思是說，南嶺的小草冬天不凋而山西的大樹秋則落葉，閩粵沿海桃李冬天可以結實，北方沙漠地區卻只有夏天才可結果，這完全是溫度的地理分布之故。雖然有些地方有點言過其實，但總的來說還是道出了自然分異規律的大勢，這在近千年以前的宋代是很不簡單的。沈括還指出了氣溫隨高度降低的規律，正確解釋了白居易的"人間四月芬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道理。在自然環境變遷方面，他根據化石解釋了滄海桑田的變化，他說："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亙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裡，所謂大陸者皆為濁泥所湮耳。堯殛鯀於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沈括這段對華北平原成因之論述可謂精辟之至了。
沈括的思路很寬，他用潮汐和月亮在時刻上的對應"候之萬萬無差"的道理強調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說："予常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即須據地理增添時刻"，這與現在所說的"港口平均高潮間隙"是完全一個意思。在制圖方面，他編修了天下州縣圖，采用"二寸折百裡"的大比例尺制圖，還用面糊木屑、熔蠟為材料制作過地形模型。在礦物方面，他最早記述了石油的性質、用途，把當時所稱的"石液"定名為"石油"。
明末徐霞客（1586—1641年）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地理學家。他的偉大首先在於他把實地考察方法放在首要地位。正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所評述的那樣，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地理學向新的階段的發展前進了一步"①。徐霞客自幼熱愛祖國大好河山，博覽了大量地理書籍。22歲時開始出游，三十年如一日，游歷了祖國名山大川。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只身走險，"登不必有徑"、"涉不必有津"，寫下了69萬字的巨著《徐霞客游記》。他努力采集植物、岩石和化石標本，直到臨終之前還在病榻上研究遠游帶回的岩石標本，是獻身於地理事業的偉大學者。徐霞客研究最多的是石灰岩地貌。他考察湘、桂、黔、滇用去3 年，計976 日，占其全游日數1463 日的大半，字數達56萬字、占全游記的2/3，這四省區正是岩溶發育最好的地區。他的研究比歐洲最早研究喀斯特地形的愛士信爾（Esper）早100多年。徐霞客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貢獻卓著：
（1）確定岩溶地形的類型和名稱它把漏陷地形分為："眢井"（落水洞）、"盤窪"或"環窪"（圓窪地、漏鬥），用"石山"代表峰林地形，將石芽、石溝、干谷地等地形稱為"石脊"、"石齒"和"枯澗"。此外，還采用了"天生橋"、"丸石"等俗名。
（2）指出岩熔地形發育的地區性差異如對峰林地形他就生動地指出了滇、黔、桂三省區的不同特點："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澗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峰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為多。黔南之山，則界於兩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
（3）對岩溶地形成因進行了分析指出"蓋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潛通，其上皆石骨噓結，偶骨裂土迸，則石出而穴陷成穴焉。"說明岩洞頂塌落而成峽谷和落水洞地形。
徐霞客另一個突出成就就是河源考察和關於河流侵蝕的精辟見解。他根據自己的親身考察寫了著名的《溯江紀源》一文，糾正了沿習已久的長江發源於岷山的錯誤認識。清初的胡渭妄言"岷山導江，經（《尚書·禹貢》）有明文，其（徐霞客）可以麗水（金沙江）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這位食古不化坐而論道的先生與徐霞客比起來不知要渺小多少倍，真是"不足道"也。徐霞客還指出河床比降與流速的關系問題，認為河床比降大則流速急，並用這一原理解釋峽谷的險勢。這些思想可以說與今天的地貌學理論是一致的。此外，徐霞客還親自考察記述了火山、植物與地形的關系，他比沈括說得更為明晰："頂間無高松巨大，即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
除以上介紹的專門地理著述外，在我國古代其他科學著述中如《呂氏春秋》、《汜勝之書》、《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本草綱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地理理論、地理知識方面的論述。
3.方志的發展
方志是以行政區域為單位，敘述其疆域、山川、建置、沿革、戶口、田賦、物產、城郭、風俗、人物、職官、方枝、名勝、古跡、水利、橋梁、祠廟、藝文、災異等，稱得上是古代地方知識的百科全書，既是歷史文獻也是地理文獻。
方志起源很早，在我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最早見於《周禮》，其中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之說，即有專門官員掌握記載四方的事情，供王閱視之意。我國的方志是重要的文化遺產，至今乃不失為政治、歷史、自然科學、地理等學科研究的重要文獻。
方志的種類很多，就區域範圍來講，有全國總志、省志、廳志、州志、縣志、邑志、鎮志、村志、裡志等；就記載內容來講，有綜合性的區域志，也有專記某一方面內容的山志、水志、湖志、泉志、橋志、廟寺名勝古跡志、特產風物志等；就記載形式來講，有專用文字記載、以圖說為主的志和圖文並用的志。下面分別加以介紹。
全國統一的區域志以《禹貢》為最早。如前所述，它分天下為九州，並記載各州的自然、物產、交通等情況。《漢書·地理志》系東漢班固所撰，是我國最早的"沿革地理"、"疆域地理"，共記述了全國103 個郡國及其所屬1314 個縣、邑、道、侯國的建置沿革、戶籍人口、山岳陂澤、水道源流、水利、特產、聚落、名勝等。它最早記述了人口數字（公元2年當時為59594978人）。繼《漢書、地理志》之後又有《畿服經》（晉）、《區宇圖志》（隋）、《諸郡物產土俗記》（隋）、《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唐）、《太平寰宇志》、《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記勝》、《方輿勝覽》（宋）、《大元大一統志》、《大明大一統志》、《大清大一統志》等。其中以《元和郡縣志》和《太平寰宇記》的史籍價值和地理學術價值最大。《元和郡縣志》系唐末宰相李吉甫（758—814年）所撰，是除正史地理志以外流傳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志。《元和郡縣志》原稱《元和郡縣圖志》，所記全國10道47鎮，每鎮前都有附圖，到宋代圖亡志存，才稱此名。它記載了全國10道所屬的府、州、縣的沿革，山川、戶口、貢賦和古跡等。李吉甫很重視編寫地方志的實用性，他在《元和郡縣志》序文中寫道："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真，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功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撫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後之所宜用覽也"。足見其對地理知識於封建統治之重視和以實用為目的而寫地理志的苦心。《元和郡縣志》是我國古代總地志中編寫最好的一部，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它："惟此書為最古，其體例亦為最善。後來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太平廣寰志》為宋初樂史（930—1007年）所撰，共200卷，以宋初疆域為範圍，始於東京終於四夷，以州郡為綱以縣為目，記述了山川、土地、物產、城邑鄉聚，戶口貢賦、建置沿革等，內容十分豐富，是我國地方志史上又一重要著作。
宋代以後至明清兩朝，地方志大增，僅明清的地方志就占我國保存下來的方志總數的90％以上，8000多種方志中清代地方志就有5518 種之多。地方志分盛府、廳、州、縣、邑、鄉、村、裡志等，其中縣志為最多。明清時自然縣志數量頗多，為地理研究提供了極好的素材。
除統一地志和地方志以外，還有一些專門的"風俗記"、"風土記"、"異物志"等，較有名的有三國時譙周的《巴蜀異物志》、萬震的《南州異物志》、沈瑩的《臨海水土異物志》、南齊陸澄的《地理書》等。除上述三種方志外，東漢開始還出現一種"圖經"式的方志，圖者繪其形像，經者文字說明。較為有名的有：東漢時的《巴郡圖經》、隋代虞茂的《區宇圖志》、郎蔚的《諸州圖經集》，現代在敦煌發現的唐代《沙州圖經》、《西州圖經》等。
方志具有重要的地理意義。它記載了歷史上各地區的區域自然地理資料，如氣候、地形、河湖的變遷等，是今天研究自然變遷、氣候變遷和新構造運動等極寶貴的資料。我國地理學家竺可楨先生的名著《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就是大量引用地方志中物候資料寫成的。方志中還記載大量的水、旱、火山、地震等自然災害資料和異常自然現像，這對自然災害的發生規律和預報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如1975—1978年中央氣像局組織全國氣像工作者查閱了大量以地方志為主的古籍，整理出我國近500年旱澇史料及旱澇等級分布圖，對我國旱澇災害長期預報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如1956年編輯出版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也是根據方志的地震災害記載整理出來的，對以後的防震抗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方志中記載了大量的礦藏、特產、物產等重要的自然資源資料，對今天的自然資源勘查、保護、利用仍有重要價值。我國地質學家章鴻釗編輯的《古礦錄》、北京圖書館編的《方志報礦資料）、中國農業遺傳研究所編的《方志物產》等都為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發揮了重要作用。方志中還大量地記載著各歷史時期的人口、經濟、文化情況，是歷史地理、經濟地理、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總之，方志在我國文化典籍寶庫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於有方志的傳統形式，使我國古代地理資料優於同時代其他任何國家，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時至今日地志學仍是地理學發展的重要方面，"統一地理學"的呼聲驟急，這些不能不說與我國長期的方志學傳統影響有關。
4.測量與繪圖技術的發展
我國古代地圖測繪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即：①原始地圖萌芽時期；②傳統制圖理論的奠定和發展時期；③與西方制圖學結合的時期。
嚴格地說，圖史早於字史。文字是在各種圖形基礎上產生的，最原始的山川道路圖形也早於文字，早在原始社會就有了。在《左傳》中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的記載。所謂九鼎相傳遠古時代就有了，九鼎上繪有九鼎之圖是最原始的地圖，後來流傳下來的《山海經》被認為是九鼎圖之說明。清代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說"禹鑄鼎像物，使民知神奸。按其名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此即稱得上我國關於最初原始地圖的一些傳說。
我國早在戰國時期就發明了指南針。到宋、元、明時已廣泛用於航海事業，鄭和下西洋取得橫渡印度洋的成就，正是羅盤針起了作用。指南針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後，在哥倫布、麥哲倫的全球航行中起了關鍵作用。據《周髀》、《九章算術》中記載，我國早在漢代就懂得三角測量。《淮南子·天文訓》上已記載了24方位。東漢張衡的渾天儀和地動儀的發明，在觀測天像、了解地球位置和運動以及預測地震等方面，在當時世界都屬於先進技術。唐代的僧一行（683—727年）主持由南宮說等實地進行了大規模緯度測量，所測子午線一度長123.7 公裡，比阿拉伯天文學家阿爾·花刺子模（Aikhwarism）測得的子午線一度長111.815公裡，要早90年，雖然誤差稍大但畢竟是世界第一創舉。到宋代水准儀已成為測量中常用的儀器。元代的郭守敬在元世祖的支持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全國測量。他創制了簡儀、高表、仰儀、立運儀等十多種儀器，在東西寬6000裡、南北長11000裡的廣大範圍裡布下27個觀測點，僅組織領導這次測量的官員就有14名之多。其內容之多、範圍之廣、精度之高都是空前的。
地圖的制作隨著測量技術的提高愈加精益。據《尚書·洛誥》記載，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先後在洛邑選建城址時就繪有地圖。以後據《周禮》、《管子·地圖》、《孫子兵法·地形》記載，地圖已廣泛用於管理疆土、戶籍、貢賦和戰爭了。1978年河北省平山縣中山國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圖"，以實物證實了戰國時期我國就已能按比例尺繪制地圖。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反映了我國在西漢初年制圖技術就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我國傳統制圖理論的奠基人首推西晉的裴秀。裴秀（223—271年）才華出眾，長期做管理政務的官員，有幸接觸當時宮中所藏的各種前代地圖和文獻資料，加之本人又曾行軍作戰，管理戶口貢賦，有使用地圖的經驗。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制圖的六項原則（制圖六體），對我國傳統制圖學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影響所及，直到清代。裴秀所提出的制圖六體是："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裡，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這是說，制作地圖首先是比例尺，其次是方位，第三要知道兩地間人行路程。第四高下、第五方邪、第六迂直，是說人行距離有高下、方邪、迂直不同，為取得兩地間水平直線距離，必須：高（AB）取下（AC），方（DEF或DGF）取斜（DF），迂（HPQMN）取直（HN）（圖6-12）。裴秀據其理論繪制了《禹貢地域圖》，《地形方丈圖》等全國地圖，其中18篇《禹貢地域圖》稱得是世界上見於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歷史圖集①。裴秀的"制圖六體"除經緯網和地圖投影未涉及外，其他有關地圖繪制的重要原則都提到了，在我國地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自西晉至清初它始終是我國地圖繪制的重要原則，影響極為深遠。
繼裴秀之後較為有影響的是唐代賈耽（公元729—805年），他用一寸折地百裡（1：1500000）的比例尺繪制了面積達十方丈的《海內華夷圖》，同時還繪制了中國到朝鮮、河內、中亞、印度、巴格達的交通圖。宋代最有名的是《華夷圖》和《禹跡圖》。《華夷圖》稱得上是一幅以我國為主的亞洲地圖，對四鄰國家的標示也很詳細。《禹跡圖》繪法精密，海岸、河流位置近於實際，與同時代的歐洲T—O 地圖比起來，不能不使科學史家驚嘆不已①。元代的朱思本親自考察十省地理，歷經十年，精心繪制了《輿地圖》，經羅洪先增補為《廣輿圖》後，一直是元、明、清初繪制全國總圖的範本，其支配中國地圖繪制200 多年。
明中葉以後，隨著西方文化傳入我國，西方的測量繪圖技術也傳入我國，出現了傳統測量繪圖方法與西方技術並行、結合發展的形勢。
公元1629年明代科學家徐光啟采用西方的先進測量技術，實際測定了北京、南京、南昌、廣州四處的緯度，並推算了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湖廣、四川、福建、廣西、雲南、貴州等11個省省會的緯度。到清朝康熙年間，西方傳入中國的測繪技術就更多了。康熙皇帝很重視自然科學，命外國傳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杜德美（PeernsJeartoux）和白晉（JoaehBou-vet）率領我國測繪人員進行了全國性經緯測量，用六七年時間測經緯點641個。同時，清朝還派我國測量人員測繪西藏地圖。珠穆朗瑪峰就是這次測繪中發現的，比英國的測量早135 年。到18 世紀初我國已完成經緯測量，與當時尚未完成本國大地測量的許多歐洲國家相比，實居世界前列。
隨著測量技術的革新，制圖方法也從傳統的"計裡畫方"改為投影制圖了。清康熙年間制作的《皇輿全覽圖》是我國第一次采用地圖投影方法在實測基礎上繪制的地圖。到乾隆年間又制作了《乾隆內府輿圖》，其所繪面積比《皇輿全覽圖》大一倍，內容也更加詳細，其海陸輪廓、地物位置與現在地圖極為接近。
本書用較長篇幅介紹了我國的古代地理學史，目的在於使讀者對我國古代地理學的光輝思想、優良傳統和卓越成就有較深入的了解，以增強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強心。無庸質疑，我國古代地理學在世界上是居領先地位的，在很多方面都遠遠超過歐洲，這是中華兒女值得稱道和驕傲的。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文化上的弱點和不足。我國歷史悠久，文明發源較早，所以很多科學思想、技術，追溯其本源往往可以在中國最先考據到。可是，由於長期儒教文化的統治，中國的文化基本上是以人文科學為主，講的是人治，搞的是八股，對自然科學很不重視。而將自然科學和技術視為匠人之術不是上乘之品，這與歐洲中世紀末期，知識界較廣泛注重自然科學相比是一個明顯的不足之處。因此，就學者個人或某些著述、技術來說，我國可能是世界最早的，但就社會上的普及面、影響面、應用面來說，有些還是落後的。今天在我們學習祖國地理學史的時候，要力戒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四大發明"、"五千年文明"不能成為我們前進的包袱，而應成為虛心上進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