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是從１９世紀中葉起，伴隨著資本主義第二次產業革命開始形成的。我國古代自然不可能有科學界定的生態學，也沒有一部生態學專著。但生態意識的某些因素在我國兩三千年前就產生了。在《周禮》、《國語》、《易經》、《中庸》、《孟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以及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沈括的《夢溪筆談》等著作中，都有生態意識方面的記述。《國語·魯語·裡革斷罟匡君》就比較集中明確地反映了生態意識。尤其是裡革匡君的一番說辭，嚴肅地提出了“以時禁發”的保護自然資源、保護生態平衡的重大問題。
我國古代生態意識的基本思想是使“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做到：孕育不得殺；不夭其生，不絕其長（對正在發育成長期間的生物不得捕殺獲取）；斬伐養長不失其時，“禁發必有時”，“網罟必有正”；取長成之物，不可“絕根”。古人還總結了“以時禁發”的經驗，並且形成制度。古人對什麼季節允許捕獲什麼，禁止捕獲什麼，甚至連用什麼捕獲方式都有明確規定。除此，還設有專職官員進行管理。
古人重視保護自然資源，維護生態平衡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富國利民”。孟子直截了當地把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同國家政治聯系起來，認為這是王道政治的起點，是同“養生喪死”息息相關的大事。孟子的這種認識不僅當時是真知灼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不失其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