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一位村民走過現代和明代長城接壤處。當地政府為開放生態旅游將原本明代長城遺址進行部分拆除重建。 早報記者 王辰 圖
早報記者 李偉 發自 長城沿線
“2006年12月1日，《長城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這是長城事業的一件大事，也是長城保護工作的一個裡程碑。”2012年初，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著名長城研究者董耀會在北京的辦公室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感慨稱。
此時距離條例施行已經整整過去5年。對於大部分關心長城的人而言，《長城保護條例》的頒布是數代人努力呼吁的結果，該條例甚至被賦予了改變中國長城命運的歷史意義。
5年後，昔日對條例抱有極大期待的人們卻發現，長城所遭受的破壞依舊嚴重。中國長城的整體保護工作，依然在艱難而緩慢地進行。
長城保護條例“5年之癢”
2006年10月1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第476號國務院令，公布了《長城保護條例》，該條例定於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彼時，國務院新聞辦發言人在解釋《條例》制定初衷時，坦言：“由於長城是跨越多個行政區域的不可移動文物，各地在貫徹執行文物保護法及其實施條例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對長城造成較大損壞。”
中國長城學會是目前唯一一個全國性的長城工作機構，學會辦公室主任閆健民告訴早報記者，2002年前後學會曾組織專人對長城沿線進行調查走訪。“調查結果是，三分之一的長城基本完好，三分之一殘破不全，三分之一不復存在。”
基於當時長城的破壞情況，2003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聯名8個屆別的45名委員提交了“長城保護工作亟待加強”的提案，建議制定長城保護總體規劃及長城保護的專項法規。
前新華社記者、長城專家成大林參與了當時文物局對長城保護的調研工作。成大林向早報記者透露，經過半年調研，文物局向國務院法制辦提交了一份20萬字的報告。“國務院法制辦研究後，決定針對長城保護問題立法。但長城涉及地質、林業、建築等很多行業和部門，所以立法工作開展得十分艱難。”成大林稱：“每次討論都很激烈。很多建議遭到利益相關部門的反對。”
多方利益權衡下，2006年，國務院第150次常務會議終於通過了《長城保護條例》，條例針對長城的特點和長城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補充完善有關制度、措施，明確長城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對長城保護的責任，以及長城旅游開發應當堅持的原則和條件等。
“國務院為一個具體的文化遺產發布專門的行政法規，《長城保護條例》絕對是第一個，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這是國家對長城保護工作高度重視的體現。”董耀會表示。
“全民熱情”未能拯救長城
國家對長城保護工作的重視，確實由來已久。
中國文物學會主任委員、著名長城專家羅哲文曾回憶稱，1952年，中央在財政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專門劃撥近10萬元人民幣，用於八達嶺長城的修復工作。“我記得我騎著毛驢來到八達嶺時，這裡是一片荒野，周圍有幾間破房子，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但黨和人民政府對保護長城始終是極端重視的。解放以來，多次撥款修八達嶺、山海關等處長城。”羅哲文透露。
公開材料稱，“文革”期間，有人寫信向中央反映，部分群眾在長城周邊拆城磚蓋房子、搭豬圈。李先念曾在信函上批示：“長城不能毀。”另據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張曉雨回憶，“文革”結束後，鄧小平也曾在公開場合叮囑文物局的領導：“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長城，長城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像征嘍１
“小平同志把長城保護提到重塑民族精神的高度，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體現了一位政治家的遠見。”張曉雨感慨稱。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報聯合八達嶺特區辦事處等單位，發起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社會贊助活動啟事發出的第二天，習仲勛在人民大會堂對《北京晚報》報社領導說：“這是一個好的活動，是個大好事。”
真正將這場活動推向全國的，就是鄧小平。1984年9月1日，鄧小平為此次活動題詞：“愛我中華，修我長城”。該題詞在媒體發表後，徹底激發了公眾對長城修復工作的熱情。資料顯示，截至1994年，向該活動捐款的個人數量超過了50萬人，單位、地區捐款者近10萬個，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幣超過2800萬元，修復長城超過6公裡。
“從我上世紀80年代接觸長城以來，我感覺中央對長城的態度很明確，對保護工作非常支持。”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告訴早報記者，“但長城的保護，長期以來始終沒有被列入十分緊迫的地位，而地方在具體操作上，也存在著很多失誤和不足，導致整個長城的消逝和滅亡。”
這似乎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悖論：中央政府的重視和相關條例的存在，依舊沒能阻止長城的消逝。長城究竟在經歷著什麼樣的破壞？
長城到底還有多少傷口
“長城是沒有了，但長城磚家家都有。”2011年底，甘肅永昌縣城關鎮金川西村，67歲的農民周紅年告訴早報記者，他家羊圈的圍牆，都是用從長城上扒下的磚建的。類似的情況在長城沿線極為普遍，山西大同市得勝堡村民李羊羊家中有兩間小屋，所砌磚石就是長城磚。“那個時候蓋房子沒有磚頭，家家都困難，只能掏長城磚了。”
“上世紀70年代，全國上下都在搞‘農業學大寨’運動，長城沿線的居民都鑿長城磚，用於建房和搞生產。”寧夏鹽池縣宣傳科科員告訴早報記者。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1960年代末，該公社號召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此事經《人民日報》報道後，全國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長城沿線的民眾因此將鑿刀揮向了古長城。
“長城的破壞可分成兩種情況，一是不可抗力，也就是自然對長城的損害，比如地震、風蝕和雨蝕等等。”《萬裡長城》編輯部主任鄭嚴介紹道，“還有一種是非不可抗力的破壞，也就是人為的破壞，這是目前對長城最為集中突出的破壞活動。”
目前，尚沒有權威數據能夠說明長城受損毀的情況，但就早報記者走訪情況看，甘肅、陝西和山西等中西部省份境內長城受損最為嚴重，其中有自然環境的原因，但更多則是人為破壞。2002年河北張家口萬全縣狼窩溝境內，某施工單位為修路向農民收購石料。“農民沒石頭就上山去拆長城，以15元一拖拉機將石料賣給施工單位，粉碎後用於鋪路基。最後把1000多米的長城挖地三尺，挖成了一條溝。”
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前《紐約客》記者、獨立作家彼得·海斯勒於2000年前後駕車游覽長城，在其所著《尋路中國》中，記錄了很多沿線居民對長城的破壞。“這樣的情況真的非常多，幾乎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看到長城被損毀的情況。”海斯勒在郵件中告訴早報記者。
盡管破壞時常發生，但情況並非完全沒有好轉。“上世紀80年代提倡‘愛我中華，修我長城’後，以及《長城保護條例》出台，長城沿線的保護宣傳工作一直在進行，情況也越來越好了。”中國長城學會辦公室主任閆健民說。
河北秦皇島市盧龍縣北部的桃林口村，昔日曾是破壞長城的典型代表。“當年唐山大地震，村裡的民房倒了，村民就撿長城磚來修房子。”盧龍縣文保所所長趙全明回憶，1977年前後，盧龍縣修建水壩，長城沿線村民誤以為長城會被水淹沒，就將長城磚拆卸回家，做蓋房的材料用。桃林口村損毀長城最嚴重的時候，全村397戶人家70%的房屋都是用長城磚壘建的。“這事後來被媒體曝光，把桃林口村說成是‘世上最昂貴的民房’。”趙全明稱。
2006年開始，桃林口村忽然成為了保護長城的模範村。村民在村口廣場豎起一塊“知恥碑”，上面詳細寫道：“過去我們錯了，因為不知，拆長城蓋房，國寶未被珍視。現在我們知錯了，刻上心中的痛，明恥辱，警後世。”目前，桃林口村大部分村民都自發擔任長城保護員，輪流在長城沿線巡查和監督，保護長城。“不僅僅是桃林口村，寧夏鹽池、北京延慶石峽村，很多地方在《長城保護條例》出台後，都開始重視和保護長城，這些都是很積極的案例。”閆健民說。
“愚蠢開發”當休矣
沿線居民對長城的破壞正在扭轉改變，但更嚴重的破壞卻不期而至。
2006年3月，內蒙古烏蘭察布市豐鎮修建公路，根據施工方規劃，公路將可能穿越長城。“內蒙古文物局在得知情況後，多次派工作人員到長城保護區找施工單位協商，希望公路繞行。”《萬裡長城》編輯部主任鄭嚴告訴早報記者，“但是無論文物局怎麼去協商，施工方就是沒有停工的打算，直接把長城挖開，修了一條公路。”
此事在當時引起社會極大震動。施工方宏基路橋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對此的解釋是，繞路或架橋需要增加近千萬元的工程成本，施工方無法接受。最終，該公司接受了文物局的處罰，繳納50萬元的罰款。“一邊是千萬元的工程成本，一邊是50萬的違法成本，你說商人會選擇什麼？這恰恰反映了長城保護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尷尬現實，說明我們的規定制度存在漏洞。”長城專家董耀會無奈地說。
“以修路、開礦為目的的破壞，基本都能遭到相關部門和群眾的抵制。但目前更為嚴重的破壞，恰恰來自於對長城的旅游開發。”長城學會辦公室主任閆健民透露。
“這裡就是殺虎口，現在已經沒啥看頭，都是新修新建的城牆。”山西朔州右玉縣人緱蛟如此向早報記者介紹當地的長城關口。2003年開始，當地政府為發展旅游經濟，投入巨資將原本的古長城推倒，在原址上修建了全新設計的長城關口。“殺虎口當地政府把完整的城台分為兩半，一邊各建了一座小樓，破壞了長城的原生態。”中國文物學會主任委員、著名長城專家羅哲文對右玉的做法非常不滿，但諷刺的是，右玉人還將羅哲文題寫的“殺虎口”三個大字，懸掛在新修的長城關口上。
2000年前後，山東青島經濟開發區對境內齊長城進行了一次修復建設。“當地所謂的修復，就是把齊長城直接推倒，在原址上仿造北京八達嶺長城，建設了新的城牆。”提及此事，《萬裡長城》編輯部主任鄭嚴憤慨地告訴早報記者：“這種開發荒謬至極，簡直可以用愚蠢來形容。”
“山東的齊長城，是春秋戰國時期留下的長城，距今有2600年的歷史。這樣的開發，實際上是把2600年歷史的無價之寶給毀了，建了仿制品。”長城專家董耀會無奈地說，“更讓我們無法理解的是，這樣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處罰，卻作為政府的政績受到表彰，當事人還得到提拔。”
“各個地方都希望能像八達嶺長城那麼出名，有那麼高的旅游收入。但每個地段的長城都有自己的特點，處理隨便了，根本沒有恢復的可能，是永遠的破壞。”
2012年是《長城保護條例》實施的第6年，這份當初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條例，卻仍未能真正扭轉、改變長城破壞損毀的事實。
“從我個人角度來講，長城保護工作確實還需要得到中央政府和國家文物局的支持，我們在一線開展工作，很多時候真的有心無力。”山西大同新榮區文管所所長劉曉光告訴早報記者。類似的期望在長春沿線隨處可聽到，張家口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文管科科長楊夏平表示：“缺乏經費、人力去維護和管理長城，應該是整個長城沿線都普遍存在的問題。長城保護的最大難點在於，保護長城的人來自不同的地區，經濟、文化背景都不同，但長城作為一個統一文化，卻需要整體保護。”
2012年2月，來自陝西的黃海濤帶著6歲的女兒在山西“殺虎口”旅游，他指著面前的兩棟城樓告訴女兒：這就是長城。
“實際上，那裡根本就不是長城。如果不盡快阻止針對長城的破壞，阻止以旅游開發為目的破壞長城的行為，未來我們的子孫就再也無法看到長城了。這是對子孫後代的誤導和不負責任１鄭嚴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