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
年初，我買了一本《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兩三年前我也讀過同一作者胡宗剛先生的傳記文學《不該遺忘的胡先骕》。我對胡先骕先生早有景仰，也一直想寫點什麼。可是，寫點什麼文字方可突顯我的“創新性”呢？——因為“創新”在當下是個時髦的詞彙，我不由得首先想起了它。雖然全球的經濟仍然不夠景氣，但是現在談“創新”不愧為一個及時雨般的詞兒，有了創造性的新東西或許可以帶我們走出困境。經濟衰退之時更要往前進，若不隨著時代或環境而進，那就像沙灘上的一粒細沙終歸被大潮的湧動所吞噬，被淹沒，必消亡。物種演化亦是如此，“適者生存”——不適應環境就要被淘汰，基因不突變個新玩藝兒出來，該如何踐行“優勝劣汰”的道理呢？於是乎，國家在創新，科學院在創新，研究所在創新，實現這些宏偉目標，多人在說：“歸根結底是人才的創新”。理論可張口便談，但是事實往往與理論或與理想狀態相距甚遠。毋庸置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無論是科學大師，還是文化大師（健在可謂“大師”者或許碩果僅存有幾位，但之於國家、社會、民族的前途，其影響力已然很小）。國人每到年末總好感傷，因為那時大家都愛發問，我們國家何時出現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楊振寧先生以耄耋之軀，振臂高呼：中國一定會有諾貝爾獎獲得者；2007年他給了個期限，20年。算一下，我近半百，在人類正常生理年齡閾值內推測，我當可見到這位或多位（乃是美好的願望）本土諾獎得主。但發問者不可謂不多，中國的沃土之上能出現這樣的人物嗎？遠的暫且不扯，把視角再拉回我的周遭。我在某研究所研究動物分類，但是就在我所處的這個學科——分類學來看，中國已無大師——或還有一兩位碩果僅存的耄耋老人。但，歷史上有一位人物在我心中是中國分類學的大師，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分類學之父。此人，乃江西新建人（屬南昌市），字步曾，名喚胡先骕。現在研究分類的人士了解他的人極少，甚至幾乎少有人等聽說過這個名字。胡先骕先生，生於清光緒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公元1894年5月24日），卒於1968年7月16日，享年75歲。從歲數看，胡先生過了古稀，卻未至耄耋之年，按現在的健康水平看，他去世有些早。究其學術貢獻，卻很了得。縱觀其一生，他始終未脫離花草樹木之干系，他是地道的植物學科班出身，辛亥革命後赴美留學，1913年19周歲時入加州Berkeley大學學習農藝，後改為植物學；1923年再度赴美，於哈佛攻讀植物分類學博士學位，1925年榮膺學位後歸國。除了鐘觀光先生可與其媲美外，他可謂最早大量采集植物標本的中國人；繼而系統研究中國的植物分類學，一生發表植物學論文140余篇，發現1個新科6個新屬和一百幾十個新種，最著名的是他與門生鄭萬鈞先生描述的水杉新種；他還與鄒秉文、錢崇澍先生合編中國第一部植物學教科書，以及編撰各類植物學領域的開拓性專著十余部。在中國科學發展史的長河中，胡先生也是不可替代的一顆巨星，他在美國即與留美同學任鴻雋、周仁、楊杏佛、秉志、趙元任諸先生發起了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回國後，任廬山森林局副局長、江西省實業廳技術員、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東南大學）農林專修科教授；繼而與中國生物學界的鼻祖秉志、錢崇澍等共同創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均任植物部主任，因秉志經常不在北平，靜生所長一職常由胡先骕代理。胡先骕是中國植物學會首任會長。1948年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院士之一，解放後他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胡先骕先生不僅是位科學大師，還是一位文化大師。他3歲讀私塾，習《三字經》、《千字文》；5歲《論語》、《詩經》倒背如流，還會對對子。20歲加入了柳亞子先生創辦的南社，擅長詩詞歌賦（1960年錢鍾書先生為其選定校讀了畢生所作之詩，編訂《懺庵詩稿》，存詩294首），國學根基厚實。他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大膽批評了陳獨秀、胡適等所倡導的白話文和文學革命，但從他與胡適通信中可見，兩位胡先生私交甚好。他還與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徴等人創辦《學衡》雜志，他的許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中西教育文化比較、清代詩詞研究的論文發表於此，後人稱為學衡派。胡先骕先生是中國罕有的文理兼通的大家，在學問上不僅做的是一流的，在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發展，社會活動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貢獻，對國家、社會、民族的未來鞠躬盡瘁地奉獻著自己的熱量，在道德品行與人格魅力方面亦可謂高山仰止。這樣的人是真正令人佩服的大師，尤其是作為一名科學家，其內心充滿的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精神，以及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是值得後世敬仰和學習的。轉而試問當代的莘莘學子，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爆增的研究生們，也許我們可以學習到嶄新的學術理論，我們可以熟練操作各項實驗技術，我們可以寫出漂亮的SCI論文來；我們今後也許去國外做博士後，或者進入高校、科研院所評教授、研究員，拿基金，做項目……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代表科研人員是綜合素質高的人群，亦不能證明擁有知識者就是懂文化的人。如果對1948年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到1955、1957年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改稱院士），再把1980年那批學部委員也算上，考量他們的歷史的話，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少年時飽受國學熏陶，青年時奔赴歐美或東洋留學，接受西方系統的科學教育，受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影響；然後都以報效祖國的熱情回國，投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建設和發展上來。他們當中有寫下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支小提琴曲的地質學家李四光，有編寫過漢語部首大字典的物理學家王竹溪，有善寫詩詞和書法的幾何學家蘇步青……但是由於國內教育體制、社會背景、家庭環境的原因，後來國家培養的大學生們、研究生們幾乎很難找到“綜合素質”很高的人物了。因為我們小時候，絕大多數人沒有背誦過四書五經，除了語文課本的那點兒唐詩宋詞，外加從《古文觀止》中選出來的幾篇經典的古文外，我們這幾代人沒有國學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面前我們就像荒漠戈壁一般貧瘠，在藝術方面更無甚追求。國家歷史時期內，常年的重理輕文的思想，也導致了學生發展一邊倒的結果。在國內研究生制度的培養下，如前所述，研究生們可以成為合格的科研人員，但是大多數缺乏科學人文精神，導致在科研上沒有興趣，缺乏一股熱情或衝勁，很多人只是為了拿到學位，找到安穩的、收入高的工作，機械地為了改變自己從較為貧窮的境地到融入白領階層或社會中上層的命運。如此種種，“大師”該如何出現？科學大家該怎樣被孕育出來？值得慶幸的是，國家、科學院、研究所愈來愈重視研究生的綜合素質教育，開設了課程供學生學習。但是，學校教育僅僅是人生教育的一個部分，甚至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之後，是一塊相當微弱的教育部分。誰能相信學生聽了幾次綜合素質教育的講座，就真能提高了素質？解放前的科學家和解放後的科學家，他們之間是值得深入比較研究的，大師級的人物顯然是在一種寬松、自由的環境中成長，而他們又受到傳統與現代的雙重熏陶和培育，並且離不開美育的點綴。對於研究生綜合素質教育，莫不如講授些中國近現代科學家、文化名人的故事，請文科教授作關於四書五經、詩詞歌賦、中國傳統文化的講解，增加對古希腊、古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期以來西方的哲學、美學和藝術史的講授，甚至應該教授博物學或自然歷史知識，帶同學們去郊區森林和湖泊觀鳥，認識花花草草……這個世界是美好的，只有你感到了你所處的環境和自然是如此絢麗多姿，如此美妙絕倫，你才會真正愛上它；只有你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事情，你的科研成果可以為人類作出貢獻，你才會真正愛上你的研究工作；當你不再為不能發出高影響因子的SCI論文苦惱，而為探索你的研究領域內的有趣現像而感到快樂和幸福的時候，你就會超越束縛在你身上的教育怪圈而真正為自己的愛好和情趣，自由和真摯地活著！相信，有這樣廣眾的改變，就一定會孕育出新一代的一個又一個大師來。希望在我活著的時候，能夠看到幾位中國本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時報》 (2009-11-13 B1 科學與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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