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以來，人們一直以為飛天總是在飛流的黃沙上起舞。而在當下，作為全球語境和資本市場框架下的人類生存實地之一，敦煌又究竟是怎樣一種生態樣本和世俗生活？這四海仰慕的文明顯影和宗教記憶又如何能夠在漫漫流沙中不致消失？
悠久瑰麗的暗損
敦煌懸於河西走廊最西端，南靠祁連，西鄰塔克拉瑪干，東峙三危，北望北塞山。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引兵六萬出隴西，往河西接應降漢的匈奴渾邪王。因渾邪王的反叛，使匈奴遭受到了自漠北以來再一次的慘敗。霍去病之軍以閃電之速，在焉支山痛擊匈奴臨時王庭，俘獲名王及單於閼氏、王子、骨都侯及部眾上萬人，牛羊超過200萬頭。匈奴族眾一路高唱著“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悲愴古歌，一路向西奔逃。
同年，漢政府在河西設立武威郡、酒泉郡、張掖郡和敦煌郡。次年，鄭吉倡議並促使漢武帝在安西設置都護府。至此，敦煌正式納入大漢版圖，而這裡最先居住的若羌民族，卻在霍去病之前，被先前居住在這裡的月氏、大宛、烏桓、丁零等國家和民族驅逐到了祁連山以南及蔥嶺以西地帶。隨後，匈奴冒頓和老上兩代單於對大月氏的大規模打擊，比漢對匈奴的打擊更為凶狠和慘烈。
在這漫長的時光中，強大一時的匈奴由於內部分裂，單於並立，而自我削弱，逐漸被西漢各個擊破，最終西遷內融。再百余年之後，匈奴便在這片地域上銷聲匿跡。從冒頓到呼韓邪單於，300余年的歷程，敦煌大抵是在刀鋒、馬蹄、鳴鏑和鮮血之中度過的。直到北魏拓跋氏橫征河西，懾服四夷，再而南進入主中原，佛教經由絲綢之路而進入中國，並迅速影響和滲透，使得敦煌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了一種舉世無匹的風采與光芒。
公元366年，一個叫樂僔的和尚，飢渴欲昏厥之時忽然看到了三危山的奇異佛光。對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來說，安身立命也是一種迫切的需要，而三危山的地勢，正好暗合了樂僔的某種心靈與宗教要求。這一個在三危山鑿繪佛龕的人，無疑使得敦煌這個兵戈頻仍的西域前沿陣地，擁有了另一種力量。而篤信佛教的北魏王者對三危山的大力附和，使莫高窟真正興盛起來。
散落在敦煌四周的佛龕像是一個巨大的磁鐵，將崇尚“以力為雄”，而又渴望心靈撫慰、乃至相信因果輪回的西域民族一一吸附了過來。再加上針對不同民族不同的習俗及精神要求而修正演變的佛教一再流播和東進，使得莫高窟越來越興盛。北魏、北周至宋元，莫高窟從高蹈的宗教到歷代王公貴族的崇佛開窟，從書生商賈的吟誦到平民族眾的積極參與，進行的是一種潛移默化而又虔誠無比的演變和興盛。而明清之後的敗落，乃是無人問津，使得莫高窟出現了空前的冷落局面，而明到清末，及至解放前，莫高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流民草寇的巢穴與避難地。
應當說，是那個名叫王圓箓的道士發現了莫高窟迄今為止的核心及其更豐富的儲藏；隨後的斯坦因、伯希和、科茲洛夫、大谷光瑞、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乃至中國晚清學者劉鶚、王國維、陳寅惲羅振玉、蔣斧、王仁竣劉師培、伯希和、內藤虎次郎等人則開創了“敦煌學”。而劉半農、蔡元培、董康、胡適、張大千、季羨林、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的研究、來到和接力，使敦煌學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強大存在。
大致是因為太過干燥，莫高窟才在中國之偏僻一隅而獨自興盛抑或落寞孤獨了一千多年。然而從地質結構上說，三危山的確不是佛教徒們最為理想的開窟繪佛、弘揚佛法、晨鐘暮鼓、消解光陰和修心養性的理想之地，此地為粗砂與黃土混合地質結構，若是連降三天以上的雨水，整個莫高窟便會轟然化虛。
現在的莫高窟約有700窟洞窟，壁畫約4500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在文革年代，敦煌學研究也和其他門類一樣，沒能逃過被迫停止的命運。近些年來，莫高窟每年迎接的中外游客數以百萬計，但由於人會呼出水汽、二氧化碳，提高洞內溫度，及由衣服帶進孢子等造成污染，為了保護壁畫，或者延緩壁畫的耗損與毀壞進度，大多數游客們有機會看到的只是從各個朝代的石窟中挑選出的有代表意義的8到10個洞窟。現在，空鼓可能是莫高窟壁畫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壁畫是畫在一層泥皮上的，泥皮直接粘在岩石上，壁畫逐漸從岩石上脫離，形成了壁畫與岩石之間的空隙），當然，還有由於水汽和鹽造成的壁畫惡化問題，這些大都肉眼看不到，譬如：水汽滲透後，壁畫裡的鹽分就會溶解，然後重新結晶。
在瑰麗的藝術面前，人的嘆服遠遠沒有壁畫本身如何長期存在更重要。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往往是他國，比如來自日、韓、法、美、英、意大利等國的游客，在莫高窟始終懷有一種驚奇、嘆服、欣賞和研究的目光；而國人大都“到此一游”，跟在導游身後匆匆觀看，在雷同的解說中嗯嗯哦哦，一臉匆促的膚淺和滿足。
尤其是5月至10月之間，莫高窟游人如織，膚色不一，在攀爬、走動和仰望之間，發出這樣那樣的聲音。很多人坐在莫高窟下，在面目頹敗、形容憔悴的莫高窟下，坐在石凳上休憩。數十株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楊樹，冠蓋極其龐大，粗大的腰身表皮龜裂，大半枯干的枝椏猶如昔日匈奴的長刀利箭，夾雜其中，給人一種極度不和諧感。不遠處的宕泉河內，除了水流的痕跡，便只是大小不一的卵石和粗砂，夏天，臨近拱橋之處，僅僅有一汪腐爛了的水，遍生綠藻，且散著一股發臭的味道。對面山上寸草不生，渺遠的戈壁起起伏伏，蒼茫無際。
黃沙中的城與鄉
在敦煌市區，可以看到作為該市標志的“反彈琵琶伎樂天”，一位雍容華貴而又體態曼妙的伎樂天站在白晝和夜幕當中，以絕妙千古的姿勢和征服眾生的音容，屹立滄桑時光和漫天飛沙。無論是哪個角度仰望，都是含蓄、韻致並且優雅的。由此，可以使人想到極度輝煌的大唐王朝，也可以想到盛世時西域開放的藝術和自由的生活。
夜晚，走到敦煌市區，繁華的車流與熙熙攘攘的人群，豪華的建築和繽紛的彩燈，到處都是和諧的氣氛。尤其是夜市，燈火如晝，不同口音和不同膚色的人們穿梭其中，坐在一起喝啤酒、吃烤肉，或者在琳琅滿目的手工藝品攤前觀賞瀏覽，令人渾然忘了這是一座置身於庫姆塔格沙漠與戈壁之間，備受風沙和干旱侵襲的西北小城。
與夜晚的豪華相比，白晝的敦煌有些落寞，豪華酒店背後，隱藏著的是低矮、灰敗的黃土房子。房頂落滿灰塵，雜物堆放在院落之中。除了市中心兩條主要街道外，四處空曠落寞，灰頭土臉，唯獨屹立於市中心的“反彈琵琶”的伎樂天依舊容顏不改，極盡曼妙妖嬈。
敦煌街道上，疏密有致地鋪設了取自莫高窟的古幣、飛天、蓮花等各種各樣的圖案。成群結隊的游客，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各種飯店招牌，給人一種極度繁華之感。但這只是4月底到11月底最為常見的情景，在開春和暮秋時節，長驅直入的西北風從塔克拉瑪干沙漠奔馳而來，攜帶著黃色的沙塵，甚至粗大的石子，從戈壁到城市，將敦煌籠罩其中。
但敦煌人卻是自豪的。隨行司機趙師傅說：“敦煌不僅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說這話的時候，趙師傅一臉的驕傲和滿足。該市文化館館長方建榮說：“敦煌是人類的敦煌。在敦煌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敦煌報》總編劉學智說：“敦煌讓我安心，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拍著胸脯說：‘我是中國敦煌人／”青海油田小說家曹建川說：“敦煌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看不到但實實在在，不可捉摸而又清晰無比。”這大概是敦煌土著和外來文化人、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姿態和內心覺悟吧。
驅車到向西50公裡的漢代遺址陽關，沿途都是戈壁，稀疏的駱駝草、沙蓬和紅柳被黃沙簇擁，枝葉打卷，神情委頓。到南湖鎮後，沿路都是一家挨著一家的農家園，磚砌的房子，整潔的院落，令人清爽心悅。這個鄉的農民以種植葡萄為主，滿院子的葡萄形成大片的綠蔭，即使炎夏，坐在其中，不消五分鐘，便覺得有沁人心脾的涼意。葡萄園之間，還夾雜了唐菖蒲、芍藥和牡丹等花卉，姹紫嫣紅，既是點綴，也是一種生活情趣。
該村的一位姓李的老人說：“漢朝貳師將軍李廣利第一次遠征大宛，失敗而歸，被漢武帝拒留在敦煌，就駐扎在我們這裡，四年後再遠征，有的兵佐並就地娶妻成家，這個村子的人，大都是戎邊人的後代１老人還說：“我們這個村子是敦煌最靠近沙漠的，別看陽關上面干得石子都發光，可50年前，下面的水可是多得很哩。”
“陽關樂”農家園的主人趙力強說：“村裡種的葡萄大都賣給專業的釀酒公司，可收入兩萬元左右。夏天時候，來陽關旅游的人多，開個農家園，好一點的可以收入五萬多元。生活還算滋潤。”說完，便呵呵笑了起來，一臉的滿足和得意。而處在南湖鎮南側山頂上——有關而無城的陽關故址，現在已經是一片荒蕪的廢墟了，除了可以在沙土中翻檢出一些秦磚漢瓦、殘罐破陶之外，便是一派蒼涼的空茫。
而在靠近敦煌機場的莫高鎮，更多的田地用來種瓜。這裡的沙土地生長的甜瓜、西瓜、哈密瓜和白蘭瓜、黃河蜜等尤其著名，畝產兩萬公斤以上。有些農民種田和生意兩不誤，到旅游旺季，便拿些土特產品到景點兜售，一年下來，也能賺到幾千到上萬元。因為距離敦煌市區較近，在政府的倡導下，不少農戶搭起了塑料大棚，種植的蔬菜品類較多，在內地能夠吃到的，敦煌幾乎都有。
距離景點較遠的村鎮的農民主要以種植棉花為主。據介紹，這些年來，棉花價格看漲，銷售渠道又多，平均每戶種植5畝以上的棉花，可賣到2到4萬元。但與之相對的問題是，種植玉米和小麥的明顯減少，其產量也遠遠落後於棉花、蔬菜和瓜果。
冬春兩季，敦煌相對落寞，許多賓館到4月初才開門營業。這一階段的敦煌市區，人們大都沉浸在走親訪友、喝酒品茶的安閑生活當中。而鄉下的農人卻閑不住，三五成伙，到敦煌包攬裝潢等活計，工錢一天一清，算是掙個零花錢。到農忙季節，則俯身田地，侍弄莊稼。還有些年輕人，由政府組織，向江蘇、天津和北京等地輸出勞務。目前，敦煌在外打工的人總數在5000以上，大都過完春節後出門，到年根才回到敦煌來。
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悲與痛
從敦煌市區西去50公裡古陽關之下，有一汪碧綠的水泊：渥窪池，古名壽昌海，傳說中的天馬故鄉。漢武帝元狩（前120年），河南南陽新野一個叫暴利長的小官吏獲罪後，被放逐至此。某日，於眾多的斑色馬中發現了神駿異常的天馬，進獻漢武帝之後，漢武帝大喜，取名為“太乙天馬”。而古代的壽昌海、天馬故鄉渥窪池，已經堆滿了金黃色的沙子，與庫姆塔格沙漠融為一體，再也看不到暴利長當年牧馬時“水草豐茂，落霞入湖；黃鴨嬉游，群馬探水”的盛景了。
發源於祁連山的黨河，是疏勒河水系之一，也叫玉女河（傳說是玉皇大帝的女兒玉女公主開鑿出來的）和都河（意為堵不住的河流），自古便是敦煌的母親河，早先聚居在這裡的若羌民族，也像匈奴、月氏、烏孫、烏桓人一樣，逐水草而居，在偏遠的敦煌，度過了幾個世紀的游牧與爭戰時光。
上個世紀60年代，當地政府在距離敦煌市區40公裡的黨河中段修建了水庫。溯已經干涸了的黨河古河床而上，越過浩瀚的戈壁沙海，在鳴沙山和青石山接壤之處，碧綠的水中透出絲絲雪意，四周群山崢嶸，雪峰倒影；沙山高聳，界線分明。據上年紀的村民杜敦煌講，他還很小的時候，黨河經常爆發山洪，十多年的時間裡，下游的村莊被衝毀了好幾次。現在不但見不到山洪，河水也越來越小，還不及當時的十分之一大。現在，敦煌20萬人口吃用及農田灌溉都依靠黨河水庫。面對這種嚴峻的狀況，敦煌市委和政府制定了詳盡的黨河保護和生態環境治理措施，在黨河及敦煌市區周圍，種植沙棗、紅柳、梭梭等抗旱植被500余畝，修建人工水渠200多公裡。
該市市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小張說：“現在的敦煌是甘肅的一個縣級市，50年來，由於人口逐年增多，資源需求進一步加大，敦煌的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濕地急劇萎縮，天然植被沙化現像嚴重。”庫姆塔格沙漠每年以0.5公裡的速度，正在吞噬村莊和田地，而作為著名旅游景點的月牙泉水位每年以0.3毫米的速度持續下降。而兩側黃沙紛披的沙山卻越來越高，從山頂俯瞰，敦煌，這座沙漠之中的綠洲城市，就像是孤獨的堅守者，四面黃色的沙漠和鐵青色的戈壁，以喧囂或平靜的姿勢，向著敦煌市區和莫高窟步步進逼。
對於莫高窟的保護，敦煌研究院現任院長樊錦詩先生在《為了敦煌的久遠長存》一文中寫道：“我們面臨的難題是文物的不可替代性和其本身不可抗拒被破壞的特質。而文物保護的目的就是延緩文物的衰老過程。因此，預防文物病害的發生就成了文物保護科學研究的更高目標。”2002年12月，甘肅省出台了首部地方性專項法規《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自此，莫高窟前大泉河東岸到石窟崖沿起向西延伸兩公裡的區域、莫高窟向北延伸至省道217線11公裡裡程碑處，甚至以公路為中心向兩側各延伸3.5公裡的區域被納入保護範圍。
同年，樊錦詩院長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建設莫高窟游客服務中心的建議》的提案，並獲得通過。利用數字技術全面展示莫高窟的自然歷史背景與洞窟內容的游客服務中心，從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游客在洞窟內滯留的時間，緩解因游客逐年增多，對壁畫的威脅。現在，站在窟頂，一眼望去，“A”字型尼龍網柵欄、麥草和棉花秸方格織就的大網，以及南北綿延２公裡的沙生植物林帶，將風沙有效地穩固起來。與最初的清理積沙相比較，這種治沙方式顯然更為主動。在此基礎上，敦煌研究院正在醞釀和建立一個由工程、生物、化學措施組成的多層次、多功能的綜合防護體系，以更有成效地阻止流沙對洞窟和壁畫的損壞。
但正如上文所言，僅僅阻止流沙是遠遠不夠的，壁畫自身的病害也相當嚴重。2005年以來，莫高窟游客日流量峰值達到7000至16000人次，隨後的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還會大幅增加。與此同時，一個令人時感悲痛但卻又無可奈何的客觀問題是：即使莫高窟現在不接待任何一位游客，壁畫本身也在不斷衰老甚至脫落。附近的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也存在這類問題。不難想像，數十年乃至上百年後，莫高窟便會成為一眼眼空洞無物、滿目凄涼的石窟，那些博大精深的藝術，栩栩如生的宗教壁畫——偉大的藝術終究也不會逃脫時間的衝洗和消磨。
對於莫高窟的石窟和壁畫而言，空氣越干燥越好，壁畫保存得也就越為長久。但對於敦煌生態來說，根本的命脈是水。據介紹，敦煌地處盆地，周邊地區連降大雨，敦煌內卻滴雨不見。近50年來，敦煌從來沒有2天以上的降雨天氣。2007年6、7月間，敦煌市委和政府采取人工干預的方法，成功降雨達11.5毫米，相當於黨河水庫將全市農田全部灌溉了一遍。2008年1月，采取同樣方法，成功降雪達5釐米之厚。
這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敦煌也和河西地區的大多數城市一樣，水是制約發展和威脅生存的首要問題，保護生態與保護藝術同等重要。目前，旅游仍舊是敦煌龍頭產業，每年接待中外游客達100多萬人。2007年創歷史新高，為140.35萬人次，全市實現生產總值29.09億元，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7.07億元。其中，農民人均收入5306元，旅游收入8.06億元，僅敦煌研究院，年納稅就在600萬元以上。月牙泉和鳴沙山管理處的楊主任說：“2007年夏天，幾乎每一天都有40萬元左右的門票收入。”
每一個人的敦煌
從長城最西端的嘉峪關向西，到瓜州，再向西南方向，沿路的村莊大都隱藏在戈壁黃沙之中，雄峙於戈壁之上的三危山就像是一頭衰老的臥獅，皮毛盡落，全身黑斑，看起來極度頹敗。進入莫高鎮，落在盆地之中的村落在稀疏的樹木中悄無聲息。與同坐的一位先前在張掖一所學校讀書、畢業後在嘉峪關某醫院實習的朱姓女孩攀談，問起作為敦煌人的感覺，小朱說：“相比較，在敦煌肯定比在張掖、武威、酒泉生活好。原因有兩個，一是敦煌人口少，經濟收入、城市建設和生活質量雖然比嘉峪關稍微差點，但在河西，敦煌無疑是最好的城市之一。二是敦煌的生活相對安閑一些，大都有一種自給自足、樂於一隅的地域習性。”
當我問到有沒有因為世人向往和瞻望的莫高窟而感到自豪時，小朱說：“這倒沒什麼感覺，大概是生長在敦煌的緣故。或許，那些靠名勝古跡近的人會有自豪的感覺吧。”小朱還告訴我，她的家距離莫高窟、月牙泉等地不遠，從來沒有想到過也像那些游人一樣去看看莫高窟內到底有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小朱的心態或者自然流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暗合了敦煌本地人樂於一隅、自給自足的傳統習性。與之相同，但卻耐人尋味的是，筆者身邊一些同事和朋友去敦煌返回後，相當一部分人連呼後悔。有的甚至說：“就那些破敗的石窟和灰暗不清的壁畫，沒有什麼意思。”這些反應，大抵是世俗的，或許是現代人更加崇尚華麗表像和富貴生活的緣故吧。
馮驥才從莫高窟翩翩而舞的伎樂天中生發的感慨是：“現實被理想化，理想也被現實化。”或許，對於敦煌本地人而言，最重要的東西不是人人敬仰的敦煌藝術，也不是浸潤心靈的宗教，而是個人生計和生活質量。對於習慣於走馬觀花，崇尚視覺快感的普通游客來說，莫高窟那些深奧而奇怪的藝術，乃至所謂的寶藏都不能夠在內心和生活閱歷上留下痕跡，從而產生了“到此一游”的空洞感和觀賞遺憾。但在第一個從藏經洞盜竊和買走大批文物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眼裡，小小的藏經洞：“就其分量以及保存之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發現，無一能同此相比。”（參見《中國沙漠上的廢墟》）
在張大千之後奔向敦煌、終生不悔的常書鴻寫道：“當一輪紅日從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來的時候，我們完全被眼前壯觀的景像陶醉了……我們跳下駱駝，向著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跑去。”隨後的幾十年內，史岩、董希文、李洛、烏密風、周紹森、張民權、潘潔茲、段文傑、郭世清、樊錦詩、霍熙亮、凌春德、範文藻、李承仙、歐陽琳、孫儒澗、黃文馥、史葦湘等人紛紛奔赴敦煌，在莫高窟，他們耗盡了一生的才華和生命。
敦煌是每一個人的敦煌，敦煌在每一個人的內心當中，卻又分解成無數的敦煌。對於張大千、於右任、陳寅惲常書鴻等人而言，是良知、藝術乃至靈魂的敦煌；對於段文傑、樊錦詩等人，敦煌則更豐富，是藝術、是靈魂，也是責任和使命；而在一批批的外來游客的內心，則不過是一些散落的先民遺跡和文明顯影，抑或僅僅是一處處的名勝古跡；對於當地人而言，敦煌則是一個因成千上萬層出不窮的游客而能夠為自己的世俗生活帶來實際利益的敦煌。當一批批的游客來到又離開，敦煌依舊，守衛者仍在，生存者仍在，作為人類的和內心的、世俗的和靈魂的敦煌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