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龍文化，上下8000年，源遠而流長。龍的形像深入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龍的影響波及了文化的各個層面，多彩多姿。詩歌是我國文學中出現最早的形式，在上古的詩歌集《詩經》中，就已有關於龍的描述：“龍旗十乘”、“龍旗陽陽”，展示了在盛大的祭祀活動中，繪有龍紋的旗幟迎風獵獵的神聖莊嚴場面。在春秋戰國時興起的楚辭中，龍也是詩人幻想詠頌的對像。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在膾炙人口的《離騷》中，以熱情真摯的語句、豐彤薈蔚的修辭表現了他崇高的人格和強烈的憂國情懷。詩人講到他因不見容於楚國的群小而欲上天去求賢女、聖妃時，幻想自己也如仙人那樣駕起龍車在彩雲中遨游：為余駕飛龍兮，雜瑤像以為車，何離心之可用兮，吾將遠適以自疏。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紱而奔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大意為：為我駕起那嬌健的飛龍，乘上玉與像牙裝飾的車輛。心志不一豈能共處，我將自己離去，適彼遠方！我的車隊有千輛，排列整齊，隊伍威武，隆隆驅馳。每輛車有八條蜿蜒的神龍牽曳，車上飄動著五彩的雲旗。）在詩人的另一組詩《九歌》中，屈原將民間祀神的巫歌進行了藝術的加工，注入了自己的摯熱的情感，使詩句充滿了奇幻瑰麗的浪漫色彩和攝人魅力。詩中描寫的仙人大都有駕龍的神車，因而詩中有不少涉及龍的詩句。漢以後，賦體流行。由於得到漢代帝主特別是漢武帝的倡導，賦體發展很快，但同時內容與風格上卻變得綺麗空虛、百般鋪陳，成了歌功頌德的文體。漢及漢之後瑞符之說大行，而瑞符又以龍為最，於是龍成了賦歌詠的主要題材。唐宋時期的賦中也不時出現所謂的“龍賦”，但大都空洞無物，有的純粹是一種阿諛。藝術上也無大可取之處。只有個別大家手筆的龍賦別有一番氣像，如白居易的《黑龍飲渭水賦》，盡管完全是詩人的想像，但給人栩栩如生、神態畢現之感，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宋王安石作《龍賦》，以龍喻人，別開生面。在古代七言與五言詩歌中，直接詠龍的不多見。《全唐詩》僅錄唐初李硚一首：“銜燭耀幽都，含章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帶火移星陸，升雲出鼎湖，希逢聖人步，庭闕正晨超。”北宋韓崎也有詠龍詩一首：“育德知何宅，逢辰或見靈。配乾雖有像，作解本無形。浹物周寰宇，遺功在沓冥。丹青如可狀，試下葉公庭。”這類龍詩在內容與藝術上都沒有多少可取之外。倒是一些描寫與“龍”有關的自然現像和民俗活動的詩，由於作者有細致的觀察，顯得生動、真實、細膩，有較高的藝術性。如宋歐陽修的《百子坑賽龍詩》，主要寫民間祈雨，詩人先寫降雨情形，然後寫祈雨得驗、農民萬分歡欣的場面：“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合，狼籍烏鳥爭殘余。”場景活靈活現。再如陸游的《龍掛》詩：“成都六月天大風，發屋動地氣勢雄。黑雲崔鬼行風中，凜如鬼神塞虛空。霹靂迸火射地紅，上帝有命起伏龍。龍尾不卷或天東，壯哉雨點車軸同，山摧江溢路不通，連根拔出千尺松。”龍卷風那種令人驚悸的氣勢和破壞力躍然紙上。在中國古代的小說中，龍也是個重要角色。中國小說源於“志怪”與傳奇，而志怪傳奇又與古代的神話傳說有淵源的關系，因此神話中的龍也就進了小說。較早的有《搜神記》、《續玄怪錄》、《宣室志》等，最精彩的，是李朝威所著的《柳毅傳書》。小說中寫書生柳毅落第回鄉，途經涇陽遇一龍女，龍女受夫家虐待，被趕到荒野上牧羊。柳毅同情龍女，代為傳信給女父洞庭君。洞庭君之弟錢塘君性暴烈，見信大怒，徑赴徑陽，將龍女夫家人殺死，救出龍女，並要將龍女嫁給柳毅。因錢塘君言詞傲慢，柳毅拒絕。龍女愛慕柳毅，遂變幻容貌，托名盧氏女，與柳毅終成眷屬。小說想像豐富，情節曲折浪漫，對龍女與錢塘君的刻畫極為生動。這一故事廣泛流傳，以此為藍本改編的戲曲元、明、清三代皆有。明代神魔小說興盛，小說對龍的描寫及其情節多摻加了佛、道的內容，其中的龍往往是作者譴責、戲謔、嘲諷的對像。如《封神演義》中的“哪吒鬧海”、《西游記》中的“魏征斬徑河老龍”、“孫悟空龍宮索要如意金箍棒”等。清代小說現實主義藝術傾向強烈，出現了《紅樓夢》這樣的鴻篇巨制，以神魔為角色的小說急劇衰落。龍遭到冷落，只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十余篇與龍有關。然多為掇拾鄉間市井之語，加以藝術加工，因蒲氏文筆精練生動，描寫神韻盎然，也十分精彩。龍對中國的戲曲藝術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戲曲中，直接以龍為角色、以龍的故事為情節的並不多，僅有《柳毅傳書》、《張生煮海》和據《西游記》改編的《陳塘關》、《絕龍嶺》、《釣魚船》等數出。但以龍為名的戲目卻不少，如《鎖五龍》、《困龍床》、《龍虎鬥》、《打龍袍》、《雙龍會》、《龍鳳呈祥》、《游龍戲鳳》等。這類戲中所以有龍字，是因為戲中的主角是有龍性的人物，多是帝王之屬。戲曲中不少名詞術語行話與龍有關，如龍套、九龍口、合龍、二龍出水、小龍吟、回龍等。京劇的臉譜有龍紋的成份，京劇的服裝（俗稱行頭）更離不開龍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