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城市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特別是大國更加明顯。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地區間城市發展的差距，“春風不度玉門關”、“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就是區域城市發展差異的真實寫照。
中國是農業歷史悠久的國家，是世界城市發源地之一。早在大約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初年，黃河中下游地區就產生了我國最早的城市，隨後是江淮地區和漢水流域，經過商、西周時期城市逐漸發展起來，商末全國有城市26個，春秋時已近100個。當時的黃河流域是我國農業開發最早的地區，農耕經濟發達，同時也是全國人口集聚之地，絕大多數城市分布在黃河流域一帶的北方地區。秦統一全國後，為加強對各地的控制，在全國設置了36郡，後又增至40郡，由此南方城市開始有了發展。自漢一代，中原地區仍然是全國政治、文化重心所在，因而北方城市發展速度高於南方。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大動蕩大分裂時期，由於北方長期戰亂，導致人口大規模向南方遷移。據統計，自晉懷帝永嘉到南朝宋文帝元嘉一百多年間，北方南遷人口即達90萬。他們不僅為南方的開發帶來了大量勞動力，而且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有力推動了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江南已成為全國新的經濟增長中心。當時史書記載道：“江南之為國盛矣”。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導致城市的區域空間分布發生變動。據不完全統計，該時期內我國共設新縣220個，其中四川、湖北、廣東三省在數量上分別居前三名，而地處黃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山東三省合計僅及廣東一地之半。南方城市除數量上增長較快外，其城市規模的擴展也是空前的，湧現出一些特大城市和一大批工商業發達的大中城市。如建康作為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東晉初年有居民四萬戶，經200余年發展到梁武帝時，戶有二十八萬。其他城市如京口、廣陵、壽春等均是當時頗具規模的工商業城市和軍事重鎮。進入隋唐以後，以江南為代表的南方經濟更是持續發展，經濟地位亦進一步提升。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可見當時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已躍居北方之上。唐代新增設的140余個城鎮中，有105個位於東南和西南地區，其中長江干流東南側新設縣城達60個，位於西南地區的新設縣城達45個。至此中國古代區域城市空間分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基本的經濟區，南方特別是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城市發展迅速，成為推動區域經濟開發的重心所在。
宋元明清時期，我國傳統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都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國內市場空前擴大，全國各地市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此一時期南方在全國經濟發展中更是獨領風騷，城市發展和分布南升北降的態勢仍在延續。《廣陽雜記》即記有“天下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可見一些南方城市的經濟地位與府城首都齊名。在商品經濟發展程度高的東南沿海地區，城市中還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城市手工業空前發展，雇佣關系出現，城市經濟功能日益凸現。由於市鎮的蓬勃興起，小城鎮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城鎮體系等級規模日趨均衡。同時，邊陲地區城鎮也因政府大規模移民和屯田有一定發展。
隨著鴉片戰爭爆發，推動中國城市發展新力量出現，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不平等條約獲取種種特權，以城市為據點對中國實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伴隨著近代城市工業的產生、發展，中國城市經濟逐漸由散點式增長轉變為集群式增長，沿海沿江地區集聚了一大批具有較大聚集輻射功能的經濟中心城市。由於各區域城市工業發展不平衡，使我國城市在空間分布上沿海與內地不平衡性加劇。
鴉片戰爭後，由於中國戰敗，在帝國主義威逼下，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放一大批通商口岸。這些條約口岸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沿江地區，當時國內一些基礎較好的重要城市都成了對外通商口岸。中國的國內經濟運行被置人近代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影響之中，導致中國城市傳統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變化。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得人口向經濟繁榮的大中城市特別是通商口岸轉移，使得這些城市規模日漸擴大，城市結構功能亦向近代轉型，上海、南京、漢口、天津等沿海沿江城市發展尤為迅速。以上海、漢口、重慶為中心城市的長江沿江城市帶已初顯雛形。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由於城市工業化運動的強力推動，中國城市區城空間分布特征有了新的現像：除沿海沿江城市帶進一步發展外，北方出現新興城市集聚區，即東北城市集聚區。沿海城市帶呈現由南往北擴展趨勢，山東、華北地區城市因外貿和工業引發迅速成長。以大機器工業出現為標志的新式城市，打破了舊式城市封閉呆滯的格局，城市功能由傳統的政治、軍事功能為主轉向以經濟功能為主，導致城市地域範圍大規模擴展和人口的急速聚集，城市近代化由此進入一個突破性的迅速發展階段。
據統計，1895年至1913年間外資在華建廠礦1366家，其中大多數資本都在10萬元以上，總投資額為10215．3萬元，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青島、漢口、武昌、哈爾濱、長春、大連等沿海沿江城市。這一時期東北城市集聚區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分布南強北弱的局面，對近代中國區域城市空間分布產生了較大影響，由此區域城市發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東部沿海沿江城市和西部廣大內陸城市之間。東北城市集聚區的形成始於1898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俄國開始在東北部分城市實行殖民統治，大連、哈爾濱、沈陽等城市逐漸成為東北中心城市，在它們帶動下，形成了一個以遼中沈陽(包括撫順、鞍山、本溪等)為核心，哈大鐵路為縱軸、濱綏鐵路和沿海港口城市為兩翼，以重工業為主體兼有部分輕工業為特點的東北城市空間分布結構。中國現代城市體系的結構布局初步形成。東南沿海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北地區三大區域城市密集分布區，以其不到全國50％的面積囊括了全國50萬以上人口的全部10個大城市和19個中等城市中的16個，成為中國經濟重心所在地。而面積廣大的西北和西南地區城市數量少，規模小，分布稀疏，沿海沿江與內陸地區一東一西城市空間布局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差距隨著東部城市工業的發展而日益加大。早在1843年，中國東部沿海沿江地區城鎮密度已達到4．3～6．1個／萬平方公裡，約為內地的4．6倍，到1893年，沿海城鎮網密度進一步上升為6．89個／萬平方公裡，沿江地區為5．81個／萬平方公裡。而內地城市在40年中處於停滯和衰落之中，城市數減少了3個。至1936年，中國沿海沿江城市網密度相當，仍高於內地約6．7倍。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東部沿海沿江地帶相繼淪陷，大量人口西遷大後方，導致西南和西北內陸城市人口規模一度擴張。如重慶作為戰時陪都，人口由1937年的473904人，增長到1946年的1245646人；成都由戰前42萬人，增長至抗戰後期的742188人；抗戰爆發後，據不完全統計，內遷工廠達1500家，工人10萬余人，分布在四川、湖南、陝西、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工業發展和人口大規模內遷以及隨之而來的交通建設，使西南、西北城市獲得自近代以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改變了當地城鎮布局，湧現出重慶、成都兩個特大城市及桂林、貴陽、昆明等一批區域中心城市。在它們的帶動下，周邊區域城市亦較快發展起來，1936年西南、中南、西北民族地區5萬人口以上城市所占全國比例為5．2％，至1949年，這一比例上漲至8．4％，十多年增加了3．2個百分點。可惜的是這種由於戰爭因素所引發的城市發展，在抗戰勝利後隨著大量工廠和人口的回遷而一度中斷，再經歷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破壞，西部地區城市發展一蹶不振，甚至出現萎縮、停滯。可見，內陸地區城市因戰而興的發展是短暫的、脆弱的，缺乏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近代以來區域城市空間分布東密西疏，城市發展東西部嚴重失衡的格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而這種差距隨著東部地區生產的恢復又呈現日趨拉大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