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我大學畢業後到上海師範大學（原上海師範學院）任教不久，歷史系黨總支通知我，去學校農場勞動鍛煉。那時強調“知識分子勞動化”，下鄉、下廠勞動是平常事，第二天我就去農場報到了。當時，學校周圍是上海縣的梅隴公社牌樓大隊和桂林大隊，學校已是桂林路的盡頭，現在的欽州南路還是水波浩淼的大河。進西部大門，以現在的迎賓路為界，直到河邊的大片土地就是農常飼養場位於農場的南端，緊挨著河浜。我被分派為飼養員，工作是每天為三十幾頭豬准備飼料和喂食，以及打掃豬舍。上班第一天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滋味。三十幾頭豬，一天喂兩頓，而飼料呢，就是河面上的水浮蓮。這水浮蓮雖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是光喂水浮蓮，豬根本不長膘，瘦得像猴子。所謂“精飼料”，不過是指望食堂的泔腳。那時，人都吃不飽，學校縱然有五千來人用膳，可是用餐過後，食堂門口的四只泔腳桶幾乎總是空的。面對這種困境，農場領導和我都心急如焚。此前，報紙上有過用大糞喂豬的介紹，農場領導主張進行這一嘗試。於是這個任務落實給了我。我明白，農場領導作此決定也是實出無奈。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任務，嘗試用大糞喂豬。喂豬的大糞必須燒熟、煮透，為的是殺菌。我就這樣做了。第二天早晨上班，飼養場彌漫著難聞的氣味。揭鍋蓋時，臭氣衝天，差點把我熏背過去。有了第一次的教訓，以後揭鍋蓋後，我就先逃向室外，待惡臭略微飄散之後，再將粉碎好的水浮蓮倒進大鍋攪拌。攪拌時的種種情景，幾年後想起都忍不住作嘔。然後將“飼料”倒入豬食糟。此時，三十幾頭豬早已餓得嗷嗷亂叫，柵欄門一打開，就蜂擁而出。奇事出現了。平常，豬都是衝向食槽，埋頭爭食，但聞一片吧嗒、吧嗒聲。而此時，豬沿著食槽兜一圈，東嗅嗅，西嗅嗅，跑回去了，對“新飼料”來個“絕食抗議”。約莫過了五、六分鐘，豬才三三兩兩，懶洋洋地走向食槽，用嘴巴亂翻、亂掘，專挑水浮蓮吃。大耳朵一煽，糞汁四濺，弄得滿屋子都是大糞，狼藉一片。打掃豬舍時，平常從河浜裡挑一擔水就夠了，此時挑四擔水還衝不干淨。用大糞喂豬不僅是豬不肯吃，我也狼狽、疲憊不堪，而且招來家屬宿舍區的一片罵聲。因為飼養場的西面就是家屬區，東南風一刮，家屬區整夜籠罩著臭氣，令人難以忍受。這樣堅持（實際上就是僵持）了十來天，農場領導終於同意停止這一嘗試。11月初，我兩個月的勞動鍛煉期滿，農場領導給我做的鑒定是:“不怕髒、不怕苦；在飼料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千方百計養好豬。”鑒定的前一句是實情，至於後一句嘛，應當說我的力氣是花了，豬並沒有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