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第六個皇帝宋神宗趙頊執政時，任用王安石為宰相，實行變法。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改革一開始，即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抵制和反對，蘇軾、蘇轍兄弟也站在保守派一方。但趙頊還是努力堅持下來，盡管有過動遙可惜的是，趙頊只執政18年，38歲就“駕崩”了。他的兒子趙煦即位，即宋哲宗。當時趙煦還是個娃娃，於是由太皇太後也就是趙煦的奶奶垂簾聽政。太皇太後本就不同意改革，一旦垂簾聽政立即重用司馬光為宰相，將王安石的變法全盤推翻 。保守派得勢，改革派或被貶官，或被逐出朝堂。然而8年後，太皇太後死，趙煦親政，馬上重新重用當初支持變法的人士，把保守派趕出朝堂或貶往外地，處分之嚴厲，遠遠超過了保守派得勢時對變法派的處分。太皇太後垂簾聽政時的年號為“元祐”，保守派也因此被稱為“元祐黨人”。此時司馬光已死，但仍被追貶，幾乎被破棺鞭屍；他主編的《資治通鑒》險些被毀版，多虧有宋神宗為之作序，才逃過一劫。蘇軾兄弟則一貶再貶，開封（當時是京城）的上清儲祥宮立有一方石碑，其文乃蘇軾所撰，也被毀棄，改由蔡京撰文並書寫。而元祐年間各地所立之碑刻紀事等，悉令毀之。嚴厲清查的元祐黨人竟達七八百名，不但他們自己永不得敘用，連他們的子孫也大受牽連。宋哲宗趙煦真正在位只有6年多，死後由他的弟弟端王趙佶繼位——這就是寫得一筆“瘦金體”書法的宋徽宗。宋徽宗執政之初，貶斥了哲宗時嚴厲整肅元祐黨人的幾個朝臣，並給司馬光等恢復名譽。但這位“書法家”皇帝是反復無常之人，不久就又對元祐黨人再次整肅，且更為嚴厲，稱呼也上升為“元祐奸黨”。他下令將司馬光為首的“奸黨”309人刻名於石，立於朝堂，各州各縣亦刻之，蘇軾、秦觀、黃庭堅均在其中。名列“奸黨”的人的著作統統焚毀。“奸黨”子弟無論有官無官均不得隨便進京，只能居住於外地。趙家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或“奸黨”之親戚結婚，已訂婚尚未成禮者應予退婚。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嚴罰無赦。在這種險惡的政治氣候下，官員唯恐與“元祐奸黨”有染，為了證明自己立場堅定或為了升遷，都對“奸黨”口誅筆伐。若想攻擊某個官員，則只需對他的言論尋章摘句，對他的行為吹毛求疵，找出他是“奸黨”的蛛絲馬跡。於是，整個朝廷甚至整個官場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奸黨”的追究和鬥爭上—— 一時間，這成了朝廷、官場的“頭等大事”。雖然兩年多後，趙佶又下旨毀掉朝堂的“元祐奸黨”石碑，各州各縣亦毀之，對“元祐黨人”的處分有所寬松，“可復仕籍，許其自新”，但整個官場已被整得千瘡百孔了。而且這種朝令夕改，也使官員心有余悸，無所適從。蘇軾、黃庭堅的詩文仍為禁書，收藏者必須焚毀，否則以“大不公論”。這就使當時的官嘗當時的社會仍不能不“緊繃”著這根神經。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書法皇帝”趙佶也感到無法收拾局面，遂將皇位傳給了太子趙恆，自己當起了只享福不管事的太上皇。趙恆（宋欽宗）只當了一年多皇帝，在此期間也想力挽狂瀾，怎奈北宋王朝已病入膏肓，誰也不能妙手回春了。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舉南下，宋軍望風披靡。黃河天險竟然無兵防守。倉促從京城調派的宋軍，一些人上馬以後，“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這樣的軍人還能打仗嗎？很快，金兵便攻破開封，徽宗、欽宗父子雙雙當了俘虜，北宋由此滅亡。北宋滅亡當然不全由這一嘲窩裡鬥”所造成，但肯定同長達10年對“奸黨”的整肅有密切的關系。唐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實，滅北宋者，亦非金人也——實乃北宋自己，乃長達10年的內鬥“大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