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南朝鮮,在古代與中國有長期而密切的交往。在朝鮮王朝(1392─1910)時期,更與明、清兩朝都建立了藩屬關系,使節往來頻繁。出使明、清的朝鮮使臣,“在每年的幾乎同一時期,經過幾乎相同的路程,住在北京同樣的館舍,參加同樣的儀式,進行幾乎相同的北京觀光”,但相同的行程在朝鮮人眼中卻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明朝的中國是華夏之國,在壬辰倭亂時,不惜人力、物力、財力救朝鮮於危亡,對朝鮮有再造之恩,因此出使明是榮耀的“男兒事業”;而滿人建立的後金(清)則是蠻夷之邦,不斷騷擾威脅朝鮮,又有兩次軍事進攻,二者有不共戴天之仇,出使清就成為不得不奉行的君命。朝鮮使臣認為清朝的禮樂文明都已崩潰,朝鮮已超越清朝成為文明的中心,因此頗有一種優越感,對清人的統治心存鄙保這樣的“華夷觀”可謂根深蒂固,卻又非一成不變,隨時間的推移,對明朝的記憶日漸淡薄,加上清朝國力的強盛,朝鮮使臣對清朝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體會,對清的認同感也就越來越強烈。這樣的變化在康熙朝已初現端倪,透過朝鮮使臣筆下的康熙形像,可以略窺其中轉變的痕跡。十六歲時的康熙清聖祖康熙於1661年登基即位,時年八歲。1669年,康熙十六歲時,他挫敗鰲拜勢力,開始真正的親政。也就是在此年冬天,朝鮮派閔鼎重出使清朝,他著有《燕行日記》等,記載了當時清廷發生的很多重要事件,對我們了解清代的社會狀況大有幫助,但他的記載是否客觀同樣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在閔鼎重筆下,康熙的外貌是這樣的:“清主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十六歲的少年,讀來卻如六七十歲的老者,毫無生氣。性格更是多疑易怒,偏聽偏信,獨斷專行,用人唯親。為了說明康熙的喜怒無常,閔鼎重還舉了兩個例子:一是有人將毛皮甚好的貂獻給皇上,說是剛剛買來的。康熙一聽就將賣貂者抓來,問:有好的貂,為何不進獻而要出售?因此殺了賣貂者。一是小時候玩的玩具放在倉庫中,一天忽然想起來向掌庫者索取,結果發現遺失甚多,於是殺了看倉庫的人。被漫畫了的康熙似乎是典型的暴君,但因為閔鼎重沒有明言自己是否曾親眼見到康熙,所以他的記載就頗值得懷疑。實際上當朝鮮使臣覲見時,因為相隔甚遠,是不可能看清楚皇帝究竟長什麼樣子的,如其他使臣經常說的:“殿角深邃,舉頭詳望,終不見皇帝出入之形矣。”連帝王出入都看不清,又何談他們的長相?所舉的兩個例子,聽來更是匪夷所思,大概也難免道聽途說、誇張附會之嫌吧。閔鼎重出使清朝之時,朝鮮國內“尊明攘夷”的華夷觀正盛,君臣上下都對清人有強烈的敵視心理,因此在使臣的眼中清朝帝王是昏聵的殘暴的,清代社會是混亂的腐敗的,清朝隨時都會走向滅亡。三十三歲時的康熙1686年,康熙三十三歲,在其即位的二十五年裡,他重文興教,勤於政事,先後撤除了吳三桂等三藩勢力、統一了台灣,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其歷史功績彪炳史冊。但對這些事件,同時代的朝鮮人卻有不同的看法。是年,朝鮮使臣吳道一出使清朝,他最關心的就是曾經發生的吳三桂起兵之事。現在史學界一般將吳三桂的行為稱為“叛亂”,清朝平息叛亂是一場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之戰。但在當時,吳三桂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蠱惑了廣大的漢人與原明將吏,遠在朝鮮的君臣也對吳三桂寄予厚望,將他視為忠臣義士。所以吳道一此行不斷尋訪事件的當事人,對吳三桂的失敗、吳世阣的自殺滿懷同情,對他們的“氣節”無比尊崇。吳道一一面為吳三桂的事唏噓不已,一面因自己的耳聞目睹,又不得不承認清朝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因為康熙重視文化教育,所以無論是清人還是漢人,即使是下層百姓,都知道親近書籍。康熙自己更是通習儒家經典,勤於著述,文辭暢達。雖然如此,吳道一卻不願接受這樣的事實,因為這背離了他想像中的蠻夷之邦,也使“尊華攘夷”的口號沒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他要從反面來解讀這一現像的出現,認為在馬上得天下的清人,現在卻誦讀吟諷,這是邯鄲學步之舉,不但不能致“文明之治”,而且會喪失其“鷙悍勇剛之氣”。康熙驕矜自傲,臣僚諂佞虛偽,康熙所作文字也可能為他人代筆。當他親耳聽到漢人稱贊康熙“酷好文辭,性且寬仁,賦稅皆蠲減”時,更是心存懷疑,不斷向其他人求證,希望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吳道一用他的筆真實地記載了那一時期朝鮮士人復雜而矛盾的心理,同樣也真實地反映了康熙朝不斷發生的變化。五十八歲時的康熙滿人建立的清朝,不但沒有像朝鮮君臣預期地那樣很快走向滅亡,而是越來越強大,當進入十八世紀時,清朝已排除了各種危機,成為極為強盛的帝國,這使朝鮮使臣不得不睜開眼睛認真面對眼前的情況。1712年,康熙五十八歲,在位已五十一年,金昌業隨朝鮮使團赴清,著有《老稼齋燕行日記》,他沿途不斷追問清朝的漢人:“我輩衣冠如何?”因為文明的沉淪最顯而易見的部分就是衣冠的變化,朝鮮士人對清人的服飾充滿了鄙夷,認為衣冠的不同所代表的是文化的優劣,他們與清人服飾的差別成為朝鮮保存延續中華文明的像征。金昌業的追問就是要以此來試探漢人的故國之思,從而對中華衣冠文物的衰落進行嘲諷。雖然金昌業表現出一定的優越感,但並不影響他對康熙對清人有較高的評價。金昌業此行經歷了“百年所無”的“異事”,就是得以面見聖上。當康熙觀看朝鮮人射擊時,金昌業與其相距僅七八步:“皇帝……廣顙,頤稍殺,疏髯犯頰而斑白,雌雄眼,神氣清明。”寬額頭尖下巴,這與閔鼎重筆下的康熙並無不同。但此時五十八歲的康熙,卻是“神氣清明”,與閔鼎重筆下雖只十六歲卻是暮氣沉沉的康熙有天壤之別。康熙治國“崇文”尚禮,帶來了清朝世風的轉變。曾經粗蠻的清人“貌豐偉”、“淳實者多”,這樣的變化甚至讓金昌業有些自慚形穢,“此處人身材長大,姿貌豐偉者居多。而顧視我國人,本自矮細,又道路風塵之余,三使臣外率皆黧黑。所穿衣帽又多來此而貰者,袍則長短不中,紗帽寬或至眼,望之不似人,尤可嘆也。”清人身材高大偉岸,更顯得風塵僕僕的朝鮮人矮小黧黑,使臣的衣冠又多不合身不得體,竟讓金昌業有“不似人”的感慨。金昌業的表述也許只是一種細微隱約的變化,卻透露出朝鮮士人對清認識的進一步轉變,成為此後朝鮮使臣公開倡導向清人學習的先導。“想像的異邦”雖然部分來自材料,但更主要的還是來自人的構想,與現實的異邦有很大的差距。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朝鮮使臣的文字記載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出行日記,文字背後透露的是一個國家的華夷觀的前後變化,也折射出了清逐漸漢化的過程,以及中朝兩國關系的轉變。(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