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南朝鮮，在古代與中國有長期而密切的交往。在朝鮮王朝(1392─1910)時期，更與明、清兩朝都建立了藩屬關系，使節往來頻繁。出使明、清的朝鮮使臣，“在每年的幾乎同一時期，經過幾乎相同的路程，住在北京同樣的館舍，參加同樣的儀式，進行幾乎相同的北京觀光”，但相同的行程在朝鮮人眼中卻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明朝的中國是華夏之國，在壬辰倭亂時，不惜人力、物力、財力救朝鮮於危亡，對朝鮮有再造之恩，因此出使明是榮耀的“男兒事業”；而滿人建立的後金(清)則是蠻夷之邦，不斷騷擾威脅朝鮮，又有兩次軍事進攻，二者有不共戴天之仇，出使清就成為不得不奉行的君命。朝鮮使臣認為清朝的禮樂文明都已崩潰，朝鮮已超越清朝成為文明的中心，因此頗有一種優越感，對清人的統治心存鄙保這樣的“華夷觀”可謂根深蒂固，卻又非一成不變，隨時間的推移，對明朝的記憶日漸淡薄，加上清朝國力的強盛，朝鮮使臣對清朝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體會，對清的認同感也就越來越強烈。這樣的變化在康熙朝已初現端倪，透過朝鮮使臣筆下的康熙形像，可以略窺其中轉變的痕跡。十六歲時的康熙清聖祖康熙於1661年登基即位，時年八歲。1669年，康熙十六歲時，他挫敗鰲拜勢力，開始真正的親政。也就是在此年冬天，朝鮮派閔鼎重出使清朝，他著有《燕行日記》等，記載了當時清廷發生的很多重要事件，對我們了解清代的社會狀況大有幫助，但他的記載是否客觀同樣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在閔鼎重筆下，康熙的外貌是這樣的:“清主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十六歲的少年，讀來卻如六七十歲的老者，毫無生氣。性格更是多疑易怒，偏聽偏信，獨斷專行，用人唯親。為了說明康熙的喜怒無常，閔鼎重還舉了兩個例子:一是有人將毛皮甚好的貂獻給皇上，說是剛剛買來的。康熙一聽就將賣貂者抓來，問:有好的貂，為何不進獻而要出售？因此殺了賣貂者。一是小時候玩的玩具放在倉庫中，一天忽然想起來向掌庫者索取，結果發現遺失甚多，於是殺了看倉庫的人。被漫畫了的康熙似乎是典型的暴君，但因為閔鼎重沒有明言自己是否曾親眼見到康熙，所以他的記載就頗值得懷疑。實際上當朝鮮使臣覲見時，因為相隔甚遠，是不可能看清楚皇帝究竟長什麼樣子的，如其他使臣經常說的:“殿角深邃，舉頭詳望，終不見皇帝出入之形矣。”連帝王出入都看不清，又何談他們的長相？所舉的兩個例子，聽來更是匪夷所思，大概也難免道聽途說、誇張附會之嫌吧。閔鼎重出使清朝之時，朝鮮國內“尊明攘夷”的華夷觀正盛，君臣上下都對清人有強烈的敵視心理，因此在使臣的眼中清朝帝王是昏聵的殘暴的，清代社會是混亂的腐敗的，清朝隨時都會走向滅亡。三十三歲時的康熙1686年，康熙三十三歲，在其即位的二十五年裡，他重文興教，勤於政事，先後撤除了吳三桂等三藩勢力、統一了台灣，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其歷史功績彪炳史冊。但對這些事件，同時代的朝鮮人卻有不同的看法。是年，朝鮮使臣吳道一出使清朝，他最關心的就是曾經發生的吳三桂起兵之事。現在史學界一般將吳三桂的行為稱為“叛亂”，清朝平息叛亂是一場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之戰。但在當時，吳三桂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蠱惑了廣大的漢人與原明將吏，遠在朝鮮的君臣也對吳三桂寄予厚望，將他視為忠臣義士。所以吳道一此行不斷尋訪事件的當事人，對吳三桂的失敗、吳世阣的自殺滿懷同情，對他們的“氣節”無比尊崇。吳道一一面為吳三桂的事唏噓不已，一面因自己的耳聞目睹，又不得不承認清朝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因為康熙重視文化教育，所以無論是清人還是漢人，即使是下層百姓，都知道親近書籍。康熙自己更是通習儒家經典，勤於著述，文辭暢達。雖然如此，吳道一卻不願接受這樣的事實，因為這背離了他想像中的蠻夷之邦，也使“尊華攘夷”的口號沒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他要從反面來解讀這一現像的出現，認為在馬上得天下的清人，現在卻誦讀吟諷，這是邯鄲學步之舉，不但不能致“文明之治”，而且會喪失其“鷙悍勇剛之氣”。康熙驕矜自傲，臣僚諂佞虛偽，康熙所作文字也可能為他人代筆。當他親耳聽到漢人稱贊康熙“酷好文辭，性且寬仁，賦稅皆蠲減”時，更是心存懷疑，不斷向其他人求證，希望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吳道一用他的筆真實地記載了那一時期朝鮮士人復雜而矛盾的心理，同樣也真實地反映了康熙朝不斷發生的變化。五十八歲時的康熙滿人建立的清朝，不但沒有像朝鮮君臣預期地那樣很快走向滅亡，而是越來越強大，當進入十八世紀時，清朝已排除了各種危機，成為極為強盛的帝國，這使朝鮮使臣不得不睜開眼睛認真面對眼前的情況。1712年，康熙五十八歲，在位已五十一年，金昌業隨朝鮮使團赴清，著有《老稼齋燕行日記》，他沿途不斷追問清朝的漢人:“我輩衣冠如何？”因為文明的沉淪最顯而易見的部分就是衣冠的變化，朝鮮士人對清人的服飾充滿了鄙夷，認為衣冠的不同所代表的是文化的優劣，他們與清人服飾的差別成為朝鮮保存延續中華文明的像征。金昌業的追問就是要以此來試探漢人的故國之思，從而對中華衣冠文物的衰落進行嘲諷。雖然金昌業表現出一定的優越感，但並不影響他對康熙對清人有較高的評價。金昌業此行經歷了“百年所無”的“異事”，就是得以面見聖上。當康熙觀看朝鮮人射擊時，金昌業與其相距僅七八步:“皇帝……廣顙，頤稍殺，疏髯犯頰而斑白，雌雄眼，神氣清明。”寬額頭尖下巴，這與閔鼎重筆下的康熙並無不同。但此時五十八歲的康熙，卻是“神氣清明”，與閔鼎重筆下雖只十六歲卻是暮氣沉沉的康熙有天壤之別。康熙治國“崇文”尚禮，帶來了清朝世風的轉變。曾經粗蠻的清人“貌豐偉”、“淳實者多”，這樣的變化甚至讓金昌業有些自慚形穢，“此處人身材長大，姿貌豐偉者居多。而顧視我國人，本自矮細，又道路風塵之余，三使臣外率皆黧黑。所穿衣帽又多來此而貰者，袍則長短不中，紗帽寬或至眼，望之不似人，尤可嘆也。”清人身材高大偉岸，更顯得風塵僕僕的朝鮮人矮小黧黑，使臣的衣冠又多不合身不得體，竟讓金昌業有“不似人”的感慨。金昌業的表述也許只是一種細微隱約的變化，卻透露出朝鮮士人對清認識的進一步轉變，成為此後朝鮮使臣公開倡導向清人學習的先導。“想像的異邦”雖然部分來自材料，但更主要的還是來自人的構想，與現實的異邦有很大的差距。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朝鮮使臣的文字記載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出行日記，文字背後透露的是一個國家的華夷觀的前後變化，也折射出了清逐漸漢化的過程，以及中朝兩國關系的轉變。(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