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黑水城文獻的發現被學術界公認為上世紀初繼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吐魯番文書發現之後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黑水城遺書上起唐代，下及西夏、金、元諸王朝，文獻總數達十萬件以上，其文化價值難以估量。2000年，一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名，作為《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第六冊出版，為學術界研究兩宋之際西北地區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提供了一把鑰匙。這批重要的宋代軍事檔案重見天日，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本刊選登的這三篇文章，第一篇介紹了這批珍貴文書的總體情況，並對其流傳途徑進行了推理和考證；第二篇由一件普通士兵晉升軍階的文書勾連出宋徽宗時期當權朝臣的活動，展示了宋朝蔭補官員的操作流程；第三篇以文書材料勾勒出“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的活動軌跡，再現了宋金戰爭正酣之際陝西軍勤王的情況。
荒漠古城驚現宋代文獻珍品
陳瑞青
在我國的北部邊陲、歷史上聞名的居延海南側，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遺址——黑水城。崛起於公元11世紀的黨項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其所統治的地方設立了十二個監軍司用以掌管邊境防務，黑水城在當時就是“黑水鎮燕軍司”的駐所。1226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征伐西夏，首先攻破黑水城，並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國都中興府。次年，西夏就滅亡了。元朝建立後，黑水城依舊沿用，而且受到統治者的重視，當時這一地區劃歸甘肅行省，稱“亦集乃路”。“亦集乃”是源於西夏黨項語“黑水”的音譯，蒙語稱“哈拉浩特”（意為黑城）。1286年，元世祖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隸屬於甘肅行剩1372年，明朝征西將軍馮勝帶兵討伐元朝殘軍，曾使河流改道，造成城內水源斷絕，故明軍占領此城後隨即廢之，城中居民被迫遷徙。隨著時間的流逝，黑水城和尼雅、樓蘭古城一樣湮沒於浩瀚的沙漠之中。
1907年12月25日至1909年7月26日，俄國軍隊上校、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科茲洛夫受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派遣，率領“蒙古四川探險隊”在我國西部進行了一年半的“考察”，曾兩次到黑水城進行挖掘。1908年初春，科茲洛夫在黑水城內的街區、寺廟遺址上挖出了10多箱包括絹質佛畫、錢幣、婦女用品在內的各種文物，經蒙古驛站運往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當俄羅斯地理學會見到這些沒有人認識的文字和造型獨特的佛像時，迅即決定讓科茲洛夫探險隊放棄原計劃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動，立即返回黑水城，集中人力、物力對黑水城展開更大規模的挖掘。他們翻遍了黑水城東街、正街兩側的店鋪作坊遺址，挖掘了總管府和全部佛寺遺址，但收獲甚微。仍不死心的科茲洛夫繼而轉向離黑水城西牆約400米、位於干河床右岸的一座佛塔。當這座佛塔被打開後,他們發現塔內堆滿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獻，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寫本；既有大量的佛經，又有多種多樣的世俗文獻。除此之外，還有漢文、回鶻文、蒙文、敘利亞文、突厥文等多種文獻。科茲洛夫驚呼這是一座“偉大的塔”。他派人用40頭駱駝把這批珍貴的文物偷運到聖彼得堡，立即轟動了全世界。
由於歷史的原因，黑水城文獻分藏在世界13個國家的博物館中。黑水城遺書上起唐代，下及西夏、金、元諸王朝，總數約在十萬件以上，其中90％以上是西夏文物典籍，被公認為上世紀初繼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吐魯番遺書之後最為重要的考古文獻發現之一。黑水城出土的文物，充分展現了遼、宋、夏、金、元尤其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其文化價值和版本價值，難以估量，也有助於西夏學成為世界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茲洛夫在黑水城發掘的文物大體上分為兩類，器物部分收藏在俄羅斯國立愛密塔什博物館；文獻部分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俄藏黑水城文獻共有8000多個編號，上海古籍出版社經過多方努力使這批珍貴的文獻以《俄藏黑水城文獻》為名出版行世。在這批珍貴的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海寶韻》的刊布。《文海寶韻》是科茲洛夫在黑水城遺址所獲大批文獻中的一種，早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著名的西夏史專家聶力山就在眾多的西夏文獻中發現了《文海寶韻》。後來，這部書竟然找不到了。據說，上世紀30年代《文海寶韻》被拿去裱糊，隨著聶力山和裱糊師的去世，這部珍貴文獻的下落也就無人知曉。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蘇聯專家出版西夏手寫本和木刻本目錄時均沒有將其收錄。幾十年以後，裱糊師的家屬發現了這部文獻，並將其送交保存黑水城文獻的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
1992年，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與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開始對俄藏黑水城文獻進行整理、出版。1993年10月，根據中俄雙方達成的協議，中國代表團到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整理、拍攝俄藏黑水城文獻。《文海寶韻》是中方首先拍攝的一種，其全文被收錄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七冊中。由於《文海寶韻》印刷時所使用的紙張是宋代公文舊紙，其背面的宋代官方文書同樣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第六冊將這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名出版，使這批重要的宋代軍事檔案重見天日。
宋代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在國內是首次公布，對這批文書進行整理、研究並加以利用，無疑具有深遠的學術意義。據《俄藏黑水城文獻》“附錄”介紹，這批文書為宋寫本，未染麻紙，共109頁。每頁約高29.5釐米，寬37.5釐米。行數不一，字有大校楷、行、草書皆具，非一人所書，黑色大多濃勻。有朱筆與朱、黑櫻原系長短不一的卷軸裝或單頁文書，為西夏所得後，裁切成一般大小，並於紙背刻印西夏文蝴蝶裝《文海寶韻》。入藏俄羅斯後，按《文海寶韻》的頁碼順序裝訂成冊，偶有錯簡。就文書類型而言，這批文書以牒文、劄子為主兼有一些呈狀、申狀；就檔案類型而言，一類是北宋末年範致虛組織陝西六路軍馬進行勤王的“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文書；一類是北宋末年為防止西夏入侵而設立的“統制司”文書；一類是南宋初年王庶在西北地區組織抗金的“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文書；一類是兩宋之際倉司訴訟文書。同時還有一部分文書涉及到北宋末年士兵升遷和南宋初年軍裝請領、扭折等情況。這批珍貴的宋代軍事檔案的公布，迅速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為研究兩宋之際西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形勢提供了一把神奇的鑰匙。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作為宋代鄜延路地區軍政活動的原始記錄和檔案，是如何落入西夏人手中，如何被二次利用來印刷西夏文的《文海寶韻》，又如何流落到遠在千裡之外的黑水城，這也許如同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一樣，永遠是一個無法確知的歷史之謎。當然，這並沒有妨礙學者們試圖解開這一謎底的艱辛探索。孟列夫的漢文版《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導言》曾這樣推測“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來由：“最大的可能是在遭到西夏軍隊襲擊時被搶走的”，推測西夏軍隊的搶掠是《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流入西夏的原因。但是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自南宋建立以後，並沒有西夏軍隊直接入侵鄜延路的文獻記載。白濱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代文獻》一文曾經探討過這批文書的產生時代與歷史背景，指出文書年代起自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1118年），止於宋高宗建炎五年（1131年），另外從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文刻本蝴蝶裝《維摩詰所說經》封套裱紙中析出了《阜昌三年秦鳳路第七將請發遣狀》（HB.NO.709）和《阜昌三年本路第七將呈狀》（HB.NO.2559）兩種文書（阜昌為金朝冊立劉豫“大劉皇帝”年號，阜昌三年即公元1132年），由此推知這批文書落入西夏之手是在1132年之後。至於這批文書落入西夏之手的原因，他認為應從這個時期宋與西夏和金的軍事關系著手分析。1131年金集結重兵，攻打陝西，南宋“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一九），“陝西盡入於金”，然而金兵占領陝西以後並未對西夏履行當初承諾割陝西北部地給西夏的諾言，而是依舊把麟、府、鄜、延諸州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把“既弱西夏”作為攻取南宋戰略方針的組成部分。這個時期西夏曾出兵助金攻宋，並從金兵占領地掠奪戰利品。他認為西夏實際上是“蓋畏其威，亦欲從而擄掠也”（《中興小記》），“只要有隙可乘，便不放過對金占領地的攻占，這大約是這批文書所獲之由來”。換言之，白先生認為西夏是從“金占領地”掠取到這批文書的。
也有學者認為，北宋與西夏在政權交往上是不平等的。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十二月，由於當時宋與西夏都被長期戰爭拖得精疲力竭，雙方議和停戰。北宋承認了西夏政權的獨立地位，並冊命元昊為夏國主；同時，元昊也被迫同意接受“永為宋藩輔”的屈辱條件。正因為如此，元昊不願北宋使者到其都城興慶府（治今寧夏銀川），以免自己在外交禮儀上陷入“拜詔書”之類的尷尬境地，只讓北宋使者住在宥州（舊治在保安軍西北100余公裡）。宥州是西夏十二監軍司之一嘉寧軍司的治所，李元昊時，統領有五萬精兵，主要與北宋的鄜延、麟府路相對抗。對此，北宋也針鋒相對，指定保安軍（在城或順寧寨）接待西夏使者。這樣一來，宋、夏之間的交聘、移牒就形成了固定的“保安軍——宥州”模式，即雙方公文及雙邊交涉只能限定在“保安軍——宥州”進行，而不能直達“保安軍——宥州”以外的任何機構和地點。這樣，有學者推斷這批宋代文獻可能是通過和平途徑進入西夏地區的。但這種論斷似乎忽視了宋夏交往中一般文書和特殊文書的區別。宋夏交聘、移牒的“保安軍——宥州”模式似乎更適應於一般文書的往來，而“軍政”文書中多件文書涉及到士兵調遣、軍裝發放、軍員處置等重大軍事機密，宋朝不可能外泄給西夏。由此可見，白濱先生的“戰利品”說，或許更接近歷史事實。
那麼，這批宋代文獻又是如何流落到黑水城的呢？目前學術界一般根據黑水城出土文獻的數量、品種等來判斷，黑水城不僅是西夏西北邊防軍事重鎮，也是這一地區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如果沿著這一思路推導，則這批重要的宋代文獻是被西夏運到黑水城地區以後，在黑水城被印成《文海寶韻》，而後被藏入“偉大的塔”的。而白濱先生則認為：黑水城文獻中除屬於元代亦集乃路總管府或寺廟收藏的元代圖籍檔案外，其他文獻基本上是元滅西夏戰爭中從西夏腹地、河西走廊等地區收集的西夏王朝公私藏書、檔案文書，之後輾轉運送到元朝後方亦集乃路總管府或當地寺廟中保管的。在明初的戰亂中，這些材料又被北元或當地寺廟分別收藏在佛塔和寺廟中，直到20世紀初，始被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發現。
（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一個士兵與一代權臣
孫繼民
趙德誠擬補承節郎文書
公元1118年3月，陝北黃土高原春寒料峭，但戍守在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延安府、鄜州、保安軍一帶的數萬宋軍將士卻興高采烈，因為他們又熬過了一個寒風刺骨千裡冰封的嚴冬，迎來了草木泛青漸有暖意的初春。在這樣的氛圍中，最興奮的士兵莫過於保安軍下轄的德靖寨普通士兵趙德誠了，身居中級軍官之位的父親已為他晉升軍階正式提出了請求。趙德誠沒有料到的是，有關他晉升軍階的一件文書將這位普通士兵與宋徽宗時期的當朝權臣們聯系了起來，尤其令他始料不及的是這件文書在塵封近千年之後展現於現代學者面前，成為研究宋代蔭補制度的珍貴材料。
這件文書就是《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第49頁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有關趙德誠擬補承節郎文書（見圖）。以下是文書部分內容的節錄：
[太]師魯國公臣京不書
[起]復太宰臣居中
少宰臣深
[起]復左丞臣黼
[右]丞闕
[尚]書臣光疑等言，謹擬。
右謹以申聞，謹奏。
政和八年二月日員外郎張動上
[給]事中臣王靚讀
[門]下侍郎臣薛昂省
[起]復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臣]居中[審]
趙德誠文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員外郎張動的奏狀，第二部分是門下省官員對奏狀的審核。第一部分第1行有“尚書吏部”等字樣，表明文書的行文部門是尚書省吏部。第2—4行為武功大夫趙進忠的乞請辭，要求為兒子趙德誠授官使臣。第5行是尚書省吏部對趙進忠請求蔭子的處理意見，擬補趙德誠為承節郎。第6—14行分別是“總治三時官員的列名和尚書省官員簽署、擬處、上奏人的署名及上奏辭，其中的“[太]師魯國公臣京”就是宋徽宗時期的權臣蔡京，“[起]復太宰臣居中”就是太宰（由尚書左僕射改稱）鄭居中，“少宰臣深”就是少宰（由尚書右僕射改稱）余深，“[起]復左丞臣黼”就是尚書左丞王黼，“[尚]書臣光疑”就是尚書省的吏部尚書許光疑，“員外郎張動”則是吏部尚書許光疑的屬官。以上數人都是宋徽宗時期的權臣、重臣和高官，趙德誠擬補承節郎的文書就是通過他們之手而層層簽署的。
這件文書展示了當時蔭補官員奏狀的文書格式和基本結構，共由七層構成：第一層是首行的抬頭“尚書吏部”，表明文書的撰擬、行文部門是尚書省吏部。第二層是蔭補官員的申請辭，包括蔭補官員的官階、姓名，蔭補理由（冬祀大禮之類）和求蔭官員（使臣之類）、被蔭補人名及與求蔭者關系、本貫、年齡等。第三層是擬補意見。第四層是“總治三時官員的列名和尚書省長貳及左右丞的署名。第五層是吏部尚書署名並注明“謹擬”。第六層是上奏辭，即“右謹以申聞謹奏”之類。第七層是奏狀的落款，包括年月日及上奏人的官職、姓名。透過這些奏狀格式和構成，我們可以看到蔭補官員鮮活生動的運作過程：在當事人申請的基礎上由吏部尚書提出擬官意見，然後是尚書省長貳及左右丞的依次署名，最後由吏部的一位員外郎奏上。由此可見，承節郎的擬補過程需要經過吏部尚書擬官、尚書省長貳署名和員外郎上奏三個基本環節。趙德誠所求不過是一位承節郎，僅為從九品，是政和六年（1116年）所定武階官的第51階（共52階），這樣一位低微武官尚且需要經歷如此復雜的擬、署、奏程序，其他武官的擬補過程自不會更簡於此，可以說，文書至少反映了宋代蔭補官員的一般擬官過程，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文書第二部分反映了門下省有關擬補承節郎的審批程序，證實了史籍所載門下省對尚書省報送公文的審批程序確實存在並被嚴格執行。從文書看，擬補狀交付門下省之後，經歷了“給事中臣王靚讀”和“門下侍郎臣薛昂時及“起復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臣居中審”三個環節。這裡的給事中、門下侍郎、太宰兼門下侍郎均為門下省官員。門下省的職掌之一就是對尚
書省報送的文書進行審核，經過“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三個環節之後才能轉入實施階段。門下省長官是侍中，副貳是侍郎，給事中是他們的屬官。可見審批的程序是由低到高，依次經過給事中、侍郎、侍中三個環節。將文書所見門下省審批程序與《宋史·職官志》所述門下省審批程序比較，可見第一個環節“給事中臣王靚讀”，第二個環節“門下侍郎臣薛昂時，與《職官志》所言官名、簽署順序完全一致，只有第三個環節“起復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臣居中審”與“侍中審”稍有差異，文書所出現的官職是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宋史·職官志》所述官職是門下侍中。但實際上二者並不矛盾。門下省長官本是門下侍中，中書省長官本是中書令，但元豐改制以後，門下省不置侍中，中書省不置令，而以尚書省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代行侍中、中書令之職。政和年間，左僕射改為太宰，右僕射改為少宰，可見太宰兼門下侍郎實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因此，文書第17行的“起復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臣居中審”實即代行門下侍中之職。“給事中臣王靚讀”、“門下侍郎臣薛昂時、“起復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臣居中審”，三人在文書中的排列順序及其職掌與《宋史·職官志》所謂“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完全吻合。文書反映出的門下省審批程序與制度規定恰好符合，這說明制度規定的門下省公文處理流程在實踐中得到了嚴格執行。
文書還反映了宋徽宗時期、確切地說是政和年間公文運轉流程的特點，即權臣蔡京“總治三時，凌駕於中書盛尚書省和門下省之上，作為“公相”而列名於尚書省和門下省之前。文書6行是“太師魯國公臣京不書”。“不書”應是不署名之意，蔡京不署名可能是因為擬補承節郎過於瑣細，但卻仍然列名並居於尚書省和門下省之前則表明他擁有宰制兩省的地位和權力。蔡京在宋徽宗時期曾長期秉政，大觀元年拜太師，後雖一度貶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但政和二年（1112年）被召還京師再次輔政，並徙封魯國公，“即又更定官員，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時（《宋史》卷四七二《奸臣·蔡京傳》）。據《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政和六年（1116年）四月，“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可以推知蔡京“總治三時作為“公相”的時間是在政和六年（1116年）四月，“時人稱蔡京為公相”（《宋史》卷四六八《童貫傳》）。在文書中，蔡京就是以“三時的“公相”身份列名其中的，他在文書中列於尚書省長官鄭居中之前，不僅僅表示他位在尚書省長官之上，同時表明他也位在門下省長官之上。文書中體現出的蔡京作為尚書省和門下省的“公相”，正是宋徽宗政和後期官制的重要特點。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絕大多數是北宋末南宋初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及下屬延安府、鄜州、保安軍、金湯城、第七將等單位及個人的文書，只有此件趙德誠擬補承節郎的文書屬於宋廷中央機構形成的文書，盡管它只是抄件，但保存了原件的內容和形式，是直接反映宋朝蔭補官員公文運轉流程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宋勤王軍的統帥部
張春蘭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下詔伐宋。金軍兵分兩路，勢如破竹，在短短的兩個月內，便將宋軍的河東、河北防御體系打得七零八落、土崩瓦解，兵鋒直指都城汴京。宋徽宗驚慌失措，急忙禪位於太子趙恆，是為欽宗。次年正月，宋欽宗即位僅15天，金軍就包圍了汴京城。宋欽宗在各地陸續趕來“勤王”援軍已達二十多萬人的情況下，竟然簽訂城下之盟，以奉送大量金銀布帛，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等屈辱條件，換得了一時的苟安。第二年，亦即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軍再次兵分兩路，沿著上次的進軍路線直搗汴京。十一月，兩路金軍在汴京城下會師，再次包圍汴京。金軍此次的攻擊比上次更為猛烈，而防守汴京的宋軍人數則比上次大為減少。原因在於自從上次金軍北撤後，宋王朝以糧餉不足為由，遣返了各地救援汴京的勤王兵，又大肆打擊主戰派官員。北宋統治者以為金軍在短期內不會再次南侵，直到大敵壓城，才急忙調遣以陝西戰場的宋軍為主體的“西軍”入援。但是，還未等到“西軍”援兵趕到，汴京就已被金兵攻破，宋徽宗、宋欽宗以及大批後妃宗室人員成了金兵俘虜，北宋王朝滅亡。
在應對金軍的兩次大規模進攻中，宋朝的勤王兵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金軍第一次大規模進攻時，由於勤王軍的及時趕到和開封城內守軍的拼死抵抗，才迫使金軍最後解圍而去；而在金軍第二次大規模進攻時，由於開封城內兵力空虛，更由於勤王軍未能及時趕到，才導致都城陷落，北宋滅亡。史籍中雖然涉及勤王軍的資料很多，但涉及勤王軍的編制組成、組織結構等具體內容的史料卻非常有限。例如宋軍勤王兵在金兵第二次進攻時的統御機構，目前只有宋人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十九《孫昭遠行狀》中提到靖康元年十一月“制置使錢蓋遣統制官杜常、夏俶將士數萬，至京西而潰，永興路安撫使範致虛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這裡提到的“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顯然是宋勤王軍的統帥部，但是這一統御機構既不見於《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會要輯稿》、《靖康要錄》、《宋史》等重要史著，也不見於除《文忠集》之外的其他文集，周必大《文忠集》所記是否可靠？所述機構名稱是否准確？這一機構何時成立？存續了多長時間？這些都是困擾宋史學者的重要問題。
現在，上述疑問隨著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公布而渙然冰釋。在《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之中就有幾件涉及當時勤王軍統帥部的文書，這就是其中的第18頁、第28頁、第96頁和第98頁文書。這四頁文書分別是《北宋靖康二年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付第七將札》、《北宋靖康二年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牒》、《北宋靖康二年保安軍付第七將牒》和《南宋建炎元年宋軍某部牒》。《北宋靖康二年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付第七將札》提到“別案關准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牒：今來措近潰散人已特與免罪，許令經所屬出首，即團結管押赴軍前使喚”，具體時間是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四日；《北宋靖康二年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牒》則是為施行赦書而“申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照會”；《北宋靖康二年保安軍付第七將牒》則是要求“准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牒”，將“逃走義兵、弓手，請立便指揮所屬，將逐人父母妻男拁禁監捉。許諸色人告捉赴官，依法施行訖”，具體時間是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建炎元年宋軍某部牒》則是要求“請詳前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及赦書內指揮事理，照會施行訖”，具體時間是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二十三日。從以上四件書文可見，它們都提到了同一個機構“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這與周必大《文忠集·孫昭遠行狀》所說的“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相比，只有“勤王”兩字的差異，其余全相同。《孫昭遠行狀》系周必大的事後追記，而《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第18頁、第28頁、第96頁和98頁四件文書均是宋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和保安軍當時行用的公文（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是北宋王朝在西北地區設置的六個軍區之一，治在今陝西延安。保安軍是其所轄州軍之一，治所在今陝西志丹縣），且四件文書記載的名稱完全一致，其可靠性應無疑問，由此可知宋勤王軍統帥部的准確稱謂應該是“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文書既證實了周必大所記名稱基本屬實，也糾正了其中衍出“勤王”二字的部分錯誤。
至於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的存續時間，除周必大《文忠集·孫昭遠行狀》指出其設立時間是靖康元年“時閆十一月也”之外，其他史籍絕無只字提及。對於此問題，又是黑水城文書給我們提供了線索。《北宋靖康二年保安軍付第七將牒》的行文時間是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建炎元年宋軍某部牒》的行文時間是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二十三日，這說明至遲至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仍然存在。而且，我們根據這一統兵機構負責人範致虛官職的變化可以進一步推出它的終結時間。範致虛是憑借陝西五路宣撫使的身份督率勤王兵入援的，雖然這一職務何時解除，史籍並無記載，但從這一時期他本人其他職務的變遷仍然可以推知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存續時間的下限。《宋史·範致虛傳》稱傳主兵敗之後，“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加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據此，範致虛兵敗之後曾遭大臣彈劾，並徙官知鄧州。對於範致虛徙官鄧州的具體時間，《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建炎元年七月條有明確記載，稱：“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範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谷以實之。”可以推知，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丙午既是範致虛軍職被解除的時間，也應該是“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存續時間的下限。由此可見，自靖康元年（1126年）閆十一月丙辰之後至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丙午，作為範致虛統率陝西宋軍的臨時機構的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前後存在的時間共七個多月。
總而言之，“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是兩宋之際宋金戰爭正酣、金軍第二次圍攻北宋都城汴京的歷史背景下，陝西五路宣撫使範致虛會合諸路入援軍隊，為便於統一指揮而自行設立的臨時性指揮機構；它存在的大致時間自靖康元年（1126年）閆十一月丙辰之後至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丙午，共七個多月。有關範致虛設置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的情況，史籍記載極其缺乏，俄藏黑水城宋代文書不僅證實了這一統兵機構確實存在過，而且還提供了有關此機構運轉的不少細節。由此可見，俄藏黑水城所出宋代文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反映兩宋之際陝西宋軍和陝西戰場歷史活動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