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先民，對於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獨特的見解。在《道德經》中，老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就是說，人、地、天在相互制約中發展，這是一種自然性的客觀規律，作為人不能違背它，而只能與“天”和諧相處，這就是“天人合一”。這是一套比較先進的科學生態理論，它指導著先民對生態的認識，制約著先民們處理與自然界關系的行為。
“天人合一”也是中國儒家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對於自然界萬事萬物，儒家主張人們施之以仁德，才能與之相合一。“凡所行事，皆範模於天地陰陽之端，至如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春夏則生育之，秋冬則肅殺之，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範圍天地之道而無過越也”(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卷七)。這實際上是一種對天地萬物生滅的平衡法則，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生態平衡論。唐朝詩人陸龜蒙在《南涇漁父》中說，他在南涇遇到的一位漁父告訴他一個道理：“孜孜告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去留，候其孳養報。終朝獲魚利，魚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全唐詩》卷619)。中國古代先民早有自然界物產消耗殆盡的危機意識及其對策。如唐人舒元輿在《坊州按獄》中說：“山禿愈高采，水窮益深撈。龜魚既絕跡，鹿兔無遺毛”(《全唐詩》卷489)，表示出對生態環境被破壞的憂慮。針對林木的砍伐，居延漢簡中就發現有東漢光武帝建武四年下達的“吏民毋得伐樹木”的詔令；唐朝廷規定“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皆禁其樵采”(《唐六典》卷7虞部)；唐代宗朝曾下令“宜勸課種桑棗，仍每丁每年種桑三十樹”(《全唐文》卷410《勸天下種桑棗制》)，這種帶強制性的全民植樹造林活動，一直延續到後代。
中國古代這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學說和“天地之道”的理論，構成了古代先民生態觀的基礎，並被古代先民奉為一種神聖的精神，貫穿於自已安身立命的生活理念之中，形成了對自然界生靈的一種“遂性”觀念，即讓生靈萬物各按其本性自由自在地去生存、發展。歷代帝王按傳統每年都要進行狩獵，但都只要求“網維一面，禽止三驅”，對大自然的這種有限索取，給生靈遂性發展留下了較大的空間。五代後唐長興二年(931)，宰臣馮道見唐明宗放鷹、鹯後上奏頌德說：“自陛下臨御，於今六載，家給人足，而又放鷹、鹯之類，鹹令遂性，所謂仁及鳥獸也，苟非聖德，其孰能臻此。”(《冊府元龜》卷37，第418頁)
要讓草木鳥獸能遂性地發展，就必須對山林川澤有所管理，對破壞遂性發展的行為有所禁止，於是就產生了一些保護生態的律令。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據《逸周書·大聚解》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這是對保護草木魚鱉生長的措施。睡虎地出土秦簡中的《秦簡·田律》中也有相關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j；毋毒魚鱉；置穽網，到七月而縱之。”(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第139頁)這是對大自然草木鳥獸等生物采取的半年保護、半年開放的政策，與夏禹已來的生態政策保持著一貫性。這都充分表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對有些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已有明確的刑律懲處規定。
一方面推崇生靈遂性發展，另一方面對自然資源作有限制的索取，這是中國古代較完整的一種生態平衡意識觀，並被歷朝歷代貫徹於法令之中。例如唐朝便規定“凡采捕畋獵必以其時，冬春之交，水蟲孕育，捕魚之器，不施川澤；春夏之交，陸禽孕育，餒獸之藥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籍；秋實之登，不得焚燎。”對於這套傳統的保護生態的四時之禁，到了後來更為豐富具體。如到了明代，據《明史·職官志》的記載：“虞衡典山澤采捕、陶冶之事。凡鳥獸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需，禮器軍實之用，歲下諸司采捕：水課禽十八，獸十二；陸課獸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時。冬春之交，網罟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谷登禁焚燎，……”這表明，直到明清時期，仍在繼承著夏周以來的保護生態的律令和政策。由此看到，中國古代幾千年來，一直有著保護生態、平衡生態發展的優良傳統。
二十世紀以後，工業化大生產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新挑戰：水源、空氣受到污染，森林、植被、耕地遭到破壞，許多物種絕滅，全球變暖等等。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鄭重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保護生態、保護環境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社會的迫切任務。在此形勢下，回顧中國歷史上的環保意識和生態保護的經驗與教訓，不無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