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戴維斯、哈特向為代表的美國地理學
戴維斯（Davis1850—1934） 美國地理學奠基人之一，他創立了侵蝕循環學說（地理輪回說）。他假定地殼抬升後再沒有上升和下降運動及大的氣候變化，由流水逐漸夷平地表，先從以下蝕為主的V 型河谷的河流青年期開始，經過側蝕為主的壯年期，最後進入侵蝕微弱、谷地間地面降低成緩坡的老年期，整個地表被磨蝕成幾乎是起伏不大的平原，即准平原。然後地殼再上升進入第二個輪回，往復下去。戴維斯的理論一直是地貌學的基本理論，影響長達數十年，對20 世紀初期地貌學有較大的推動作用。當然用今天的科學水平來看，戴維斯高度抽像化、模式化，用生物的一般規律來分析地形演變，是不符合地貌發育演變的實際的。但是戴維斯所提出的地貌形態與侵蝕程度的關系仍然是有意義的。戴維斯是美國最有名望的地理學家之一，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是美國地理協會的發起人，著有《普通氣像學》、《地理論文集》、《自然地理學》和《珊瑚礁問題》等著作。
哈特向（Hartshorne1899—） 20 世紀美國最有影響的地理學家，著有《地理學性質》（1939 年）《地理學性質的透視》（1959），被譽為裡程碑式的著作，在西歐和美國被宣傳為地理學奠基人觀點的權威論述。他繼承李特爾、赫特納傳統地理學的思想，認為地理學的目的就在於研究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和人類圈所構成的地表區域特征。他告誡人們，要時刻注意地理學的性質和經長期實踐證實了的地理學必要特性，否則就像方塞插入圓孔一樣，導致事業的失敗，他不贊成把地理學先分為自然和人文兩半然後再分別加以研究的做法。他指出地理工作者應從長期以來的人文現像與非人文現像的相關性的探索中解脫出來，應著眼於區域特征去展開研究工作。他提出了“論題地理學”的思想。
除上述兩位大師以外，美國地理學家較為有名望的還有：
巴羅斯（Barrows1877—1960） 是美國地理學中人類生態學派的代表，曾任地理研究最活躍的芝加哥大學地理系主任。他提出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他說“我們的所謂地理講解大部分不是地理，若講真正的地理，就必須從頭至尾是一種按人地關系正常順序的解釋性論述，⋯⋯”①，即地理學的目的不在於探索環境性質，而在於探索人類對環境的反應，自然條件只能聯系著人去研究。這一思想已經越來越受到現今地理工作者的重視和理解。巴羅斯的地理實踐也是豐富的，他參加過美國的土地類型調查、資源調查、水土保持和自然規劃等工作。
鮑曼（Bowman1878—1950） 是美國應用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的代表人物。他擔任美國地理學會理事長長達20 年，三次領導南美洲地理調查，倡議進行美國拓荒帶的研究，提出不僅要注意到拓荒帶的自然情況，而且要引導人們注意拓荒者的態度和目標，大力支持拓荒者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機構，是一種很卓越的論題地理綜合研究的思想。他是美國領土問題專家，1919 年向美國國務卿蘭辛提交了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邊界問題解決辦法方案，談判14 年，1933 年達成的邊界協定，最終還是以鮑曼的建議和地圖為依據確定的。他隨美國總統威爾遜參加過巴黎和會，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顧問。著有《戰後新世界》一書（1921 年），該書一直是美國政治地理學最有權威的著作。
索爾（Sauer1889—1975）美國人文地理學中景觀學派代表人物，主張地理學應研究自然與文化景觀的形成、演變、特征，而不在於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著有《景觀形態學》一書。
美國地理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20 世紀50 年代處於變革過渡時期，地理學的焦點逐步轉向社會科學，離開單純的地球科學，同時出現了“人類生態學”思潮，以及地志學、歷史地理學、應用地理學等趨向。美國地理學一般不拘泥於科學體系上的束縛，比較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和研究。地理學在資源調查、土地利用、土地調查、商品市場研究、軍事、領土、外交、政治等各個方面發揮了實際作用。自然地理很注重局地地理學研究，人文地理方面注重社會地理研究。此後，進入現代地理學階段，60 年代的“計量革命”、70 年代的“行為革命”都是從美國首先開始的，這可以看成是美國近代地理學學術傳統的延續。
四、麥金德和英國地理學
麥金德（Mackinder1861—1947）政治地理學家、歷史地理學家，牛津大學第一任地理學教授、地理系系主任，是英國地理學的代表人物。他創立了一項世界觀點，著有《不列顛與不列顛的海洋》、《歷史地理樞紐》和《民主理想與現實》等名著。他以提出“大陸腹地說”的全球戰略觀念而聞名於世。他把歐亞大陸和非洲合稱為“世界島”，把世界島最僻遠的地方稱為“腹地”（圖6－18）。他引證大量歷史事實說明來自大陸腹地的征服者對邊緣地帶向著三個方向擴張和侵略：向東南方向季風邊緣區和澳大利亞；向東北方向經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歐洲邊緣地帶和南部腹地。世界歷史總的來說是按著這些方向發展的。他把他的思想歸納為三句名言：“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大陸腹地；誰統治了大陸腹地，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世界”（1919 年）。他認為，如果德國和俄國結盟或者德國征服俄國，那麼就奠定了征服世界舞台的基矗他的思想在西方實際政治生活中影響很深，它一度成為地緣政治學者們鼓吹納粹征服世界的信念，有些西方政治學家曾一直擔心地注視著中蘇關系的發展也與麥金德的腹地說有關。麥金德當過英國上議院議員、英國地理協會主席，榮獲美國、英國地理學會的獎章。他對地理學以極高的評價，認為地理學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科學、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歷史科學與現實政治學之間的橋梁。
奇澤姆與麥金德同時代的商業地理學的創始人。他著有《商業地理手冊》，多次再版，成為地理名著之一。他用大量的世界貿易資料闡述了貿易的地理規律。
赫伯森麥金德的後繼者，按地表形態、氣候與植被劃分了世界大自然區，為地理學為自然區劃服務的事業開了先例。
英國地理學與德國地理學、法國地理學關系極為密切，彼此影響很深。英國地理學除了政治地理學、歷史地理學方面在世界很有影響外，也非常注重地理學的實際應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耗用大量經費資助地理學家在英國本土和世界各地進行探險考察。在區域研究方面也獲得豐碩成果，最著名的是斯坦普領導的英國土地利用調查，為戰時的糧食增長和以後的國土規劃、城市規劃做出了貢獻。為了表彰他的功績，英國女皇1965 年授予他勛爵稱號。
五、保爾·維達爾·德·拉·白蘭士和法國地理學
保爾·維達爾·德·拉·白蘭士（PaulVidaldelaBlache1845—1918）是法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巴黎大學地理學教授。他主張“或然論”，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並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們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他的思想使法國地理學擺脫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束縛，沒有產生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尖銳對立，也沒有陷入到自然中找人生答案的困境。他還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他認為生活方式即指文化，是人類集團成員所學習到的傳統品質，是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它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可能性的基本因素。“生活方式”的概念為社會文化地理的研究確定了較明確的對像和範疇。維達爾還十分重視小區域的研究，直接注意人及其周圍的緊密關系，認為這是訓練地理學家的最好途徑。他的思想對以後出現的地理學的土地研究、局地地理學研究是有啟發作用的。總之，他給法國地理學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傳統，使法國地理學沒有遭至其他歐洲國家所出現的一系列爭論和麻煩，無論是社會文化地理還是自然地理研究都比較深入。他的代表作是《人生地理學原理》（1921），此外還有《法國地理大綱》（1903 年）、《東部法國》等書。
讓·白呂納（Jean.Brunhes1869—1930） 維達爾傳統的繼承者和最優秀的學生。他稱得上是所處時代的歐洲最優秀的人文地理學家之一。他的主要學術思想是把人文地理學的領域縮小到只涉及人類對環境的占有和利用上。他提出人地學基本事實三綱六目的分類思想。其內容是：第一綱：地面建設事業的非生產者，包括房屋和道路兩目，涉及聚落地理、城市地理和交通地理。第二綱：動植物的利用事業，包括耕種和畜牧兩目，涉及氣候學、農業地理和畜牧地理。第三綱：經濟上破壞的事實，包括伐林漁捕和采礦兩目，破壞和保護資源問題及工業地理學。他主張人地相關論、或然論，但他把人類對自然提供可能性的選擇歸於人的心理、物質欲望等，看不到人的社會存在、社會生產關系對人的行為的決定性作用，從而陷入唯意志論。他著有《歷史地理學》、《法國人文地理》等書。
德·馬東（DeMartonne1873—1955） 在自然地理方面，近代法國地理學中貢獻最大的地理學家。曾任巴黎大學教授、法國地理學會會長和國際地理學會會長、秘書長等職。在地貌學方面，他向歐洲介紹了戴維斯的侵蝕循環學說；在氣候學方面，他用干燥指數來識別氣候干濕，對氣候的系統研究做出了貢獻。著有《法國自然地理》等書。讓·戈特芒（巴黎大學高級研究實用學院研究部主任）稱他的書“是西歐從未有過的任何一個大地區的自然面貌最具權威、寫得最好的著作。”二次大戰以後，昔日的自然與人文地理合一的維達爾傳統漸漸消失了，地理學家一部分走向科學的地貌學，一部分則向生物學和社會學靠攏。其代表人物是焦爾鳩（P.George 著《世界社會地理學》1945 年）和肖勒（A.Cholley著《地理學方法論的考察》1943 年）。
六、日本地理學
日本的近代地理學開始較晚，主要是自明治維新（1868 年）以後，隨著西方地理學思想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先把西方地理學思想介紹到日本並進行地理學啟蒙教育的有：福澤諭吉（《世界國痙1869 年）、內村鑒三（《地理學考》1894 年）和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1894 年）。
地理學進入大學課堂，成為一門專業課程是由地質學者、歷史學者和農業學者創始的。古藤文次郎（地質專業）在東京大學、小川琢治（歷史專業）在京都大學、山崎直方在東京文理科大學開創了地理學專業。到19 世紀30—40 年代在日本各大學執教的教師都是他們的學生。在地理教育方面，牧口常三郎做出卓越的貢獻。
在二戰期間日本地理學界出現宣傳地緣政治學的邪風。戰後飯塚浩二對地政學的批判起了很大作用。
戰後歐美地理學潮流湧入日本，德國地理學影響削弱。日本地理學比較注重應用，地理工作者廣泛參加國土規劃、城市規劃和北海道及東北地區的開發工作，出版了全國1：2.5 萬的國土圖。自然地理在第四紀自然史研究方面，人文地理在城市地理、中心地理論、地志學、經濟地理等方面成績都較突出。海外地理研究也越來越活躍。
七、以竺可楨為代表的我國近代地理學
竺可楨（1890—1974） 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1918 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創建東南大學地學系、國家氣像研究所，主持浙江大學教育工作。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持全國地理學、氣像學的科學研究工作。他關心和領導了我國自然資源綜合考察、海洋科學研究以及冰川、凍土、沙漠研究，在氣候學、氣像學研究方面貢獻尤為突出。在他領導下，我國從解放前就建有100 多個氣像站，至1959 年共建立了2400多個氣像站和3 萬多個氣像哨，初步形成了全國氣像觀測網絡，開辟了為經濟建設服務，特別是為農業服務的我國宏大的地理事業和氣像事業。目前我國已擠身於世界氣像科學的先進行列之中，這與竺可楨的開拓、領導是分不開的。他數十年來一直專心研究我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撰寫了《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一文，在國際學術界獲得較高評價。除此而外，竺先生早年編著了《地學通論》，對台風、東亞季風的研究有突出貢獻，而後又進行氣候學、物候學、農業氣像氣候學等方面研究，對地學其他領域也多有建樹。他的考察足跡遍及全國，著述近300 篇，稱得上是我國地理學界的一顆巨星。
我國的近代地理學（60 年代以前）基本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地理學受德國的地理思想影響很小，主要是受歐美流派的影響較強。最早開拓地理學研究和地理教育的是張相文（1867—1933），編著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中小學地理教材《初等地理教科書》、《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1901）。將西方地理學思想介紹到中國來的除了竺可楨先生外，還有從英國留學歸來的丁文江教授，他為發展中國的地質學、自然地理學做了不少工作。第二階段為解放後到60 年代。這一階段主要是接受蘇聯地理學思想的影響。應當說我國地理學從書齋、課堂中走出來為經濟建設服務是從建國後開始的。雖然也經過了一些曲折和政治上“左”的干擾，但總的說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地理學者有了施展才能為祖國服務的廣闊天地，連西方地理學家也承認“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得到了新的推動力。”①已在第五章列舉了我國地理為生產實踐服務的大量事例，此不贅述。下面僅就幾個主要方面說明如下：
（一）區域研究我國在開發西北、西南和熱帶資源，以及自環境治理改造方面做出了世界矚目的貢獻
以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和我國氣像工作者為主的青藏高原的自然資源開發研究、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研究、青藏高原對亞洲和世界自然環境（特別是氣候）影響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以施雅風、朱震達先生等為首的地理工作者對我國新疆和黃土高原干旱地區及冰川凍土的研究，實際地為干旱區農業發展、水土保持、三北防護林的建設做出了貢獻。以任美鍔教授為首的地理工作者，對熱帶資源、亞熱帶資源開發的研究，為我國橡膠等熱帶作物區的擴大種植做出了貢獻。
（二）農業水熱資源的開發利用研究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在黃秉維先生領導下長期開展對我國農業水熱資源開發研究，制定了《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其水熱指標所劃分的各級自然區本身就是我國農業發展藍圖的底圖。全國範圍開展農業區劃、土地利用區劃，同時還定點觀察研究水熱資源。這個領域可以說是地理工作者參加最為廣泛的領域。主編了大型的《中國自然地理》專著。
（三）經濟地理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作為全國中心基地為全國培養了大批經濟地理工作者。經濟地理工作者廣泛參加了國民經濟計劃和各級經濟區劃的制定工作。
（四）土地利用開發區建設研究
80 年代後期我國改革開放的形勢出現全方面大幅度躍進的形勢，地理學在區域開發和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的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劃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土地科學經濟管理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開拓性的研究。
總之，解放以後我國地理學是比較受重視的。在其他一些國家還把地理科學做為輔助科學或知識性科學的時候，我國就把地理學列為基礎科學，而且在科學發展十二年規劃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同時地理實踐的廣泛性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既有像黃秉維、胡煥庸、王乃梁、林超、任美鍔、施雅風、周廷儒、侯仁之、李春芬、孫敬之、譚其驤等老一輩優秀地理學家，也湧現出一批優秀中青年科學家，在諸多學術領域中做出了貢獻。但是，也曾一度，由於片面學習前蘇聯和政治上“左”的影響，使我們對歐美等國家地理學的新思想新方法吸收很少，有時甚至是極力排斥。特別是對“地理環境決定論”和喬治·葛德石的過“左”批判，使我國的人文地理學（特別是社會文化地理）幾乎處於完全空白的狀態。由於政治上的壓力，地理工作者在對我國至關重大的資源與人口關系的問題上，沒有盡到自己的科學責任。在地理教育方面，盡管學校地理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但國民社會地理教育方面，無論從出版物的數量，教育組織、教育活動的規模方面，與發達國家比還是很落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