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旅行者會懷揣著一個不願示人的小念頭，那就是打聽或是偷聽到另一個地方、另一群人對其現狀的不滿，這種發現會消減自己的那些不如意，並由此感覺果然因為旅行而增廣了見聞，繼而變得比較客觀或者閱歷豐富什麼的，總之，是獲得一點兒自我認同和一些小小的優越感。我得承認，去古巴的時候，我也有過這樣的念頭。不過，巡游了這個島國之後，我並沒有收獲多少自得。
一個國家窮困，未必就注定只能可悲。在這個陽光燦爛、椰樹搖曳的熱帶海島上，正能量依然充沛，和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古巴人並不缺少感到幸福、自豪甚至驕傲的因子。古巴有格瓦拉，有海明威，有朗姆酒和雪茄，還有等待和不放棄等待的決心，以及耐心和耐心堅持的夢想，這是古巴最顫動人心的“G弦上的詠嘆調”。靈魂充實的國度，富足便為期不遠，至少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而我們，仍然能深深為之自豪，並帶來源源幸福感的，又是什麼？
白天開刀，晚上開店
“你不要給胡裡奧打電話，租車的事我們明天自己去辦好了。”太太態度堅決地勸說我。我們剛剛到達哈瓦那，從小旅館的二樓望出去，對面老街區的陽台上晾滿了一排排熱情洋溢、不帶半點兒含蓄的花色衣衫，仿佛日內瓦湖邊高檔酒店門口的萬國旗。視線盡頭是哈瓦那海灣的燦爛夕陽。
“為什麼不打？胡裡奧答應幫我們安排的。”
“胡裡奧沒准兒正在給哪個倒霉蛋兒割盲腸，或者是闌尾什麼的１
“可他說了我們可以隨時打電話，而且我每次打過去他都會接的。”
“我擔心的正是這個。難道你想讓他在手術做到一半的時候，舉著鮮血淋漓的雙手來接電話，只是為了給一個游客安排出租車？”
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們住的這家旅館，老板是個外科醫生，他對此非常自豪，還對我們幾個中國游客大肆誇贊中國針灸療法在古巴如何受歡迎，主要是成本低廉、效果好。要知道，古巴可是一個全民享有終生免費醫療的國家。
我告訴胡裡奧，我來古巴有幾個心願：看看海明威的舊居和他流連過的那些小酒館，去海邊釣釣魚，造訪一家拳擊俱樂部還有芭蕾舞團，乘老爺車兜兜風，可能的話再去看看打造那些妖艷老爺車的改裝車工廠……我每說出一個願望，他就拿食指按一下我的肩膀，同時發出一聲快活的“叮咚——”大概是表示我找對人了，“這個可以有”。不過，因為害怕他的診室發生慘劇，我們沒敢過多打擾他，他的應許也都成了空頭支票。
看到像胡裡奧這樣的古巴醫生、教師和市民們忙忙碌碌地操持他們的“新寵”——家庭旅館，我不禁心有靈犀地頷首微笑，他們和十幾年前的中國人一樣，喜歡“忙”。中國人現在應該說已經忙出了一些成果和財富，但也忙出了困頓、苦悶和迷茫。而他們，仍然處在追求財富的途中，充滿期待，干勁兒十足。
如今，旅游業仍然是古巴最賺錢以及賺錢最快的行當，拜近兩年出台的“開放政策”所賜，好似每個城市、每條街上都比肩而立著數家掛有藍色“工”字標識的家庭旅館，每一家的屋前或陽台上都放著一兩把搖椅，搖椅上或早或晚會出現一位叫“胡裡奧”的小老板，等著幫你實現來古巴的每個心願。
古巴的經濟學家堅持對媒體表態說：“我們不是在搞改革開放，而是經濟模式的更新。”我不知道二者的區別何在，不過每當看到古巴老百姓臉上那充滿期待的笑容，總感覺似曾相識，那完全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練攤兒”、“下海”的街頭小販的摸樣。他們對政府、政策的抱怨，在我們聽來多半有點小兒科，同時也不禁想起，不過就在數年之前，我們也曾經這麼小兒科來著。
我以為，人生的幸福，就在於還保留著一絲較真兒的興致，那說明你對未來還有所期待。如今，古巴人羨慕中國人手頭有足夠的“活錢”，中國人則羨慕古巴人有從生到死，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體育……的全套免費福利，還有敦親睦鄰的溫暖人情。
古巴每年的財政支出，有一半以上是用於教育和全民免費醫療這兩項“社會主義福利”，古巴的醫療在世界上的聲望一直很好。胡裡奧工作的地方是哈瓦那的一家普通診所，相當於中國的社區醫院，有很多個專科，有化驗室，X 光室、超聲波室等，不過沒有住院部，胡裡奧說很多醫療設備是中國援助的。古巴的醫療體系大致分為三個層次：最低一層是家庭醫生診所，每120-150 個家庭有一名家庭醫生及至少一名護士，小病就由家庭醫生就近治療，嚴重的由家庭醫生提供證明，進入第二層——綜合診所，第三層就是有住院部的二級、三級醫院。我曾在路上對哈瓦那的“市立醫院”有過驚鴻一瞥：前立面儼然是帕拉迪奧經典的羅馬建築設計，那種堂皇，絕對堪當國家博物館的重任；粗壯的大理石立柱，讓人想起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門口有寬敞的停車空間，不過沒有幾輛車，就診的人不多，其中也沒有幾個是開得起汽車的。古巴每千人擁有5.3 名醫生，而剛被奧巴馬的醫改搞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的美國，每千人只有2.7 名醫生。古巴的多項重要公共健康指數始終保持在發達國家的水平，公民平均壽命78 歲，居拉美地區之首。
但是古巴人也有一句閑話：“在古巴，做一個心髒移植手術比得到一片阿司匹林容易，得到一個大學文憑比得到一支圓珠筆容易。”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胡裡奧醫生要白天忙著開刀，晚上忙著開店。和古巴的律師、技術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士”一樣，他的手頭也總是缺少那麼幾個活錢。
作為一個生於70 年代的人，我對古巴心儀已久，有著特別的念想。對我來說，這個加勒比海島不盡然是一個“旅行目的地”，甚至不盡然是一個“國家”，它更多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是某些能帶回少年時代共鳴的心弦頻率。當我們這代人跌跌撞撞地在水泥叢林裡奮鬥過一陣，摸爬滾打地成長了一段之後，古巴，似乎成了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生活路徑、搜尋某種平衡感的入口。古巴與中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現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我們毅然拋卻的過去；它的未來，又可能是我們的現在。它的存在本身，似乎還代表了一種價值感的回憶，代表了我們對某種“歷史潮汐”的期待和好奇，我們想要知道，自己曾經拋卻的是不是太多？是不是拋卻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