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八百載風雨，重慶大足的千手觀音已“病入膏肓”。幸得雙雙妙手，方令這尊“大足石刻的精華”保有重現風華的希望。如此“化腐朽為神奇”之舉，仰仗於一個少人問津的群體——文物修復師。
可惜，妙手救得了石像，卻難以醫治這一行當後繼乏人的頑疾。一面是3000多萬件館藏文物半數“染脖的現狀，一面是全國文物修復師隊伍僅2000人的窘迫，巨大反差之下，是我們對於文物命運的擔憂，更是對於文物修復技藝如何傳承的追問。
——編 者
重慶大足寶頂山大悲閣內，一尊高7.7米、寬12.5米的千手觀音石刻造像，被三層腳手架捂得嚴嚴實實，正經受著一場長達5年的“手術”。
歷經800多年風雨，這座被稱為“大足石刻的精華”，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千手觀音已經“病入膏肓”：遠看好似穿著一件破衣服，近看身上的金箔幾乎全部起翹，有些地方脫落到露出灰白色的石身；手指傷痕累累，斷裂、風化，甚至輕輕一碰就會掉落；慈悲的臉上銅綠斑駁，仿佛掛著淚。
在第三層腳手架不到20平方米的“手術”現場，十幾名工作人員正在緊張地忙碌著。他們，就是文物修復師。
金箔回貼“植皮”、彩繪復原“真身”、缺失部位補型……修復師是“全科大夫”
修復師馮太彬的工作是加固。戴著口罩的他蹲在腳手架上，用注射器吸入15毫升液體加固劑，將針管對准風化的“手臂”注射。加固劑通過石質孔隙滲入千手觀音體內，從而對被風化的砂岩進行加固。
2008年5月，國家文物局將千手觀音的修復工程定為全國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並組織專家進行了會診。歷經近3年的前期勘察研究，結果令人憂心：石質、彩繪、金箔等34種病害侵蝕千手觀音，受害面積達200多平方米。
去年4月，千手觀音開始啟動全方位修復，思路是：先治本，即在不損壞表面金箔的前提下，加固嚴重風化的岩體；後治表，包括金箔回貼、彩繪復原、缺失部位補型等程序。國家文物局撥付了4500多萬元經費。從那時起，來自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以及龍門石窟的修復專家，加上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工作人員，組成了20多人的修復團隊。他們將千手觀音劃分為上、中、下三層，逐一向下修復。
“千手觀音有830只手，很多已經脫落，我們補型時要根據史料、造型本身的對稱性，辨別出殘缺手部原本的模樣，再對缺失部位延伸造型。如果找不到依據，寧願保持原樣，也不能擅自發揮。”馮太彬說。此外，“手術”的原料也極其嚴格，砂漿要用由寶頂山上取下的相同質地砂岩磨成的粉。
金箔回貼是修復的另一重要環節。“若用新金箔修復，既不符合文物保護原則，也缺乏歷史厚重感。”大足石刻博物館保護部副主任、第一修復小組組長陳卉麗說，他們最終決定采取把多余的舊金箔分層，再移植到空缺處的方法，也可理解為“植皮手術”。
在這個環節中，修復師要用鑷子揭取嚴重起翹、卷曲和脫落的金箔，並將其按手的編號裝入密封袋中。之後，要用熨鬥進行平整軟化，再用手術刀逐層分離，然後進行除污、壓平，最後按色澤和完好度分類。由於舊金箔既薄又脆，處理起來必須十分小心，工作人員往往要屏住呼吸。
“千手觀音的五髒六腑都要‘動刀’，從心髒內科到美容外科，我們得做‘全科大夫’１陳卉麗說，經過一年努力，上層242只手的修復已近尾聲。
有繪畫、雕塑功底，掌握化學、物理、材料材質知識……修復師是“全能選手”
“在大多數人眼中，文物修復似乎就是拼拼湊湊、粘粘貼貼的工作而已。其實裡面學問可大了１談起文物修復師這個行當，大足石刻博物館館長黎方銀頗有心得，“不僅要具有相當的歷史、繪畫、文字功底，還要掌握—定的化學、物理、美學、材料材質知識。”比如團隊裡的毛世福，出身國畫和雕塑專業，對化學和材料知識也“略知一二”。
“做我們這行，除了專業技能，還需要有超強的耐心、高度的責任心和堅強的毅力。”陳卉麗說。
58歲的段修業來自敦煌研究院，從事壁畫保護工作已達40年。在他看來，“一件文物修上半年是常事，干這行必須能坐得住，有耐心。”段修業到大足這一年多，都沒有去過重慶市區。
“文物修復是一項非常細致且耗時很長的工程，要做到慎之又慎，不能有一點馬虎。”黎方銀告訴記者，文物也有生命，手術不允許失敗，否則一段歷史也許就此消亡。
團隊裡年齡最小的楊鴻蘭，今年只有22歲。這名“90後”新人自去年7月加入項目開始，便幾乎沒了節假日，每周只休息一天，“有時忙活一天，也清理不完巴掌大的一小塊。”不過，楊鴻蘭說， “雖然工作很瑣碎，但能看到她在你手中有變化，還是很有成就感的。”
或許因為常年只與文物打交道，加之工作需要十分專注，很多文物修復師性格較為內向，少言寡語。就連以前是個“暴脾氣”的毛世福也被磨成了慢性子，“現在干什麼事兒都不著急，說話的語速都比過去慢了半拍。”
行業標准缺失、培養機制不健全、社會地位低……修復師僅有2000人
國家文物局調查顯示，全國文物系統3000多萬件館藏文物中，半數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黎方銀介紹說，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文物工作已進入預防性保護階段，而我國仍停留在搶救性保護階段，也就是說“快不行了才去救”。
造成這一現像的重要原因，是文物修復師的缺乏。據估計，我國真正從事文物修復工作的人員，全國也不過2000人。大足石刻博物館自1990年成立以來，保護技術部僅有12個人。
“招不到人啊１千手觀音修復工程總指揮、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詹長法無奈地說，文物修復師可以說是學術、社會、經濟地位都沒有的“三無”人員，不管修多少文物，也不給評研究員。在我國的職業大典裡有1838種職業，文物修復師卻沒有“名分”，“每年新入行的人，能有1/3留下就不錯了。”
放眼全國，目前開設文物保護修復專業的工藝美術類院校只有17所，招生也不緊俏。文物修復技藝的傳承更多要依靠“師傅帶徒弟”的傳統方式，且必須經過長時間才能見到成效。“跟著師傅先看3年，自己琢磨，基本功練好了，才有資格擺弄文物‘本體’，想獨立完成工作，至少需10年以上的職業修行。”段修業說。
談及傳承為何如此艱難，詹長法道出兩條原因——行業標准缺失、培養機制不健全。“在中國，傳統修復技術大多憑的是個人經驗，不像西方是專業修復師經過日積月累的經驗沉澱形成的一個標准化准則。”詹長法說，同樣作為文物大國，意大利在20世紀初就建立了相關規範和標准體系，而我國上世紀80年代才有《文物保護法》，“不過情況正在改觀。”他拿起辦公桌上一沓中國文物保護修復行業標准的文稿，“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記者 謝 雨 劉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