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博物館:獨自支撐盼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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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位於朝陽區高碑店民俗村的科舉博物館,收藏了1000余件與科舉文化有關的實物。 博物館內一名男子正在拓匾。 科舉門正面,是鎮館之寶。 六中全會特別報道 一個有文化的城市,離不開博物館,這其中也包括那些靠“個人財力”前行的民間博物館。 從1997年新中國第一批民間博物館獲批建館,其在中國發展14年,僅北京就有近30家民間博物館,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 ...

位於朝陽區高碑店民俗村的科舉博物館,收藏了1000余件與科舉文化有關的實物。

博物館內一名男子正在拓匾。

科舉門正面,是鎮館之寶。

六中全會特別報道

一個有文化的城市,離不開博物館,這其中也包括那些靠“個人財力”前行的民間博物館。

從1997年新中國第一批民間博物館獲批建館,其在中國發展14年,僅北京就有近30家民間博物館,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博物館在努力經營。

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劉超英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她個人對那些執著的民間博物館館主很敬佩,“用個人的力量保護文物、文化,與社會分享成果。”

北京市文物局對民間博物館的發展,一直進行“積極扶持”,這主要體現在對開館人的指導上,因為辦民間博物館的困難遠比想像中多得多。

收藏

陳列千余物件再現科舉文化

踏入這家博物館,時間回到了古時。

1000余件物件,其中包括600個匾額,若是細細參觀、聽講解,轉完這2600平米的小院需要兩個半小時。

科舉考試,要考3場9天;整個考場能夠容納1.6萬人;准考證比A4紙還要大,無照片,考生長相靠文字敘述;

不同的考場是以牆壁分隔;考卷長達3米;為防止憑字跡認人,判卷時不看原卷,而是需要專人謄抄;考試作弊會殺頭;金榜題名掛三天……

在這裡,還能看到“古代學生守則”、存放考卷的屜式箱、古人學習時的燈具和硯台等等。

一張巨幅金榜掛的收藏額外顯眼,據悉,這是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張金榜,時間光緒三十年。

中國的科舉制度有著1300多年的歷史,盡管科舉制度有其弊端,但這項制度在當時讓平民百姓有機會公開、公平、公正地競爭,參與國家選拔優秀人才,在歷史上影響深刻。

科舉制度實施後,“匾額”的頒發成為表彰才能、成就功名的重要形式。

於是,4年前,對文史有特殊偏愛、已收藏上百件硯台的姚遠利,以“科舉”和“匾額”為主線開啟了他的民間博物館收藏之路。

創新

形像傳承歷史借古教育今人

為了讓參觀者更形像地了解科舉制度,這家博物館用今日的各種考試做對比,一下子,拉近了今人與科舉距離。這也是科舉匾額博物館的創新之處。

科舉時的文童相當於現在的小學生;秀才對應中學生;舉人則是高中生;貢士是准大學生;進士為大學生;狀元是皇帝欽點的最優秀者。院士、鄉試、會試、殿試則分別相當於幼升孝小升初、中考、高考。

該博物館給出了一組數據顯示,1300多年的科舉考試,共產生了700名狀元;11萬余進士;文童有3億人。關於一些古人的科考歷史,也在博物館裡有所展示:蒲松齡10幾歲開始參加科舉考試,72歲才成為貢員;範進中舉,就是中考,考了至少十二三次。

在所有收藏中,還有科舉考試的作弊工具展,同時在一邊還放了現代人作弊的工具,這個展覽吸引了不少參觀者的目光。“歷朝歷代,只要有考試,都會有作弊。”副館長賈偉介紹。

展品中有一個最小的作弊攜帶物,上面的字跡是印刷體,雖然每個字只有針眼大小,但是清晰可辨。據了解,上面共有2.9萬個字,寫的是41篇舉人的範文,這個“小抄”有一個兒童巴掌大小,放在千層鞋底裡就可以混入考常

賈偉副館長說,當年魯迅的祖父,還親自為魯迅父親的考試打通關系,其父親當場被拘留;祖父則被判刑12年。

4年多裡,博物館迎來的客人有4萬人,其中半數是中小學生和大學生,還包括日本、美國等地的外國人。

經營

獨自支撐四年今盼資金支持

最初開設科舉匾額博物館,姚遠利只是把興趣愛好作為第一,他將自己的院子拿出來作為場館,一堅持就是4年。慢慢地他知道,這個博物館更多地承擔了傳承缺失的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感。

“我想,這個博物館的作用是向老百姓普及文化、歷史知識,滿足審美和好奇心。”姚遠利說,同時也是與當前的社會教育相結合,對於廣大青少年而言,看到科舉的文化,也看到了古人拼搏、奮鬥的精神。與此同時,那些從各地搜集的匾額,作為當時擁有者身份地位的像征,其中的書法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精髓。

在開辦科舉匾額博物館的過程中,姚遠利也在不斷思考文化的傳承,他曾給全國政協委員寫過一封信,建議規範一些單位,比如高院的標示,他說,標示不只是一個符號,更非僅僅是裝飾,而是中國文化的體現;他也建議在公民道德教育和《文明市民公約》、《婚姻法》中明確倡導“孝敬父母”的美德等等。

和許多民辦博物館一樣,多年來,科舉匾額博物館的經營也靠個人的貼補以及門票的收入。當年,姚遠利有個想法,只要東西有文化,相信會吸引很多人,通過門票“以館養館”,“哪怕收入和支出持平也行”,但時間長了,才知道收支平衡只是個願望。

最初的兩年人比較多,有講解員,每年的費用支出在五六十萬;現在每年的支出縮減至30萬,但一年的收入卻不足10萬元。

“主要是靠個人的原始積累,也有人說我把2600平米的院子租出去,一年的租金就一二百萬。”姚遠利沒有這樣做。他認為,民間博物館的藏品雖然有私人性,但藏品是稀缺的文化資源,其文化性、歷史性卻是公共的財富。

“我在盡最大的努力支撐,支撐不了也會關門,甚至把所有藏品賣掉。”對於博物館的未來,姚遠利說他更希望政府能夠出台相關法規,對民辦博物館有資金上的支持。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仲玉維

本版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 李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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