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曾經住在柏林牆附近，他很不喜歡那裡圖/夏榆南方周末11月12日報道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允許他們的人民關心中國，看有關中國的消息。“在東德基本不能學漢語，他們只允許幾個人學現代漢語。”顧彬說。他生活在聯邦德國，1966年他的學術志向由神學轉為漢學，因為神學裡看不到人，他需要跟人在一起。顧彬熟悉遠在東方的中國，也熟悉鄰邦民主德國。他認為民主德國害怕中國，尤其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他們采取的是禁錮的政策，就像他們修建的柏林牆。”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開始修建的時候，顧彬15歲，在故鄉敕勒，德國北方一個古老的小鎮：“我跟祖母聽到修建柏林牆，非常難過。”顧彬真正看到柏林牆是在1977年搬到柏林以後。他住在離柏林牆很近的一幢房子裡，屬於當時的一個工廠區，非常破敗，當時沒有人想住在那裡。“但是知識分子、文學家、作家、學生很喜歡那個地方。”顧彬回憶道。2009年11月4日上午，在柏林牆倒塌20年之際，南方周末記者在北京清華園專訪前來出席國際漢學大會的顧彬。滿頭銀發、瘦削、神情嚴肅的顧彬在旅館的房間裡衝好咖啡，思緒回到他記憶中的柏林牆。那時他們最怕中國南方周末：據說當年柏林牆有70萬枚地雷，6萬支自動掃射機關槍，還有1100只訓練有素的狼狗，東德領導人也有“越牆者射殺”的命令?顧彬：這個數目我不太熟悉，但是報道肯定都是有道理的。1985年我住在柏林，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柏林牆，柏林牆前後都是空地，東柏林到處都會有炸彈。有時候我去東柏林，他們的檢查非常嚴格，因為我是漢學家。那時他們最怕中國，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會影響到東德。在原來的西柏林中國非常紅，每天都有報道。有一次，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去東柏林的時候，身上帶著電台的海報，海報上是預告明天要報道“中國‘文革’”專題。海關發現了海報，問我為什麼把這個海報帶到民主德國去，他把海報收走了，他們怕東德人會聽這個報道。南方周末：民主德國為什麼會害怕跟他們一樣走社會主義路線的中國?顧彬：中國從1979年開始不是走向改革的路嗎?他們怕東德人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問題，然後從中國來看他們走的社會主義。無論是“文革”的中國，還是1979年以後的中國，他們都怕。南方周末：德國的統一被看成是冷戰的結束，整個東歐變革的像征。顧彬：是。但這麼多年以後，我認為東歐的變革沒有中國成功。因為他們沒有經濟基礎，也缺少民主精神，搞得好的還是原來的民主德國，現在雖然還落後一些，但是跟1989年比起來，發展也不錯了。原來他們城市完全被破壞了，民主德國沒錢修，現在好多原來難看的城市都非常漂亮。但是現在德國東部的人還是覺得非常不公平。因為西柏林無論經濟還是城市面貌都比東部好，覺得發展得慢。我覺得變化慢一些很好，中國的變化就是太快了，中國人自己也跟不上這個發展速度，原來特別好的代表城市面貌的東西也都拆掉了。政治家們覺得“我們完蛋了”南方周末：柏林牆倒塌的時候，你看到的德國民眾是什麼樣的反應?顧彬：都高興死了。我們很想德國作為一個國家統一起來。另外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政治體系也是有問題的。舉個例子，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想在柏林開一個現代漢語大會，因為當時的民主德國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國現代漢語課本，尤其是1950年代的。我想請他們來開會，他們怎麼回答呢?你們是帝國主義，我們不來。他們總是批評當時西德的人，是美帝國的走狗，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政治家們，都這樣批評。其實那時候西德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左派，他們也對美國的經濟模式持批判態度，也反對美國，也反對越戰。南方周末：柏林牆倒塌的時候，你在做什麼?顧彬：我在波恩大學教書，我們都在關心中國，1989年的中國。從1980年代初東德就已經投降了，因為東德沒有選擇中國之類的路——如果東德跟中國一樣，從1979年走上改革之路的話，可能它現在還在。東德的消失有兩個原因：第一，沒有進行經濟改革;第二，它還在控制著人民，控制太厲害。1980年代中國人可以到國外去，雖然很麻煩。但東德根本不允許國民到西方國家旅游。還有就是他們沒有什麼物質基矗從1980年代初開始，當時西德政府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因為他們差不多破產了。當時西德政府怕東德會發生什麼動亂，怕蘇聯的軍隊跟進布拉格或匈牙利一樣來東德，鎮壓那裡會發生的什麼起義之類的活動，所以當時西德每年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但是沒有人公開說這些。1989年之後，埃利希·昂納克下台後，接替他工作的那個人很清楚，沒有辦法獨立下去了。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那時候沒有派什麼軍隊阻止人們逃亡柏林，沒有阻止當時的東柏林的人把柏林牆拆除，政治家自己覺得“我們完蛋了”。跟東德的社會主義不一樣南方周末：1989年前的東歐，整個社會形態都處於被禁錮的狀態，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沒有自由?顧彬：對，但這些作家可以在西方發表他們的作品，所以當時無論是哪個東歐國家都有好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在被禁錮的時候。南方周末：在封閉和禁錮的時代，東德的知識分子的狀況如何?顧彬：東德作家分三類：一批跟當時的政府合作過，做顧問，這是德國的一個固定名詞——“顧問”，就是你老要給他們寫報告，某個人在想什麼、做什麼，不少作家跟警察機構合作過;另一批不一定這樣做過，但他們自己覺得民主德國是不錯的;第三部分作家，對民主德國持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不否定社會主義，只是覺得他們的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問題，應該改，所以通過作品表達社會主義改革的希望，這些書他們沒法在東德發表，就在西德發表。發表以後，他們就要面臨一個選擇，離開東德去西德。很多人要求留下來。有個非常有名的歌手、詩人，叫畢爾曼(Wolf 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國改革，所以經常用中國因素來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長城之類的像征。一次他去西德朗誦詩歌，民主德國也派特務去，讓他們報告他的情況，最後決定不允許他回來。大部分當時民主德國的作家，也包括藝術家，相信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相信的那個社會主義跟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可能不一樣。南方周末：西德的作家狀況呢?顧彬：西德的作家有不少主張中國式社會主義，大部分作家、藝術家都是蘇聯式的左派，受“文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從今天來看，他們當時對中國的了解很有限，所以到了1980年代開始，慢慢了解“文革”。不少受到“文革”影響的作家們，後來公開地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原來西德的政府跟西德的作家關系非常不好，互相罵，到了1989年以後情況好一些。雖然作家經常和政府對立，但他們還是能夠發表作品，能在任何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最應該思考對人的解放南方周末：德國統一也一直有反對的聲音，君特·格拉斯曾批評德國統一是違憲行為。顧彬：格拉斯敢說，但我覺得他的立場有一點問題，他也說過我們西德占領了原來的東德，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他有代表性，有不少人覺得民主德國應該是獨立的，他們應該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理想。柏林牆倒塌，為什麼?人不能騙自己。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要面對具體的問題，1989年之後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人的解放。柏林牆的倒塌，在我看是對人的一種解放。南方周末：德國經歷了意識形態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對國家的影響大嗎?顧彬：非常重要，意識形態會幫助一個國家發展，所以中國需要思想勇敢的人。不要怕什麼，如果有什麼錯的看法，可以改。南方周末：意識形態的禁錮與封閉只會導致社會的倒退，甚至崩潰。顧彬：是，肯定是。有人說是全球化時代，我說是合作時代。比如，不少人認為德國才實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因為我們是福利國家，人們沒有錢也能過比較好的日子，也有人說，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對社會主義如何定義，還是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在德國還是影響很大，他們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比較具體的，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所以無論是基督民主黨，還是自由黨，他們都考慮人們怎麼能夠更好地過日子，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對德國每個政黨都有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際上，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提高人民的生活。南方周末：對於中國的作家，你有什麼建議可以分享?顧彬：有些當代作家，他們把文學看成是玩具，但是文學是非常嚴肅的東西。另外作家應該勇敢，應該敢於公開提出社會的問題。德國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人的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不是去找什麼牧師、什麼神父解決精神上的問題，他們是去找哲學家，找作家。中國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對社會、對公共事務那麼關心，那麼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經常會直接出來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最近作家余華在德國發表演講，談到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這樣做非常勇敢。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作家要向他學習。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