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水成論思想
西方地質科學的形成，A.G.Werner的水成論的提出(1787)，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國的學者，也提出過類似的見解，特別是在明朝(1368-1644)這個時期，水成論思想最為活躍。這些見解雖不如幾百年後在歐洲出現的水成論那樣系統完整，但其基本觀點已經具備。
呂坤(明，1536-1618)，一位在1571年考中進士，即通過皇帝主持的國家考試而得到了最高學位的學者。他認為自然界的變化，有它自己的規律；要認識這些變化的原因，還得從自然界本身去尋找。在人們問他，世界最怎樣開辟出來的時候，他沒有馬上回答，而是讓人在一個大盆裡裝滿了混有泥沙的水，再投進去幾小塊瓦礫和一些谷和豆，然後將它們攪渾，說這就是混沌未分即天和地尚處於原始狀態時，要這些人過三天再來看結果。三天後，這些渾濁的水變清了，他說輕清上浮，這表示先出現了天；泥沙沉底，則像征著地的形成，那些瓦礫突兀，好似山岳；過了一些時候，谷豆生芽，水中還有小蟲浮沉奔逐，說明人和其他生物產生在最後[1]。呂坤所作的，可以看成是利用進行模似實驗來表達他的想法，在今天看來顯得很幼稚，但這畢竟是在試圖用科學的思維方法和實踐去探求自然的秘密，需知這是在距今將近四百年以前。晚於呂坤的西方水成論的先驅John Woodward(1665-1728)在 1695年發表的觀點也僅說到這種程度：“在‘大洪水’時代，也就是諾亞時代，集儲的大洪水爆發，把整個地球淹沒，使萬物相混。最後各種物質都被洪水衝走，並同水相混和，沉落下來而成為沉積物。沉積物以它們的重量為序——最重的物體(包括重的化石)形成最底層，較輕的物體形成上層。”[2]就其思想意義而言，並不比呂坤高明多少，而這裡面還多了神的因素。
呂坤的這種水成論觀點，並非個人一時的奇想，而有它的淵源，類似的想法，在他以前已有人提出，今天發掘出來的可能還只是一小部分，但已能看出當時出現這些思想決非偶然的個人行為。
稍早於呂坤，於1531年考中進士的王文祿，在《海沂子》這部著作中提出，當原始的混飩物質燃起大火產生高熱之後，天上降下大雨，洪水泛濫，接著有大風吹水形成泡沫，這些泡沫聚集沉澱形成大陸和島嶼，高聳在中央的是昆侖山和其他許多山岳，後來洪水退卻，剩下的水聚成四海。對水落的原因也有解釋，說是日曬之故”[3]。
再早一點還有於1505年考中進士的陸深，他在《玉堂漫筆》這部著作中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說大地是從原始物質中分離沉澱出來的，並以江河中沙洲的形成來證明“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4]。
再早一點，生活在元朝(1271-1368)末期和明朝初年的葉子奇，這是一位不走運沒有去考進士但很有學問的學者；1378年，當時他被關在監獄中，但仍沒有忘記著書，寫成了一部《草木子》，其中有大地是從水中沉澱凝聚而成的觀點，而且認為“士之剛者成石”，岩石是“水土震蕩，日漸凝聚”逐漸由水中的沉積物演變而成的，所以水落石出後，便有了今日的山川形勢。那些起伏的群山，看起來有如波浪之勢，被作為水成的證明[5]。
再往上追溯，宋朝(960-1279)著名的哲學家朱熹[Zhu Xi(Chu Hsi)，1130-1200]在給他的學生談話時，已提出了地是混沌的狀態物質經過水的沉澱作用形成的，而且也用群山起伏狀如波濤，來作為這是水成的證據。他還注意到有些山上的岩石中包含有螺蚌殼，從螺蚌是水中的生物想到這些岩石原來是水下之土，在這裡運用了“將今論古”的原則。並以這一現像，即原先處於水底，位置低下的東西現在升到高處來了，本來柔軟的東西現在變得剛硬了，用來論證中國人一向崇奉的哲學：事物會向對立的方面轉化。朱熹的這些精彩談話，被他的門徒記錄下來，編集在《朱子語類》即“朱先生談話記錄”這部巨著中”[6]。
在朱熹之前，宋朝另一位著名的學者沈括(1029-1093)，也發表過大陸是水中的泥沙堆積造成的觀點，並指出是河流帶來了這些泥沙。這是他在太行山東側一帶實地考察後得出的結論。他還注意到有些山崖中夾有條帶狀分布的螺蚌殼及卵石，以此證明此處乃從前的大海之濱[7]。
顏真卿
用岩石中含有本是水中之物來證明這裡原處於水下，唐朝(618—907)的顏真卿(Yan Zhen Qing[Yen Chen-Chins]，709-785)即已使用，他根據麻姑山上岩石中有螺蚌殼的記載，聯想到海陸相互轉化看來是事實”[8]。
大抵古代的中國人早就有了他是從水中沉澱而出的觀念，這可能與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不少是由江河湖海轉變而來有關；他們通過口頭傳述或文字記載，得知那些良田沃野有的原本是為水所
淹沒的地方。這種水陸變化，有時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就能親眼看到，據史書記載，有位名叫張興世(420-478)的將軍，在他出生那年，家門前的江中湧出一個小小的沙洲，到他五十二歲時，這個沙洲的面積已漲到超過五千平方米”[9]。
最晚在距今一千五百多年以前，滄海可以與桑田相互轉化的觀念，就已在中國流傳，因此水成論思想易於在此基礎上產生和為人們所接受。
雖然在有的中國學者談論世界開辟的時候，也有始於大火的說法，但那是從宗教的教義推演而來，不像提出水成論的思想，有一些自然現像為依據。在中國，現代火山活動是極少見的，不能像歐洲人那樣產生出火成論思想，合乎實際。
在水成論思想影響較大的情況下，在講到世界的開創時，中國人習慣於接受原始混沌物質因比重不同而分界的說法，前面那幾位學者多次講到的輕清者上升為天，渾濁者下沉為地，都不是他們的創見，而是古已有之，至遲在公元前二世紀晚期就有了這種世界開辟說的文字記載，在漢朝(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一位王子劉安主持編寫的《淮南子》這部著作中，即已作了明確的表述：“輕清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放天先成而地後定”[10]。
劉安並非學者，編書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好去爭奪皇位，《淮南子》實是他招聘了一批知識分子把當時已有的學術成果搜集起來整理編輯而成。因此，可以認為，上述關於世界開創的假說，在此書編成以前即已在中國出現，不過那時多為哲人思辨的推想。顏真卿、沈恬、朱熹注意了從地質記錄去尋找證據，與西方建立科學的地質理論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是中國學術的一大進步，所以1920年10月10日北京大學教授將蔣夢麟在一次講演中對朱熹在地質學上的貢獻作了肯定的評價[11]；1922年3月2日，中國地質學會首任會長章鴻釗，在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開幕詞中，對顏真卿、朱熹的地質思想又作了介紹，並由袁復禮(Yuan Fuli[P.L.Yuan])用英語宣讀，以後刊登在中國地質學會會志創刊號上[12]”。從此，顏、朱的貢獻進較廣泛地為國內外地質界所知。顏、朱及沈括，在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文明》 (Science＆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也有介紹。但埋沒在中國古籍中的早期水成論思想以及其他地質思想，都還有不少等待有志者去發掘。
Charles Lyell在他的《地質學原理》中曾經提到：地質學家對東西方創世論最感興趣的部分，是它常常提到的，陸地屢被普遍大洋淹沒的學說，並注意到了中國人關於洪水的傳說，抓住了東方地質思想萌發時的特點，可惜在他寫《地質學原理》的時候，中國的早期水成論思想似乎還沒有介紹到西方，他沒有作更多的評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