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源於甘肅渭源縣的渭河干流全長八百多公裡，在陝西，她的流域內集中了陝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農業，以及80%的GDP，她同時成為了關中唯一的廢污水承納和排泄通道，陝西省80%以上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通過她排泄。2004年9月，陝西省人大常委會認定：“渭河已經喪失了生態功能，成為黃河流域污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渭南市正位於關中平原東部，它中部的渭河衝積平原是八百裡秦川最寬闊的地帶。是陝西省和西部地區進入中東部的“東大門”。在經過上游寶雞、鹹陽和西安之後，到達渭南中心城市以北的渭河長年都是劣5類水。對於在這裡生活的人們，這條黃河最大的支流已經毫無意義。“晚來清渭上，疑似楚江邊”的詩意，已經隨著農業文明時代的遠去而風流雲散——在渭南，沒有市民把渭河當成一處景觀。除了渭河岸邊的村民，河堤邊少有人行走。汛期沒有來到的時候，渭河水濃稠烏黑如同柏油，在50米外就有惡臭撲鼻而來。7月進入汛期，大量的雨水稀釋了河水的惡臭，裹攜著黃沙的河水中央仍然混雜著其他顏色和一團團灰色泡沫。如果說全球水資源人均擁有量是一個5加侖標准桶，那麼中國人均擁有量就是3.78升；到了陝西關中地區，這個人均量就變成500毫升的瓶裝水1瓶多。缺水和污染，在渭河下游的這個城市已成為令人麻木的常態。2006年6月的一個早晨，陝西渭南市南京街的江楠(化名)擰開水龍頭，接了一口杯水——在發現水的顏色發綠的同時，她聞到了異味。她給自來水公司去了一個電話，詢問對方水質是否出現問題。自來水公司的解釋是，因為天旱，水源地沋河水庫的水量持續減少，造成水草露出水面大面積腐爛，影響了原水水質。但水廠已經采取措施，水是安全的。江楠記憶中，事實上，水質異常持續了半個月以上。然而，同樣住在南京街的劉阿姨卻沒有注意到這次事件——盡管她記得從1980年代的5毛一噸，已經漲到現在的兩塊八一噸；她在感嘆物價上漲的同時抱怨水裡的水垢越來越多，很多時候不得不把水裡黑色的沉澱物過濾了才能用。2007年初夏，再次大旱讓沋河水庫的水量岌岌可危，水庫有效庫容一度只夠供應城市用水一個多星期。然而僅僅一個月後，看著附近洗浴中心熠熠生輝的招牌，市民黃女士疑惑地對記者說：“渭南缺水嗎？”渭南的普通市民並不知道，尋找水源成為這個城市管理部門的重要工作。在官方的許多報告和工作調研報告中，“水瓶頸”已經成為一個慣用語。和很多城市一樣，這個大多數人拿著千元左右工資的城市，很多居民已經不喝自來水，最熱門的本地商品水牌子以一個著名泉眼命名，裝修舒適的茶館是本地消閑場所的主流之一，人均消費僅20元左右，聲明用的是從中心城市鄰近的華縣深山裡運來的泉水。盡管“水危機”這個詞的直觀想像，總是失控的城市和搶購瓶裝水的市民；但當危機並未爆發，由於城市在公共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和相關信息的不公開，讓人們很難感覺到水的匱乏和危險。水源減少和水質變差成為老生常談，一切顯得事不關己。關中文明源於渭河的衝擊蕩滌，渭南歷史上人文鼎盛：從大荔猿人到沙苑、龍山文化遺址；從春秋時代的古長城殘垣到隋唐時代的帝王陵塚……這裡也是史家司馬遷、隋文帝楊堅、詩人白居易、楊貴妃、名將郭子儀、名相寇准和楊虎城將軍的故鄉。然而今天的渭河，卻被自己孕育的文明耗散了最後一點生命力。一條叫沋河的污水渠沋河徑流基本來自城市的污水，它如同一管變質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敗的動脈渭河。兩河交彙之處西面的開闊地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城市東南郊，一條塵土飛揚的公路旁，不到半畝的水池邊，密密地擠著三四十根釣竿。大家一片肅然，只有浮子上的熒光和偶爾幾個煙頭在閃動。除了水源地沋河水庫，市區附近已經沒有自然的水面可以垂釣。行者經常到這裡來釣魚。“行者”是他在本地志願者論壇上的名字，業余時間，他是那裡積極的組織者。這10年，他慢慢發現，城市周圍水面在減少，水變得肥濁，這樣的水讓魚變得遲鈍，不愛咬鉤。他開始把對環保的關注引入他們的論壇，但能夠做的，只能是懵懂地尋找水質變差的原因：尋找企業向河流偷排的排污口。這個工作不算龐雜，渭南市區只有兩條河流：渭河和沋河。在地圖上，這兩條河如同藍色的飄帶，後者輕盈地從東南向東北，最後彙入橫貫城市北面的前者。但“行者”在路上看見的與地圖大異其趣。沋河位於城市水源地沋河水庫的下游，但因為用水吃緊，一年中的絕大多數時間，水庫不放水，它的河床長滿荒草。除了水庫閘縫裡流出的一小縷清水，它的徑流基本來自城市的污水。從魚塘這段往下走，一處挖沙場已經讓河水斷流，變成挖沙場的幾個水窪。挖沙場下游，醫院、煉鐵廠的廢料堆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污管，給河流貢獻了成分不同的徑流量。進入城市的沋河公園區域，為了創建衛生城市，市政管理部門在荒煙蔓草的寬闊河床中間修築了一條兩米左右的水泥渠，好讓這條深綠色、臭烘烘的徑流看起來體面一些。經過公園之後，沋河穿過村莊和莊稼地奔向渭河，在一面“渭南是我家，創衛靠大家”的磚牆後面，一股更大的生活污水突如其來地彙入，沋河如同一管變質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敗的動脈渭河。渭河和沋河交彙之處西面的開闊地非常重要，那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城市的大部分的飲用水源，就依靠這兩條河流的激發補給。每天缺水2萬噸地下水位一直在降的同時，地下水水質污染也日趨嚴重。局部的過量開采已經在市區形成了72平方公裡的漏鬥區。到2010年，渭南規劃中的城區人口將增加到40萬，用水缺口也將擴大到16.47萬噸三門峽庫區管理局原總工程師戴全寶還記得1960年代，當自己還是剛剛參加工作的小年青時，渭河除了泥沙很大，還很干淨，可供生活飲用，魚蝦很多。他仍然記得上班路過漲水的渭河，用隨身的大塑料文件袋裝了整整一包魚回家的情形。不過那個年代，人們不需要利用渭河作為水源。在1990年代以前，城市的地下水足以滿足城市生活所需。一位渭南自來水公司的老員工介紹，在1970年，自來水公司的前身“自來水排”建立的時候，渭南是只有數萬人的縣城，而現在卻有了32萬人口。1990年左右，最老的“西水廠”不能滿足城市需要，於是加建了東水廠。整個1990年代，每年的7、8、9三個月的用水高峰，是自來水公司工作最緊張的時候。“每一年都要應急增加兩到三眼井。”自來水公司從1987年的13眼井發展到1997年的30眼井。人們發現地下水位一直在降低，每年井中的水位要降1米，舊的井不得不廢棄，新的井再打出來。水量變化的同時，地下水水質也逐漸有變化：先是淺層水發黃不能再用，“如今只能用中層水和深層水，一部分中層水也被污染了。”供水的壓力越來越大。在管網末端以及城市南端的台地，水一少，就供不上。必須建新的工廠來滿足用水需要，但這時，地下水指望不上了。作為計劃經濟的遺留，單位自備井也仍然是城市供水的一支主要力量，他們的井的眼數數倍於自來水公司，其抽水量至少是後者的兩倍——事實上更難於控制和估算。這樣合起來，城區一天被抽取至少13萬噸地下水，而城區地下水可開采量為每天10.54萬噸。局部的過量開采已經在市區形成了72平方公裡的漏鬥區。1999年，南水廠開始建設，只能與1992年開始建設的渭河化肥廠項目共享沋河水庫地表水源。在好的年份，這樣的共享相安無事，而一有旱情，就捉襟見肘。譬如今年入夏以來，旱情嚴重，沋河水庫水位嚴重下降，城市用水告急，“市政府每天早上都打電話來問呢”，水庫管理處工作人員說。5月份，引水管已經開始裸露，到6月，庫容只剩下40萬立方米可以用。水庫只好調低了城市供水的取水口，同時，渭河化肥廠不得不停下了數條生產線。6月初的記錄顯示，水庫日流量僅為3456噸，而這個流量，僅僅相當與南水廠平時日供水量的一半不到。旱情緊繃直到6月下旬，雨季開始，數十公裡以外的秦嶺山脈中，作為城市新開發水源的澗峪水庫開始蓄水，並立即開始為城市應急供水——這個時候，澗峪水庫工程並沒有完工；但化肥廠焦慮的生產線已經不能等了。渭南市的一份政府研究報告顯示，城市每天供水量與需水量之間，仍然有2萬噸的缺口。缺水，也許意味著很多市民過的是西南京街的劉阿姨這樣的日子：家裡馬桶水箱的龍頭從來沒有打開過，衛生間永遠都有一個桶裡盛著家裡人用過的幾乎所有廢水，留著衝廁所。洗臉水用來擦桌子，洗菜水如果不太髒，可以拿來洗第一道碗；洗衣機裡洗第一遍衣服的水正好接出來洗拖把；漂衣服的水可以拿來拖地板……或者像城市東南李家堡附近的數百名居民一樣，因為在老化的管網末端，只能一天兩次等待應急水車的光臨。這也意味著城市剝奪了屬於農業的水資源。在城市東南郊的沋東灌區，4800多畝土地，自尤河水庫向城市供水，已經多年得不到充分灌溉。渭南市水務局水資源辦公室主任金瑞傑解釋說，水法規定，水資源的配置原則是：居民生活用水優先，接下來才是工業，最後兼顧農業。同時，那也表示無法完全釋放出來的產能。“項目要來，計委和水利部門要先做建設項目的水資源論證報告，首先要確定水在哪裡。”到2010年，渭南規劃中的城區人口將增加到40萬，用水缺口也將擴大到16.47萬噸。渠走出去一公裡，可以看到稠乎乎的污水渠彙入流入渭河。下游南面，種植著城市中消費的糧食蔬果，中間分布著城市現在和未來的地下水源地。地下30米內的潛水均被污染過境的黃河與渭河都已經是劣5類水質，這些水仍然在養活沿岸的灌溉農業。城市中心區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潛水中氨氮、亞硝酸鹽氮、礦化度、總硬度、硫酸鹽、錳、氟、鐵等均有超標，已經不能飲用中國缺水的四種主要表現——時間性、地區性、工程性和水質性缺水，在渭南都全部具備。事實上，水質性缺水，是中國大江南北的通玻金瑞傑說：“我們的客水利用還不夠。”但回過頭來，兩條最大的客水——黃河與渭河，現在都已經是劣5類水質，這些水仍然在養活沿岸的灌溉農業。而城區的地下水，地下30米以內的潛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別是城市中心區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潛水中氨氮、亞硝酸鹽氮、礦化度、總硬度、硫酸鹽、錳、氟、鐵等均有超標，已經不能飲用。而籌備北水廠的最新勘探資料表明，幾乎所有潛水中鐵、錳均超標2到3倍和5到8倍，占取水量的80%以上。攝入鐵過量會導致鐵中毒；而錳的生理毒性比鐵更嚴重，錳及其無機鹽類，在我國《職業性接觸毒物危害程度分級》中被列為極度危害物質。即便無法確定對健康的傷害，錳也會帶來麻煩——就在7月下旬，陝西的榆林市就因為水管內壁上的二氧化錳大面積脫落，榆林市約10萬居民使用的自來水突然變成了“黑水”。1995年到2005年，沋河水庫上有一個人聲鼎沸的“洋洋水上游樂園”，木船和游艇四處穿梭，“農家樂”遍地開花，水庫的水一度出現石油類、水銀、酸堿度和生物耗氧量常年超標的現像。而2005年後，水庫逐漸門禁森嚴：豎起了不准危險品運輸車輛通行的警示牌，圍起了柵欄，不再允許附近村民洗衣服，並禁止釣魚等活動。水上樂園和上游的采石廠、造紙廠被取締。盡管這是一個二級病險水庫，但水利部門仍希望通過加閘加壩，充分利用這離市區最近的地表水源。沋河水庫現在已經達到3類水標准，生態也逐漸恢復到十幾年前的寧靜。正午的陽光下，草叢散發著艾草濃郁的香氣，大堤守候著宋畫一般寂靜的村郭；許久才有騎自行車的人閃過，一只在堤上踱步的雉雞被驚飛起來。尷尬的合作緩緩上升的水價，讓渭南也成為水務企業投資的目的地。與外資水務企業合作被認為能一攬子解決問題。然而蜜月期很快過去，自來水公司每個月虧損高達百萬。合作也並未解決水質問題城區地下水開采已經飽和，而地表水量少不穩定，只能作為調劑，干渴的渭南城亟需在北部渭河的傍河水源地，建一個新的水廠，這個水廠投資需要超過1.2億元，相當於財政收入的1/10。唯一的可能就在“招商引資”。此時正值跨國水務企業在中國攻城略地——水資源緊缺讓他們堅信中國水價有足夠的上升空間。渭南這樣的三線城市市場雖然不大，但在2003年，陝西省城市水價改革正式啟動。緩緩上升的水價，讓渭南也成為水務企業投資的目的地。2004年，渭南市和法國通用水務總公司和北京首創股份[6.56 0.15%]有限公司合資組建的通創水務公司簽定合同，開始城市供水合作。通創水務公司租賃現有三個水廠負責水處理，並新建北水廠；渭南市自來水公司主要負責保證水源、售水，負責城市供水管網的改擴建工作。城建局一位負責人如此解釋渭南方面的合作意圖：市自來水公司累計負債，繼續籌措資金完成水源、水廠工程建設困難重重。自來水公司制水處理設備落後，影響供水水質，無法達到衛生部2001年飲用水標准要求。與外資水務企業合作被認為能一攬子解決上述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是對立的兩個單位了。”自來水公司一位管理人員的話，表明與外資的蜜月期已經過去，合作遠不如預期那麼美好。來自自來水公司的消息源表示，當初政府主導簽下的合同，“事實上那就是一個固定回報合同”。從1990時代開始，鑒於很多水務企業與外資之間的固定回報合同帶來國有企業沉重債務負擔，2002年，國務院曾經發文，明令禁止此類合作方式。渭南的合作，不管實際用水量多少，每年要按照固定水價、固定用水量核算，用水量逐年提高，譬如第二年就按7萬噸算。實際上，“我們根本供不了那麼多水，只有四五萬噸。”而自來水公司要負責天旱的時候沿河打井；免費提供地下原水。還有一些無法預期的風險：水廠要付給水庫0.27元每噸的原水費，在合同開始不久，水庫就漲價到將近0.63元——這部分差價，要由自來水公司補足。自來水公司每一噸水的成本陡然上升：從水廠買水1.38元，原水費交4毛，水資源費3毛，平均攤下來每噸1毛多的稅收，再算上27%的管網漏失率，管理、維修維護成本，“一噸水的成本已經是三塊多——賣一噸水虧一塊多１“以前我們好的時候能盈利；壞的時候一個月也就虧幾萬塊、十幾萬，現在是每個月虧上百萬。”作為公用事業，自來水公司有它自己的歷史遺產：22個吃水不花錢的城中村和高達27%的管網漏失率，而水費收費率只能達到40%,譬如，“特種行業，洗浴中心相當多，用水量特別大，社會關系復雜，有背景，沒有幾家交水費，即使收，也幾乎沒有按特行(約兩倍的費率)收費的。”此外，在渭南，公用事業單位高於平均的待遇，讓這些單位冗員居高不下。自來水公司曾經在1990年代後期某一年之內增加七十多人，那一年的經營狀況直接轉向虧損。自來水公司方面認為通創沒有履行合同：3000萬兩年之內要付清的租賃費，只付了1280萬；原定於今年要投產的北水廠項目尚未啟動：“與通創合作，主要是衝著建北水廠去的。水廠按道理今年要投產了，但現在連可行性報告都沒有。”合作的結果不得而知。但合作尚未給市民帶來新的東西。被預期帶來更先進技術的通創的水處理工序，除了因藻類繁殖而興建的應急活性炭粉投放裝備和鐵錳氧化過濾曝氣池，仍然是過濾-混凝-沉澱-加氯消毒，與老水廠並沒有實質差別；通創公司負責人仍然不能說清楚每天進行的化驗，是化驗多少項指標；自來水公司則借今年年初用戶投訴菌類超標的事件，表示對水廠化驗結果的不信任，正准備斥資自己建設一個化驗中心。在去年6月出現藻類繁殖事件時，水廠在長達50天的時間裡用活性炭粉末和高錳酸鉀處理水，然而，這個過程沒有通過任何方式告知用戶。污水處理廠流出新水源掛牌督辦之後，污水處理廠總算正常運營。在生產線末端，流出了渭南市城區地面上流動著的最干淨的水。這水經過中水回用工程再處理，就可以循環利用“如果我不做這個工作，也許我就對渭南的水環境沒有什麼認識，我也不會感到缺水的危機。”渭南污水處理廠總工程師周海平說。從河邊荒地變成污水處理廠的過程中，本來從事土木工程的周海平，慢慢對這一行有了興趣；但他沒有想到，工廠建起來之後，一波三折。首先面臨的就是停產。靠丹麥政府中國投資司提供無息貸款建起的工廠，每年還貸款就要500多萬元，除去國債負擔的部分，“收的排污費只夠還債”。而每天機器一開動，成本就是3萬多。2006年夏天，這個“曬太陽工廠”被沿渭河考察的民間環保志願者汪永晨發現。事情曝光後，結果皆大歡喜：渭南市政府表示負責歸還債務，而每年800萬排污收費全部用來維持日常運營全額用於水處理。工廠開工後，不少企業把沒有經過預處理的工業廢水偷排到市政管道。工廠的設計標准是生活污水的COD(化學需氧量)330毫克/升，可進來的水達到COD1400毫克/升。污水處理系統裡嬌嫩的活性細菌受到衝擊大量死亡，失去了處理能力，導致排出的水和進來的水一樣黑臭。工廠成為污水渠的延伸。他向所有可以投訴的部門——創衛辦、城建局、環保局、紀委，都寫了信，但是於事無補。直到今年4月，這個廠被中辦、國辦檢查小組逮個正著，被掛牌督辦。“我覺得那些事情都是你必須做好的，為什麼要等到別人檢查你、罰你才做呢？”這個時候，周海平會想起當初他去接受設備培訓的丹麥城市奧胡斯(Aarhus)，那個人口和渭南一樣多、污水處理廠卻遍布各個社區的小城。那裡的污水處理廠不必考慮經費問題，而他們廠不得不安排二十幾個人專門想方設法去收齊排污費。在丹麥他參觀過一個大廠，日處理10萬噸，連廠長在內，只有5個員工。而他們的公告欄顯示，這日處理6萬噸的廠裡，已經有將近90名員工。那是個水資源豐沛而對自然仍然保持尊重的國度，而他的小城，生態日漸脆弱。掛牌督辦之後，污水處理廠總算正常運營。在生產線末端，看著流向排水口的清水，污水處理廠生產科廖科長把取樣桶裡的水緩緩澆過自己的掌心，很是有些依依不舍：畢竟，這是渭南市城區地面上流動著的最干淨的水。這水經過中水回用工程再處理，就可以循環利用。污水處理廠連帶的中水回用主體工程已經完成，尚未投產，相關的一個熱電投資項目已經在進行可行性研究。對於一天耗水數萬噸的工業項目，對於缺水的渭南，這會是一個滿足渴求的新源頭。污水澆地的惡性循環蓮田旁邊就是渭河化肥廠的排水渠，村民們用渠水澆地。盡管有試紙，污水澆地仍然事故頻頻。從城裡流出來的污水澆灌的蔬菜，又回到城裡的餐桌渭南的城市發展規劃，已經覆蓋了渭河南岸的村莊。沒有時間走遠的時候，行者會到西北面的村子裡釣魚。那不是真正的“水面”，只是農戶在蓮田裡放一些魚供游人垂釣。環境不錯，斜陽中，燕子四下低飛，蛙鳴蟲聲陣陣。只是現在已經無魚可釣。蓮田的主人馬二(化名)和鄰居們在一起在田邊的水渠上唉聲嘆氣：蓮菜(藕)又毀了！十幾畝連在一起的蓮田，大半葉子已經枯黃。蓮田旁邊就是渭河化肥廠的排水渠。自從化肥廠在附近打井建水源地，用於灌溉農田的“四支渠”就廢棄了；2003年的渭河水災又毀掉了村裡的機井，澆地成了一個難題。村民們堅信，化肥廠的廢水，當然是肥水。他們想出了一個有些技術含量的澆地點子。每家都買了一本“廣泛試紙”——上面清楚地表示著，什麼樣的酸堿度會讓試紙變成什麼顏色；當渠水的酸堿度顯示為6.5到7的時候，他們就用渠水澆地。渠高於北邊的田地，每隔一米多，就有一條管子從渠裡接出來，直接通到地裡。水是烏黑的，如磨出來的濃墨，上面油光泛動。盡管有試紙，污水澆地仍然事故頻頻。2005年馬二種的是麥，鄰家蓮田的水滲到地裡，麥子就沒灌漿；去年改種蓮菜，又燒了一回，只收回了本錢。雖然燒掉莊稼是家常便飯，但村民們並沒有向任何部門投訴。即便現在出事了，馬二們對化肥廠也沒有什麼意見——電視上說化肥廠的水是達標的。他們認為莊稼被燒的事件，是因為渭南市高新區有數家企業，包括氮肥廠、油脂廠和制藥廠，現在都通過這條渠排污。高新區目前還沒有在運作的污水處理廠。但這兩年井水水質出問題了。市水務局水資源辦公室負責人說，他們知會有資質的打井公司，50米以上的地下水必須封閉，不能飲用；但在渭河邊的很多村莊，村民和收費便宜的打井隊並不知道這個信息，水井多在三四十米。村裡的水打上來，太陽一曬，馬上泛黃；隔夜的水，水上漂一層薄薄的蠟質，看起來像動物油脂；水缸的內壁上會淤結一層厚厚的稀泥一般的泡沫狀沉澱。馬二還是准備把剩下的蓮藕照顧好，多少回收一點投資。賣劫余的蓮藕，馬二比較喜歡去市裡的菜市場，只要5元一天的管理費。從城裡流出來的污水澆灌的蔬菜，又回到城裡的餐桌。從馬二的地沿著污水渠走出去一公裡，可以看到稠乎乎的污水渠彙入流入渭河。下游南面，種植著城市中消費的糧食蔬果，中間分布著城市現在和未來的地下水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