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迅速的城市化是以犧牲鄉村資源為代價的，借鑒英國保護鄉村運動八十多年的經驗，保護中華草根信仰的基礎：中國傳統鄉村。
作於1928年的《再別康橋》，是徐志摩最著名的詩作之一，如今詩人已逝，只余康橋邊金柳與橋下的碧波，卻一樣能激發游客的興致。事實上，每年都有不少中國游客手捧這首詩游覽康橋（現通譯為劍橋），面對著一片英國典型的鄉村景致，性質勃勃地猜測，那些典雅而富古香的小橋流水，究竟那一塊，才是引得徐志摩詩興大發時所面對的景色。康橋距離倫敦不遠，驅車不過一小時，而那裡的風景，已與那座英國經濟、政治中心的城市全然不同。能追溯到十五世紀的建築隱匿於郁郁蔥蔥的樹木中，而這些風景，與八十年前的詩人所見，並無太大不同。
事實上如果在英國的鄉間游歷，便會發現像康鎮這樣，保持著淳樸鄉村景色的小鎮遍布各地，或者不如這麼說，除了一些重要的工業中心、大都市之外，整個英國還保持著一派田園風光，一如百年前眾多畫家詩人所吟詠描畫的模樣。作為最先發生工業革命，曾經深受環境污染之害的國度，這些鄉村風景，在不斷擴張膨脹蠶食周邊環境的都市衝擊下，仍能保存得這樣完整，這份功勞，至少大部分可以歸於英國的鄉村保護協會（The Campaign to Protect Rural England，簡稱CPRE）。
CPRE是英國最早的環保組織之一，去年剛度過八十周年的成立紀念，有著超過六萬人的成員與志願者。通過這個組織的活動和努力促成了英國很多環保法令的頒布，例如1947年的《城鄉規劃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以及1955年的《綠化帶建設法》（Green Belt Circular）等等，在近年來甚至能影響整個歐盟環保法令的頒布，也因此，CPRE成為了目前最具影響力且受人尊敬的環保團體之一。
CPRE 初創
1926年，英國城鎮規劃委員會主席帕特裡克·艾伯克隆比爵士發表了環保作品《英國的鄉村保護》一書。在這部可稱得上是CPRE宣言一般的作品裡，艾伯克隆比對城市到郊區街道兩側帶狀發展而出現大量建築群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隨著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城市擴張，缺乏統一的管理規劃，使城鎮和鄉村之間如同連續的消費品傳送帶，而沒有明顯分界線；此外，大量輕工業工廠、郊區住宅、廣告牌等也擴張到了鄉間，最終，城市的發展將會侵吞整個鄉村的自然與傳統人文景觀。在此書中，艾伯克隆比更呼吁成立一個相關的委員會，作為與城市無限制擴張抗爭的手段與組織，這一提議受到了當時不少人的支持和肯定。於是在當年10月7日，CPRE宣告成立，艾伯克隆比爵士也順理成章成為這一組織的榮譽秘書長。
在當時，一戰徹底改變了歐洲傳統的經濟與農業模式，汽車以及其它便利代步工具的發明和普及則使地域距離這個遏制城市規模的客觀因素逐漸淡化。人口的不斷增長使城市變得擁擠，為此建築師雷蒙德·昂溫提出了他影響廣泛的主張：“擁擠的生活一文不值”。昂溫提倡的是人口稀疏花園式城郊社區，為一戰中的英雄建造新房子也刺激了這種模式，汽車的價格下降使這種方便的交通工具變得更為普及，地鐵、電車和火車等代步工具，使郊區生活變得比以往更為便利，加之英國歷史上最低利息率的推動，個人強烈的買房需求也隨之而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每年平均新建30萬套住宅，侵占6萬英畝鄉村土地。這給鄉間帶來了密布的公路網，無數加油站、污染和噪音，最終造成鄉村景色的劇烈變化。
也正是在逐漸失去之時，人們開始思考英國鄉村的存在意義。這是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不僅個人，城市和國家也都被卷入高速發展而趨於喧囂浮躁的漩渦中，漸漸失去個性。而人們，便開始在鄉間，尋找英國的文化身份。當時的首相斯坦利·鮑德溫爵士也曾說過：“對我來說，英格蘭就是鄉村，鄉村才是英格蘭。”而自行車旅行、鄉村漫游、甚至民間文化，更是在廣大的中產階級中前所未有的盛行。包括前述的建築師雷蒙德·昂溫，最受好評的經典花園式建築代表作，就是隱藏在青翠的花園和樹木之間、類似舊式英國農舍的設計。可以說，大自然無論在什麼時候也沒有兩次世界大戰間，那麼的受歡迎。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保護英國鄉村的傳統風景，遏制城市的無限制擴張，也就此成為CPRE成立的初衷。
需要說明的是，CPRE從成立伊始，就與那些充滿了浪漫主義、試圖將傳統毫不改動地加以保存的理想主義者不同。CPRE承認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逆轉，他們所試圖保護的，是能與現代化融為一體的鄉村，他們所反對的，也只是不加限制的城市擴張。也許正是因為能保持這種不過分偏激的態度，才使這個英國最古老的環保組織能一直存活到現在。
正是在這種態度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CPRE提出了遏制城市無限制發展的方法：試圖通過規劃、劃分區域、綜合配置來避免城市發展對鄉村所產生的無可挽回的傷害。1928年，CPRE主席克勞福德爵士在BBC電台呼吁：“我們都市的發展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有戰後經濟發展的時機，也有新式交通方式的推進，我們已經建了很多新公路、新橋梁、新城郊、新的村莊、新城鎮，我們的欲望應該節制，應該在不傷害土地的亙古美麗的前提下享受現代設施的舒適。”而帕特裡克·艾伯克隆比爵士則相信對都市面積擴大的有效控制，能夠保持英國鄉村令人心曠神怡的環境不受傷害，他說“通過精心的計劃，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CPRE的成員在多年裡一直游說議會，終於，1935年《限制帶狀發展法》（Restriction of Ribbon Development Act）得以通過，這個法案規定了修建高速公路所必需滿足的條件，以限制修築公路來控制城市的無限向外延伸發展，成為CPRE獲得的最初成果之一。
“城鄉規劃法”與“綠化帶建設法”——CPRE活動的高峰
在CPRE成立早期，這個組織也曾因其起點過高而受人垢玻組織的成員以社會上層人士為主，這使他們的觀點顯得有些脫離實際而陽春白雪。人們對保護鄉村的同時能否依然保持經濟的迅速發展心存疑慮，也對保存鄉村景觀的作用認識不足，因此一直指責CPRE是為富有的土地所有人提供服務的機構。
但隨後的二戰，以及戰後的重建，反而給了CPRE活躍的機會。二戰時期所宣傳的愛國主義，以及當時政策制定計劃中的多元價值信仰，使CPRE的觀念深入影響了政策的制定。這個組織不再以游說議會等政府的高層為主要努力目標，而改為面對廣大民眾開展宣傳，他們改變了過去認為個人土地財產權由個人全權管理的理念，開始把土地視作公共遺產的一部分，並使這個概念漸漸深入人心。
二戰中，德國對英國的空襲轟炸毀了大量城市和發達的工業區，對這些地區的重建，是當時議程上的首要任務。一切都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人們普遍同意，要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有規劃的城市和鄉村重建之中，於是CPRE抓住了這個機會，在1947年，推動了《城鄉規劃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的頒布。
這個法令直到現在仍然生效。相對於政府無法可依的過去，它使英國的土地使用進入了截然不同的時代：第一，地方政府在開始動手重建前，需先制定一個規劃，其中需對轄區內土地的發展及使用作出具針對性的方針以及詳細的施行步驟；其次，土地的使用受到嚴格的管理和控制，幷且必須在整體規劃中有所體現。簡單的說，《城鄉規劃法》的頒布，將土地的使用“國有化”了，這在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來說，是相當難得的。
作為獎勵，或者不如說是起個模範帶頭作用，CPRE的名譽秘書長艾伯克隆比爵士隨後主持了普利茅斯市的重建規劃工作，現在，該市是英國少數仍保留海軍船塢的城市。而艾伯克隆比也因其在城市規劃上的貢獻，而成為國際建築師協會的首任主席。
1949年，CPRE更進一步推動了《國家公園和鄉村土地使用法案》（the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的頒布和實施。這項法案規定將那些具有代表性風景或動植物群落的地區劃為國家公園，由國家對其進行保護和管理。與其它國家的國家公園相比，它融合了更多環境信托(National Trust)與環境管理的概念。像達特穆國家公園（Dartmoor National Park）內的土地，多處仍屬於當地農民，保育與農業共存。我曾於前年夏天游歷英國的中西部，沿著鄉間的鐵路行進，拜訪一個個由石灰岩構成的村落，這整個區域叫科茲窩(Cotswolds)，地名意指牧羊的綿延山坡。它距離倫敦約100公裡，南北長126公裡，總面積為2038平方公裡，跨越英格蘭和威爾士。這個區域是英國明令保護的41個AONB(areas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中的一個，它介於完全的保育和以開發為主的土地使用之間。成群的鱒魚悠游於公路旁的清澈溪流，刻意保存的蘆葦叢是綠頭鴨的棲息地。即使是新建築，都依照古老的技法與傳統材料建造，使得村子產生一種統一而純粹的特殊美感。科茲窩是英格蘭人內心深處的故鄉，他們不容許外在力量的破壞，農人的田間工作和田園景觀，也被刻意的保留，平緩的丘陵上仍然是綿延的牧草、羊群，以及大片的麥田，這個地方沒有因為工業的發展而轉蓋工廠，也沒有因為國際貿易的衝擊而進行全面的休耕。而這一切都歸功於《國家公園和鄉村土地使用法案》。
1955年的《綠化帶建設法》（Green Belt Circular）將“綠化帶”建設作為一項重要的城市規劃控制手段，要求在城市建築規劃時進行綠化帶的種植建設。這項規定，與其說是在改善城市居住環境，不如說是對城市的無限蔓延擴展之勢進行一定程度的遏制。其實早在1931年蘇格蘭北部的設菲爾德市擴建時，CPRE組織的支持者和慈善家阿爾德曼·格雷夫斯就自行購買了城郊外的747英畝土地，來對周邊鄉村進行保護。建築綠化帶這項多年來由CPRE層層推動，不斷爭取努力而得來的法案，終於從國家的高度對城市擴展做出了約束，宣告了CPRE乃至世界環保組織活動歷史上一個輝煌的高峰。
CPRE在當代
戰後CPRE的其它重要鬥爭成果，首先體現在對高速公路建設的控制上。1957年計劃建造的英國第一條汽車高速公路M1號線，原本規劃穿過英格蘭中部萊斯特郡著名的查恩伍德森林的中心地帶，這條公路的建造以及隨之而來的影響，勢必對這一有著鐵器時代居住地遺址的古老森林造成破壞，通過CPRE的努力，終於使政府取消了M1號線在查恩伍德森林的路段。與此類似的還有M4號線的建設，CPRE保住了柏克夏岡郡的大片丘陵。
新的社會發展形勢給CPRE的工作帶來新的任務。在持續推動關於國家公園、綠化帶等相關改進法案，鞏固其運動成果的同時，這個組織也時刻關注著各種新的環境影響因素，比如戰後農業復蘇，進入現代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二戰時英國農產品價格體系崩潰，土地被大量閑置，破產農民湧入城市。為了使國內的農業盡快復蘇，戰後英國政府一直對農業實行補貼和保護政策，農村對城市的供給得到人們的重視，都市也被認為是農場和工廠的共同產物；與此同時，技術革命提升了農業的單位產量，機械化耕作大規模施行。殺蟲劑、拖拉機和有保證的農業收益把土地變成了大農場，這些技術可以在一夜之間清除草坪、草甸和樹籬，但隨之減少甚至消失的是長久以來農莊伴生的鳥類和島國古代農業文化的像征。
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發表了她的著名環保作品《寂靜的春天》，在書中身患癌症的學者卡森以她女性特有的感性筆觸，描寫了DDT等化學藥品和肥料的過度使用導致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極具感染力。這部作品一經面市，即引起宣然大波，環保這個當時還未受到關注的概念，也逐漸進入普通民眾的視野。
CPRE自然不落人後。他們通過田野考察，揭露現代化農業對英國鄉村傳統樹籬的嚴重破壞，根據他們的報告，英國的樹籬是至少20 種哺乳類種物，65 種鳥類所特有的棲息環境，而現代化農業的高速發展則令這些生物的適宜環境迅速減少，許多物種瀕鄰滅絕，於是在1970年，CPRE就此展開了樹籬保護運動。
除了對樹籬的保護之外，CPRE也在1977年提出了濕地保護的概念。首先，他們揭露了現代農業擴展對薩默塞特郡、埃克斯穆爾地區特有的高沼地環境的破壞。第二年則對南方水利局破壞性排干西克蘇斯郡的安伯利河流的計劃提出了抗議，這一計劃如果得以實施，勢必將對西克蘇斯丘陵最著名而廣闊的安伯利草場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進入八十年代後，CPRE更是獨具先見性地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了鄉村生活質量的保護問題上。作為CPRE自1983年以來長期活動的回應，1992年英國政府頒布了禁止在鄉間燃燒麥杆與稻草的法令。在1995年，CPRE則出版了《寧靜地區指南》（Tranquillity Maps）一書，總結了他們自1990年開始就提出的鄉村噪音污染問題，並為民眾列出了英國尚未受到“人為”噪音污染的“寧靜地區”地圖。噪音、視覺垃圾以及光污染，不斷摧毀鄉村的美麗、安寧和多樣性，閃爍的交通信號，人行道和車行道上的嗡嗡聲，不必要的戶外燈光造成的不夜天空，都大大折損了鄉村生活的獨特性。這些，都成為新時代中CPRE努力抗爭的焦點所在。
在這些艱難的鬥爭中，CPRE都取得了勝利，它已從一個游說議員的組織變成了有數十萬支持者的大眾組織，從只關注設計和美學問題轉變為關注影響鄉村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從單純關心鄉村美好景致成長為更具有責任感的鄉村環境保護組織。但是同時，它也堅持著自身從成立以來一直保持的基本理念：相信合適的規劃具有生態和社會上的重要性；認為都市和鄉村的內部聯系是理解兩者關系的關鍵；同時，專注於保護美麗、平靜和陶冶性情的鄉村景觀。
在新的時代裡，CPRE所需面對的，是全球貿易背景下英國農業的生存問題。相對於鄉村休閑和觀光的價值，國家顯然更關注於生產滿足生存需要的食物。相比之下，CPRE考慮的不是農業產量，而是環境的脆弱性，尋求區域的個性化發展以及土地的附加價值，這是否能拯救英國農業於危難之中，還有待日後證明。
英國鄉村保護的借鑒意義
不管怎麼說，通過CPRE等許多環境保護組織的努力，目前英國國內仍能保存大部分傳統的鄉村景致，這也是CPRE八十載不懈努力所達成的最高成果。
在城市承載了太多現代化與國際化概念的今天，其所能體現的城市乃至國家的個性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確是微乎其微。千篇一律的鋼筋水泥只是城市的外部特征，而其骨干組成部分——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多以快節奏的現代生活為主，傳統的身份、集團認同逐漸趨於崩潰，宗教信仰相對淡化，使人們漸漸喪失時空上的歸屬感。鄉村的作用正在此時得到了體現：生態與物種群平衡的維護、鄉村建築的保存等各項村野保護的要點，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保留存於鄉間的傳統生活、思維模式，它的風光、界標、手工制品、野生動物和原始風貌都與我們的歷史息息相通。對於每個個體的公民來說，它是尋找自身根源的直接土壤，對於國家而言，也是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重要手段。
在中國這個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穩定農業社會的國家，強烈的宗族觀念扎根於中華大地的每一個宗廟祠堂之上，每一片鄉野土地之中。上個世紀的戰爭、西方文明的衝擊以及其它人為因素，已使許多傳統的元素日趨淡薄，若是再加上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廣泛建設衝擊，那些古老而傳統的草根文化簡直不堪一擊。著名的建築設計師俞孔堅說“祖墳，村頭的風水樹、風水林、風水池塘，一條小溪，一塊界碑，一條棧道，一座龍王廟，都是一家、一族、一村人的精神寄托和認同，它們盡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歷史遺產那樣宏偉壯麗，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保護，但這些鄉土的、民間的遺產景觀，與他們祖先和先賢的靈魂一起，恰恰是構成中華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矗草根信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穩定的基礎，是和諧社會的根基。”
中國迅速的城市化是以犧牲鄉村資源為代價的，其中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問題尤其突出。“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使村落消失，還將消耗掉很多寶貴的不可再生資源：沙子、石頭、土壤，它們都是自然界長期演化的產物。在有些地區，一座山被切成“豆腐塊”賣掉了。中國寶貴的花崗岩和大理石被大量加工成各種形狀或者“藝術品”，銷往世界各國。有很好黏性的土壤被燒制成磚頭，成為建築材料。 對於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對此，CPRE這個已有八十年鬥爭經驗的老牌環保組織，提供了不少的成功經驗。人們可以借鑒他們提倡的“有規劃地”推行城鄉建設，以控制城市對鄉村所造成的破壞，同時將可持續性發展納入城鄉規劃的議程，采用新科技新工藝，保證經濟與農業的順利發展。此外，爭取廣大民眾理解、支持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通過宣傳，人們能自發對鄉村文化、自身生存環境進行保護，同時監督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規劃發展，不至於為了一時之利而做出不可挽回的破壞。
在這個全球經濟一體化高速發展的時代，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國家，政府，以及像CPRE這樣的環保組織，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也許，在此時，我們更該牢記CPRE成立的初衷，通過努力“將過去與現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