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來，我國許多地方普降大到暴雨，時間長、強度大、範圍廣，致使一些地方江河水位猛漲，山洪暴發。造成農作物大面積受淹、企業生產受損、基礎設施被毀、群眾生活受困。為了把災情減小到最低程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各級政府都建立了抗洪救災應急預案。
我國有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遼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歷代都很重視防汛抗洪和汛情通報工作，因為河流泛溢影響著水運、灌溉和生活用水，關系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雖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古代還是有值得贊賞的做法。我國水文工作者曾對長江上游歷史枯水情況進行了調查，發現宜昌到重慶段就有枯水題刻群11處，其中涪陵白鶴粱石魚題刻保存最好，價值也很高，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水位標記。它記下了自公元764年後斷續72個年份的枯水記錄，共鐫刻163則古代石刻題記。
在宋代，吳江（今江蘇省蘇州）上立有兩座水則碑，建於1120年。水則碑分為“左水則碑”和“右水則碑”，左水則碑記錄歷年最高水位，右水則碑則記錄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當時規定水位相當於一劃，無論高田低田都不會受災；超過兩劃，極低田地受災；超過三劃，低田受災……超過七劃，極高的田地也會受災。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別高，即於本則刻曰：某年水至此。該水則上刻寫的最早年代為1194年。由此可知，水則碑不僅是觀測水位所用的標尺，而且也是歷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記錄。從水則碑我們可知宋代為統計汛期農田被淹面積，已建立了水位觀測制度，這也是我國觀測水位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最早記載。
金朝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將修訂增的《泰和律令》頒布全國執行。其中的《河防令》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防洪法規，主要內容有：第一，明確規定了黃河和海河各水系每年防汛起止期限，將“六月一日至八月終” 定為黃河的“漲水月”，沿河官員必須輪流“守漲”，不得有誤。第二，朝廷對地方官府的河防機構及防汛事宜督促檢查，規定工部每年派出官員“兼行戶、工部進”。在汛期到來之前沿河視察，督促都水監的派出機構治水都監和州、府、縣落實防汛措施，修固堤防。第三，汛情緊急時，沿河州府和都水監、都巡河官應共商搶險救災事宜。第四，實行獎功罰罪，沿河官員防汛中的功過都要上報朝廷。《河防令》的施行，對當時和後世的防洪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
清代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間(1659～1677年)，蘇北黃河、淮河、運河連年潰決，水災嚴重，平民出身的水利專家陳潢輔助河道總督靳輔治水，提出從上游根治黃河的主張，並發明了測定流速流量的“測水法”，對我國河道管理理論作出了顯著貢獻。但是，古代黃河仍常決口，淹沒農田村莊。為防洪，便產生了“水報”，這是一種和“兵報”同樣緊要的加急快報，這種汛情傳遞其緊急程度往往比兵報更危急。在古代，黃河堤岸備有報汛的“塘馬”。當上游地區降暴雨河水陡漲時，封疆大吏遂將水警書於黃絹遣人急送下游，快馬迅馳，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這種水報屬接力式，站站相傳，沿河縣份皆備良馬，常備視力佳者登高觀測，一俟水報馬到，即通知馬夫接應，逐縣傳到開封為止。當時有的一晝夜迅奔500裡，竟比洪水還要快。當時朝廷還規定，傳水報的馬在危急時踩死人可以不用償命。對此，人們家喻戶曉，一見背黃包、插紅旗跨馬疾馳者，大都會自覺避讓。
古代，報告水警還有一種獨特的“羊報”。所謂“羊報”，就是報汛水卒。據載，黃河上游甘肅皋蘭縣城西，清代設有水位觀測標志，一根豎立中流的鐵柱上根據歷史上洪水水位情況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預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碼水漲一丈。當測得險情時，“羊報”便迅速帶著干糧和“水簽”（警汛），坐上羊舟用繩索把自己固定好，隨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擲水簽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於緩流處接應，根據水簽提供的水險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搶險、救災等各項准備。“羊舟”也很獨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內髒，曬干縫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氣後可浮水面不下沉，頗似皮筏。“羊報”是一種十分危險而重要的任務，古代的“羊報”被搶救上岸後，有的因在河中撲騰多天，早已餓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謂九死一生。
元代時，朝廷還據自然條件，設有陸站、水站、轎站、步站等報警驛站。東北地區由於路況差，故設有狗站。原來，我國元代官方很重視發揮狗的作用，訓練狗作為通信報警工具，用於報告水警的狗最多時達3000條。當時，在遼東、黑龍江下游等地區就設立有15處狗站用於報告水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