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夏地理論壇志願翻譯小組譯者：chuanshi轉載請注明譯者及出處文/Lewis M. Simons照片/Jane Evelyn Atwood, Contact Press Images在過去一百年間，超過5千萬人被有組織的謀殺了——這是個大屠殺的世紀：從1915年到1923年，奧特曼土耳其屠殺了多達150萬亞美尼亞人。上世紀中期，納粹殺害了600萬猶太人，其中300萬蘇聯人、200萬波蘭人和40萬其他所謂“不良分子”。中國人被屠殺了3千萬，而蘇聯人則被屠殺了2千萬它。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薩達姆•侯賽因掌權的伊拉克復興黨殺害了10萬庫爾德人。90年代，盧旺達由胡圖人領導的軍隊消滅了80萬圖西族人。現在，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正在進行一場種族滅絕屠殺。這些驚人的數字，這裡或那裡發生的屠殺，使20世紀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的時期。1944年，拉法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一位在納粹屠殺中失去了幾乎整個家庭的波蘭裔猶太學者，創造了新詞“genocide”（種族滅絕），“genos”來源於希腊語的“部落或家庭”，而後綴“-cide”，則來自拉丁文的“殺害”。四年後的紐倫堡審判，使聯合國認識到種族滅絕的罪行，將其定義為“經慎重考慮的、針對種族、宗教或族群的毀滅行為。”今天，許多國家也把大規模的政治殺戮歸入這個定義。Paul Rubenstein在納粹屠殺中失去了他大部分家庭。“後來人們說：‘再不要發生那樣的事情了’。”當我們驅車穿過美軍位於巴格達的一處軍事基地時，他輕聲對我說。“而現在我致力於幫助發展對這類事情的持續科學研究，”他頓了頓說，“很難想像我身處於大規模屠殺和葬禮的科學研究前沿。這在今天本不應發生。”Rubenstein是一位人類學家，同時也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的平民雇員。他也是巴格達近郊Slayer營地法醫實驗室的副主任。兩年來，即便是在伊拉克暴亂愈演愈烈的情形下，Rubenstein和一隊科學家小組一直在大量墳墓中發掘受難者遺體，這些科學家大部分來自美國，但也有少數來自聯盟國家。通過運用法醫學技術——把骨骼、衣物殘余、身份證明、珠寶首飾和寫有名字的照片，與獲得的政府死亡證明相聯系——他們從死亡陷阱裡挖掘出被隱藏的秘密，確定那些受害者的身份、來自哪裡、誰殺害了他們，以及方式、時間和原因。美軍官員說，2004年以來，已挖掘出數百具骨架，並送往這個法醫檢定小組。盡管這個數字與伊拉克被殺害的人數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但這項努力是科學力量的一次令人印像深刻的證明，其目標在於建立無懈可擊的法律案例。Slayer營地的法醫檢定工作由美國司法部發起和計劃，他們意在證明，薩達姆•侯賽因已經成為大規模殺戮的制造者，而如布什政府聲稱進攻伊拉克的原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911事件有關）是錯誤的。而且，盡管死亡數字與日俱增——估計至2005年底，有26000伊拉克人和2000美國人及其盟軍被殺——這項調查將帶來比戰爭和政治更大的價值。如果這些法醫學專家的證明能成功將薩達姆•侯賽因及其他大規模殺戮者訴諸法律，那麼，他們將給將來的種族滅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預防措施。至少這點，是理想中的目標。法醫學設備占據了薩達姆•侯賽因前宮殿的部分地方，這個以前曾有游泳池和游船池塘的游樂場，現在布滿了服務於CIA、FBI和美軍情報部門的天線和衛星發射器。Rubenstein帶我穿過與周圍不協調的古怪白色防護柵欄，走到一個帳篷群，有著很好的照明和空調。在那些帳篷裡，我看見了專業檢測設備，X光儀器、給骨架拍照留檔，以及研究衣物和諸如珠寶、錢包和政府身份證明等人工制品。用於彈道測試的布滿彈孔的頭骨和衣物模型，許多是庫爾德男性特有的那種寬大的褲子。用塑料袋裝起來的頭骨和骨架裝滿了卡紙盒子。看著整齊排列在鋼制蓋尼式床上的盒子，聞著奇怪而刺鼻的死亡的氣味，我眼前突然閃現出美國最近流行的電視法醫罪案劇，像《犯罪現場調查》和《遇見喬丹》。真實的場景並不那麼有趣。Rubenstein幾乎管理所有的事務，我想這是他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不僅僅是出於一個記者的好奇，而也是使自己能忘卻每天生活於其中的夢魘。然而有一次，他放下了心理的防衛。“當你檢定這些受害者，尤其是孩子的時候，他們的衣物、嬰兒瓶、小鞋子，就像若干年前我們買給自己女兒的那些，他們的小手，在死後仍具有震撼力，你必須盡量不去想是哪些惡魔做了這些，否則你會過於沉重的。當你看到一頂編制精巧的童帽上有兩個彈孔時，你會想到這些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孩子。”這些凶手有時對男人、女人和兒童有不同的手段。“男人身上有受酷刑的痕跡，被綁起來並戴著手銬，”Rubenstein說，“女人則通常和孩子在一起，有時是遭受近距離槍擊。所有這些都有清晰的證據證明，並非猜測。”法醫分析前的第一步是在專家檢查遺體前移除骨架上的衣物和私人物品。來自匹茲堡大學的法醫人類學家Joan Bytheway解釋說，這是確保專家不會對受害者形成偏見。Bytheway指出頭骨頂端子彈進入的彈孔，和靠近左眼窩出的出彈孔，還有左臉頰上的放射狀裂縫。只有在找到這些生物學證據後，她和其他共事的人類學家才把以下這些寫入個人材料——“女性，35歲左右，身高5英尺4-6英寸。”然後再把骨架和個人物品放在一起。距Bytheway工作處幾尺遠的地方，來自阿德萊德大學的澳大利亞人類學家Tim Anson給我看在蓋尼式床上的一具殘余骨架。這是在哈德爾附近的墓地中挖出來的，阿德爾在摩蘇爾西南約55英裡。這部分骨架最明顯的是頭骨只有後部留了下來。“整個臉都被炸沒了，”Anson說。他也指出前臂上一些脫水干化了的皮膚組織，解釋說是因為這個人被埋在一個12-14英尺深的墓坑中間。即便在地下埋了20年，身體底層仍含有脂肪和其他軟組織，而那些埋在墓坑頂層的人早已只剩裸露的骨架了。在一個附近的帳篷中，放射線技師Jim Kister向我解釋他的微量便攜式X光機，這台機器用於給骨架照X光，並辨認外傷源。他把一張男性肋骨的巨大X光片夾到燈箱前，指出一顆子彈。“這個家伙中了11槍，”他說，“他死於槍擊。”Kister說，他本來料想在巴格達的審判中，被告將盡力聲稱那些粉碎的骨頭是經解剖驗屍，因此是無可爭議的證據。“但這些圖像講述了不一樣的故事。”目前為止，法醫小組只辨認出了經檢查骨架的15%。結果將收入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的大型報告中。報告在審判結束前的許多年裡將不會向公眾公開，而這將是伊拉克自1987年開始大規模屠殺後的幾十年了。8年與鄰居伊朗的戰爭正偃旗息鼓，而薩達姆•侯賽因則命令他渾身血腥的軍隊懲罰庫爾德少數民族社區，許多庫爾德人是支持伊朗的。薩達姆利用這個牽連作為借口，企圖消滅長期令他煩惱的庫爾德族群。（見《控制下的庫爾德》，第2頁。）運動結束約一年後，據估計有10萬庫爾德人死亡（盡管一些伊拉克利益團體把數字上升為18萬2千人），其中數千人死於化學武器中毒。大部分人被埋在秘密的集體墓坑中。盡管殺戮的報告幾乎立刻曝光了，但總統裡根當局和國務院選擇忽略了它們。因為當局正積極支持伊拉克對抗伊朗，因而美國政府決定不激怒薩達姆。他也許曾是大規模殺戮者，但釋義林頓•約翰遜總統稱越南南部盟軍的話，至少他是我方的殺手。Rubenstein承認，他的工作專注於為審判提供證據，恢復了數千名集體墓坑中屍體的身份，並把他們還給了那些並不是當局首要關注的家庭（盡管在幫助背後也可能有一些組織）。“大部分事情都將留給伊拉克人了，”他說，“我們只是訴訟程序的一部分。我們在這裡是為了提供美國能在法庭上使用的相應證據。”在英格蘭南部海岸，一個遠離伊拉克但參加死者檢定的地方，我在伯恩茅斯大學綠樹成蔭的現代校園拜訪了Margaret Cox。Cox是一位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她運作著國際法醫學種族滅絕調查高級中心。2004年Cox及其同事培訓了33名伊拉克人，在發掘集體墓坑和辨認遺體方面的科學技術。（在薩達姆政府下，伊拉克中只有一小群法醫學家服務於2600萬人。）為期五個月的課程包括讓他們發掘放滿塑料骨架的模擬集體墓坑，之後，這只小隊返回伊拉克，開始真正的挖掘，並將他們的新知識教給其他伊拉克人。在我的拜訪中，12個最有前途的受訓者返回伯恩茅斯大學完善他們的技能。Cox希望她所教授的刑偵科學，以及田野法醫學者的發展，能給新世紀帶來承諾。“如果收集得當，法醫學證據能自己說話，”她說，“而認識到法醫學能揭露罪行，也許能在一場種族滅絕開始前阻止它。”那還有待驗證，但如果種族滅絕發生了，將有一套旨在人類福利的、有效工作的強有力科學模式。穿過小鎮離校園幾英裡遠的地方，是一片普通的棕色沒有標記的倉庫和儲藏室。在一個光照充足、白色牆壁看起來像小太平間的屋子裡，Cox給我介紹那些伊拉克人的其中一位，他們自願放棄在巴格達的工作，來到英國學習這項恐怖的學科。我與之交談的那位，我稱他為X，極具同情心，他希望這個小組的核心成員能幫助數百萬伊拉克人最終知曉家庭成員的命運，並至少得到一點心靈上的平靜。最初，X很樂意他的名字出現在文章中。但就在文章出版前不久，他告訴我說他和他的家庭收到了死亡威脅，他還因此推遲了回家時間。基於我在伊拉克時向調查人員學到的知識，這種威脅大多來自薩達姆的遜尼派支持者，他們正努力消滅反對這位前獨裁者的一切證據。當我拜訪這個小太平間時，伊拉克人正在英國講解者旁工作，從土中篩選骨骼碎片，並用X光研究槍擊證據。X告訴我他對回家後未來的看法，還有他如何計劃轉變美國人正在進行的工作重點。“公民社會在伊拉克是個新的概念，”他說，“對我們來說，死亡的苦難遠沒有結束。那些死去的人有權利嗎，是的；他們必須擁有正義嗎，是的；但美國人的方式，為審判收集證據，不過是個開始。我們將要做的是為了生存。”沒有人能質疑X的意願和他目標的崇高。但由於布什政府打算在審判後撤離駐巴格達的美國專家，加上X生命遭受的威脅，X及其小隊伊拉克同事在這場貌似無休止的戰爭中找到10萬或更多殺戮受害者，並給他們的家庭以安慰的願望，我想最好做最壞的打算。美國人盡管配備有資金、專家、設備和保安，但他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非常有限的目標。在伊拉克，我乘坐美國陸軍黑鷹直升機飛往位於穆薩納沙漠的一處墳場，在巴格達以南約200英裡，靠近沙特阿拉伯。由於對涉及薩達姆審判的信息都高度保密，陪同我前往的官員並沒有透露更多關於目的地的信息。當黑鷹在空中打圈時，我向外望下那黯淡的棕色沙海，只有一個由軍事帳篷、機車和拖車組成的殘破圓圈。這裡被稱為Yankee營地，被包圍在私人安全保衛的同心圓中，有禮貌的年輕人戴著反光太陽鏡、部隊式的發型，配備有自動武器。在營地一邊，是一個深色罩子遮蔽著如滑石粉般柔軟的沙地上一道新開的凹槽。前一天，美國發掘者們在這裡發現了一些糾結在一起的骨架，埋於地下約一根脛骨長的深度。我能辨認出35個人，膝關節錯位、手臂不可思議的扭在旁邊骨架的上方或下面。其他被害者藏在他們下面。干燥的氣候把這些遺體保存的異常完好——完整的骨架，大部分穿著鮮艷的藍、紅、黃、和橘色這些庫爾德婦女的最愛。一些頭骨上還有頭發。一副骨架上一整套粉紅和白色假牙緊緊咬在一起，恐怖的笑著。這團混亂中心的一旁，另一具骨架上還掛著長及腰的精工項鏈，眼窩回望著我，下巴伸向另一邊。在骨頭中散落著一些日常用品：用來把貨物從市場運回家的白色塑料酸奶酪桶、一串裝滿小孩衣物的帶子、耳環、政府身份證明、塑料手表、嬰兒鞋和帽子。來自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的Michael “Sonny”Trimble負責這裡的法醫小組。回到家，他是著名的“肯納微克人”的負責人，一個具有9200年歷史的骨架，1996年發現於華盛頓靠接肯納微克的哥倫比亞河沿岸。Trimble在他的領域裡很有名氣，曾監督發掘了東南亞和波斯尼亞的一些遺體。“這些人在15-17年前被殺，”他說，“墓地是用一個裝貨機前葉片挖的——每個約10或11英尺寬，35英尺長——與他們軍隊修築坦克路的方式一樣。這個地點有10到13個墓坑。大約1500具屍體——從服裝判斷都是庫爾德人。他們被AK-47掃射而死。我們在這些坑的邊緣發現了彈殼。殺戮過程是組織有序的。”當Trimble和其他美國專家離開這個國家以後，伊拉克人將面臨一個艱巨的問題：如何帶來國家和諧以及平息幾十年來的種族仇恨。Kanan Makiya，一位來自Brandeis大學的中東研究教授和伊拉克作家，正邁出了第一步。他領導著一個基金，擁有堆積如山的數百萬份與大屠殺有關的政府資料。許多是在薩達姆倒台後的幾天裡迅速從秘密警察總部弄來的。一些證據被不小心毀壞了，因為當時伊拉克人正用反鏟挖土機挖掘墓坑，迫切地想找到他們失蹤的摯愛的遺體。“尋找審判的證據不過是我們必須做的事中最小的部分，”Makiya說，“主要的目標並不僅是把那10或12個最高領導人加以審判，而是整個政府系統。你必須清楚的記得，幾乎所有伊拉克人都被卷入了這個系統，對彼此暗中監視及報告。我們所有人——庫爾德人、什葉派、遜尼派——必須就一個問題達成共識，即我所稱的黨派陳述已經取代了個人責任，並承認我們自己的困難。否則我們將無法復原。”由於暴亂席卷整個國家，伊拉克的未來無從知曉，因而，沒人能嚴肅的討論這些有關和平和調停的深刻話題。所以，伊拉克人是否能面對他們，如同南非20世紀90年代所做的那樣，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從穆薩納沙漠回巴格達的直升機上，我們攜帶了42個塑料軍用小提箱，每個箱子中都裝有一具挖出的遇難者遺體，要把他們送到Slayer營地的法醫小組。我腦中不斷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樣的人類缺陷使得種族滅絕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呢？在我們一生中，發生了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多的種族滅絕屠殺。而其中很多發生時，我們身處所謂文明世界的人都在看著，或拒絕理會。在伊拉克發生的事就是這樣。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桂冠詩人Elie Wiesel來說，那些對種族滅絕漠不關心的人，與殺人者一樣有罪。“我很了解這樣的悲劇，因為我親身經歷過，納粹屠殺，使那些劊子手和旁觀者沒有區別，”他告訴我。“你怎麼能成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猶太人遭受的不僅是來自罪犯的折磨，也來自我們朋友的冷漠。如果在集中營裡的我們那時得知，我們的朋友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冷漠的話，我們會絕望而死的。”然而Wiesel，這個因寫作人對人的非人性而蜚聲世界的作家，認為有一個原因使他相信，那些對伊拉克集體墓坑裡遇難者所做的工作，將幫助確保21世紀能比上個世紀少些殺戮。“每次你確認出一個面孔和名字，不僅是遇難者，還有殺戮者，人們都會有更深的領悟，”他說，“因此基於某種原因將限制種族滅絕現像的發生，否則那些數字和承受的重量是人們所難以理解的。”Wiesel討論生活最黑暗的一面，但他卻有能力用我們每天談話般的輕松使主題看起來樂觀。但他也許是我所交談過的人中最樂觀的一個了，至少是最抱有希望的一個。“只有人類能讓我感到絕望，”他說，“但也只有人類，能將我拯救出絕望的深淵。”圖片：
1、最大的納粹集中營裡，一些簡單的私人物品死寂的躺在玻璃後被保存。它們被從人們身上剝下來，猶太人和其他人就在這個世界所熟知的、最有組織的殺戮機器中被謀殺了。
2、 一個女孩檢視著Tuol Sleng裡遇難者的照片，這是一個紅色高棉時期用來酷刑折磨的不為人知的中心，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Tuol Sleng現在是個博物館（又稱波布罪惡館或監獄博物館），它矗立著，作為170萬柬埔寨人——這個國家1/5的人口——的遺言，他們在1975-1979年間死於殘暴的社會主義政府。除了報道所稱的酷刑和大規模屠殺，當紅色高棉政權分割柬埔寨時，得到了一些強國的支持。
3、搜尋失去的摯愛，一位婦女穿過由學校教室改成的停屍房，放滿了從伊拉克中部集體墓坑中挖出的一捆捆屍骨。在薩達姆•侯賽因掌權的24年間，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被謀殺、折磨和綁架。來自世界各地的法醫學家的最新調查，發現了這些遺體，揭示出他們所遭受的一切，建立了一個反對侯賽因政權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