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末期由朝鮮人崔溥寫成的《漂海錄》，是明代第一個行經運河全程的朝鮮人的逐日記錄，生動形像地展示了當時大運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風貌，富有史料和學術價值。
朝鮮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鮮濟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聞父喪，遂登船奔喪，不幸遭遇風浪，漂流海上14天，歷盡艱險，二月十七日在中國寧波府屬地獲救登岸。在中國官員的押送下，從寧波沿著運河北上。一路上過驛過閘，歷時44天，成為明代時行經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崔溥回國後，立即奉李朝國王之命撰寫經歷日記，七天後向成宗進呈。此日記是謂《漂海錄》（收入韓國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冊，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又可參見葛振家點注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
崔溥行經運河，事地人物，皆屬新鮮，因此對所見的一切似乎皆有興趣，在在留意，細心觀察，甚至進行比較，作出自己的判斷。崔溥所記運河一線，各種地名多達600余個，其中驛站56處，鋪160余處，閘51座,遞運所14處,巡檢司15處,橋梁60余座。值得注意的是，很可能是由策彥這類貢使編寫並對後世經商路程書有著明顯影響的嘉靖十四年的《圖相南北兩京路程》，記錄地名近300個，所載運河交通情形差可比肩《漂海錄》，但完全沒有鋪的記錄。至於明後期中國商人為經商方便專門編寫的路程書，只為有裨日用。隆慶四年（1570年）徽商黃汴的《天下水陸路程》和天啟六年（1626年）徽商憺漪子的《天下路程圖引》，關注地名和裡程，專記驛站和閘名，其余事項很少。可以說，無論是在崔溥之前還是之後，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時人有關運河沿線交通情形的記載，還從未見有如崔溥的《漂海錄》那樣詳細具體者。
崔溥一行由運河北上，沿著驛站行止食宿，將這些驛站名稱一一記錄下來，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明代中期運河全線的交通狀況。
明朝在洪武元年（1368年）即在全國各地置水馬站、急遞鋪，洪武九年改水馬站為水馬驛。崔溥記其所見道：“水有紅船，陸有鋪馬。凡往來使命、貢獻、商賈，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閘河水淺不能通船，或有火馳星報之事，則由陸路”。崔溥所說，與明廷有關水馬驛的定制是符合的。
崔溥記錄了設在運河線上的急遞鋪。由明代的各家運河水程所記可知，除了崔溥，行經運河者都沒有記錄沿岸的鋪，這一點，成為《漂海錄》迥異於其他水程類記錄的明顯特色。崔溥詳細記錄了運河沿線調節水量以利漕運的船閘；見到並記錄了運河沿線的遞運所，這基本上是同類書籍所缺載的；見到並記錄了運河沿線掌管地方治安的巡緝機構巡檢司，這些巡檢司，不見於崔溥以前的行經運河記錄，直到嘉靖年間的同類記載才較多；記錄了在淺灘處為挽舟設立的交通設施淺鋪；記錄了呂梁大、小二洪的氣勢和過洪的驚險經歷，栩栩如生；對運河上的堤壩堰閘等交通工程設施也作了總體性記述。這些描述，將明代運河交通情形描摹得相當具體到位。
崔溥在總述了行經運河驛站等名稱後，又進一步介紹道：“蓋揚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驛，且閩、浙以南皆路經此府以達皇都，故驛路甚大。陸驛相距或六十裡，或七八十裡。水驛則自武林至吳山三十裡，自潞河至會同館四十裡，皆水路中之陸路，故相距近，其它則或六七十裡、八九十裡，或過百裡，相距甚遠。鋪之相距或十裡，或二三十裡。自揚州後，水邊又設淺，或六七裡，或十余裡以記裡。”這是目前所知關於明代運河全線交通設施的最早而又較為系統全面的記載。
崔溥在其《漂海錄》中，留心觀察運河交通，記錄了未曾為前人所注意或因習以為常而未曾記載的有關驛站、急遞鋪、淺鋪、遞運所、巡檢司以及堤閘堰壩橋渡塘等大量運河交通設施的內容，有些交通設施，既不見於前人記載，也不見於後人記載，只存在於某個特定時期。依據這些內容，結合相關文獻特別是地方文獻的記載，對照崔溥前後的同類記載，我們不但可以了解明中期特別是15世紀後期運河交通的基本情形，而且可以觀察到明代交通特別是運河交通設施的完善或廢壞程度。
明中後期的運河沿岸城鎮特別是江南運河沿岸城鎮，是當時中國商品經濟和社會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運河的經濟文化往來也是最為繁忙頻盛的。崔溥一行經過運河，留下了對運河經濟文化交流和運河沿岸城鎮面貌的系統而又完整的描述，這些描述為崔溥《漂海錄》以前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的同類記載所不備，因而彌足珍貴，頗具價值。
崔溥記杭州，“接屋連廊，連衽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蠻檣海舶，櫛立街衢，酒簾歌樓，咫尺相望，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常綠之景，真所謂別作天地也 ”，是關於杭州最早的總體描述。記吳江縣城，“屋偉壯麗，下鋪礎砌”，是極為難得的資料。崔溥所記鎮江城北江邊的西津渡，豐富了西津渡的具體內容。崔溥所記高郵州州城，是非常難得的反映高郵面貌的一條記載。所記濟寧，“水皆從濟寧中分，城之東畔y河，西畔濟河，二河縈抱，合流於城南底”，運筆簡潔。所記華北最大的商品轉輸中心臨清，“樓台之密，貨財之富，船舶之集，雖不及蘇杭，亦甲於山東，名於天下矣 ”，不獨及時地記錄下明中期臨清之興盛，南來北往商販之活躍，兼且對臨清作出了符合實際發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別是明代運河城市史研究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崔溥等親見盜賊劫奪船筏，相與搏擊，簡直就是當時運河社會治安的實錄。
崔溥並不滿足於對運河線上各地城鎮的單個描述，而是對運河南北風情繼續發表總體性的看法，說大江以南，“閭閻撲地，市肆夾路，樓台相望，舳艫接纜”，珠玉金銀之產，農副產品之富，“甲於天下”，而江以北，“若揚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濟寧、臨清，繁華豐阜，無異江南，臨清為盛也。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則亦間有富盛繁伙者，若鎮、若寨、若驛、若鋪、若裡、若集、若嘴、若廠、若灣、若塢、若壩、若閘、若遷之間，人煙不甚繁盛，裡闬蕭條”，對運河城鎮的定位相當准確。崔溥的記述，清晰形像地展示了明中期特別是15世紀後期運河沿岸的市井風情。可以說，在綜合性、系統性和整體性上，崔溥的《漂海錄》不但時代最早，而且在明代的同類記載中也是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