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考察
中學語文課本裡曾有一篇課文《趙州橋》，我們驚訝於古人高超的造橋技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趙州橋正是梁思成在做田野考察時發現的。1933年11月，梁思成和考察同行莫宗江來到河北趙縣，調查民謠中稱之為魯班橋的趙州橋。橋當然不是魯班修的，但意外的是他們發現此橋建於隋大業年間，由匠師李春主持建造。我國隋唐以來橋梁的年代准確可考的極少，而趙州橋明白無誤地記載建於公元605-617年，是我國現存最古的石橋。這無疑是一個激動人心的發現，因為，歐洲類似的橋梁比趙州橋晚了整整700年乃至1200年。
更令梁思成難忘的還有唐代佛光寺的發現。唐代建築藝術是中國建築發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築歷史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是由於年代久遠、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建築物的保存極為艱難。日本人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構建築，要看唐制木構建築，人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梁思成始終有一個信念，相信國內肯定還有唐代的木構建築存在。他偶然看到了一本畫冊《敦煌石窟圖錄》，這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實地拍攝的。在這本書中，他看到11號洞中有一張唐代壁畫“五台山圖”，繪制了佛教聖地五台山的全景，並指出了每座寺廟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這讓梁思成看到了發現唐代建築的希望。 1937年6月26日的黃昏時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終於在五台山一個人煙稀少的偏僻的村落附近找到了佛光寺。佛光寺正殿居於10多米的高台之上，橫長34米，內殿縱深20米。殿中有一巨大佛壇，赫然聳立佛像三十余尊。周邊是一圈五百羅漢的塑像。塑像、鬥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都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晚唐時期的特點，梁思成還看見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這種做法只有在唐代繪畫中才有。這時候，梁思成他們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確切建造年代。 兩天後，他們終於有了最重大的發現，林徽因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發現了很淡的墨跡，依稀可讀出這樣的文字：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她猛然想起，大殿前聳立的經幢上似乎有同樣的字跡，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當於公元857年。橫梁和經幢上的字跡吻合在了一起。原來，那個謙恭地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的天王像擋住的女性雕像，並不是僧人所說的“武則天”，而正是出資建殿的施主寧公遇本人。佛光寺，一座至遲建造於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構建築就這樣被發現了。 “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構建築。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裡，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個別地說，它們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們更是獨一無二的。”
梁思成在發表於1944年10月《營造學社會刊》上的《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一文中這樣寫道。只可惜，戰爭很快爆發，1937年7月9日，《北平晨報》上登出梁思成發現唐代建築寺院的消息的同時，還報道了“七·七事變”的消息。國難當前，這一中國建築史上最偉大的發現，頓時顯得無足輕重。直到1961年，佛光寺才和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門、故宮等一起被列為國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梁思成是這樣描述他們的初到佛光寺的印像的：“寺院是建在山邊一處很高的台地上，面對著前面的天井，周圍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樹。它是一座很雄偉的建築物。總共只有一層高，它有巨大、堅固和簡潔的鬥拱，超長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遠。但它能比我們前此所發現的最老的木建築還要老嗎？“那高大的門登時就給我們打開了。裡面寬有七跨，在昏暗中顯得更加輝煌無比。在一個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薩的坐像，他的侍者們環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著一個真人大小的著便裝的女人,在仙人叢中顯得非常渺小猥瑣。和尚們告訴我們，她就是篡位的武後。整個塑像群，盡管由於最近的裝修而顯得色彩鮮艷，無疑是晚唐時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經毀壞的原物，那麼庇蔭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來的唐構因為重修房子必定會損壞裡面的一切。
“第二天開始了仔細的調查。鬥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都細看過了。無論是單個或總體，它們都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晚唐時期的特征。但是我的最大驚喜是當我們爬進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間時產生的。我在那裡看到了一種屋頂架構，其做法據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繪畫中才有。使用雙‘主椽’（借用現代屋頂架的術語），而不用‘王柱’，這和後世中國建築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這個‘閣樓’裡住著好幾千只蝙蝠，它們聚集在脊檁上邊，就像厚厚的一層魚子醬一樣，這就使我無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寫著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吃蝙蝠血的臭蟲。我們站著的頂棚上部覆蓋著厚厚的一層塵土，可能是幾百年來積存的，不時還有蝙蝠的小屍體橫陳其間。我們戴著厚厚的口罩掩蓋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難耐的穢氣中好幾個小時地測量、畫圖和用閃光燈照相。當我們終於從屋檐下鑽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發現在背包裡爬滿了千百只臭蟲。我們自己也被咬得很厲害。可是我們的發現的重要性和意外收獲，使得這些日子成為我多年來尋找古建築中最快樂的時光。原先大廳的牆上一定都有壁畫。但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建築的壁畫部分是‘中楣’——過梁上邊和鬥拱之間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繪畫水平各異、而且顯然是不同時期的作品。有一幅帶花邊的畫著一些菩薩，注明的日期相當於公元1122年。旁邊還有一幅，畫著一個菩薩和他的侍從，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藝術價值也更高。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畫的相似性是最驚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時期的作品。盡管只是一小塊牆皮，又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但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國本土唯一現存的唐代壁畫。
“我們在大廳裡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國墨的很淡的字跡。這個發現對我們大家的影響有如電擊一般。沒有比實際寫在廟的梁上或刻在石頭上的日期更讓人歡喜的東西了。那富麗堂皇的唐代建築已在面前——但我怎樣報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從618年一直延續到906年。現在這帶有淡淡字跡的木頭即將提供給我盼望已久的答案。當我們大家忙著想辦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腳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審視題字時，我妻子徑直去工作了。她把頭盡量往後仰，從下邊各個不同角度盡力辨識梁上的文字。經過這樣的一番艱苦努力，她認出一些隱約的人名，還帶有長長的唐朝官職。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邊的那根梁上，當時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
“施主是個女的！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本身是個女人，將成為第一個發現中國最希奇的古廟的人，而該廟的施主竟然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她生怕會由於生動的幻覺而誤識了不易辨識的字。但她記得她在外面台階前經幢石柱上看到過類似的帶官職的人名。她離開大殿，想去核實她在石柱上看到過的刻字。她大喜過望地發現，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寫著同樣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當於公元857年。
“於是我們明白了：那個身著便裝、謙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並不是像和尚們說的是‘武後’，而正是施主寧公遇夫人本人。“假定經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後不久就豎起的，整個建築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確定。這比在此以前發現的最古的木結構還要早一百二十七年。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築。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裡，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個別他說，它們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們就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