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科學是否能減緩全球變暖，技術是否能保護我們免受生物恐怖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害，研究人員能否發明救生的藥物，或者創新能否再造我們的工業、創造21世紀的就業崗位，科學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我們賴以生存、護衛人類安全和繁榮的關鍵所在。——奧巴馬 隨著1月20日奧巴馬入主白宮，奧巴馬政府的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如何實施將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其科技政策的變化更為引人關注。在上任前的幾周裡，奧巴馬多次就依靠科技重振經濟發表談話，他對能源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對全球變暖的觀點和對策以及對干細胞研究等的態度和其前任似有迥然之別，這一點人們從前不久奧巴馬所提名的白宮科技顧問班子已可見一斑。 4位被奧巴馬提名、寄望恢復美國在科技領域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家是：哈佛大學物理學家約翰·霍爾德倫作為奧巴馬的主要科技顧問，將擔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跟霍爾德倫一起在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共事的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哈羅德·瓦姆斯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人類基因組研究專家艾瑞克·蘭德、海洋生物學家簡·盧布琴科，後者還將領導美國海洋和大氣管理局，這個機構負責政府有關全球變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 12月18日，當奧巴馬宣布以上人選提名後，這幾位科學家立時成了新聞人物：他們是誰？他們將如何影響美國的科技決策？這些問題不僅美國民眾關心，中國的公眾也會饒有興趣。為此，將有關資料整理成文，以供讀者了解。 霍爾德倫 主攻氣候和能源的物理學家 奧巴馬在提名霍爾德倫出任白宮科技顧問時，對這位有物理學背景的能源和環境問題專家稱譽有加：“他是氣候和能源方面的著名物理學家，在這些方面作出的貢獻贏得了許多榮譽和嘉獎。他還跟其他人士一起堅持不懈地疾呼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威脅日益加劇。我期待著他在未來幾年裡提出睿智的建議。” 作為物理學家的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現在更被人記住的身份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公共政策領域國際知名學者。1970年，霍爾德倫在獲得斯坦福大學等離子體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曾在洛倫茲·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工作了三年。霍爾德倫對公共政策問題的興趣始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他已對科學和有關核武器政策這一交叉學科感興趣，他參與了1960年代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咨詢工作。 上世紀70年代初，霍爾德倫參與了著名的非政府組織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的活動，正是在那裡，他開始關注能源問題。1973年回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後，他在全校發起和領導了有關能源和資源問題的研究生學位課程計劃。 整個80年代，霍爾德倫是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理事會組織非常活躍的參與者，參與了該機構發起的反對軍備競賽和禁止核武器擴散的一系列活動。1995年，該機構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而霍爾德倫作為該機構的代表應邀在挪威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發表演講，其在該組織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1996年後，霍爾德倫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移至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並最終成為研究全球環境問題的伍茲霍爾研究中心的主任。近年來，他出任了著名的美國科學促進會的主席和董事局主席。 霍爾德倫是美國科學院、工程院和藝術科學院院士，他是300篇論文和文章的作者，是20本著作和報告集的合作作者和編輯，其中包括《能源》(1971年)、《人類生態學》(1973)、《生態學》(1977)、《轉變中的能源》(1980)、《地球和人類的未來》(1986)、《戰略防御和軍備競賽的未來》(1987)、《通過合作構建全球安全體系》(1990)、《軍事研發的轉換》(1998)和《終結能源僵局》(2004)。 美國物理學會執行主任迪拉這樣評價霍爾德倫：作為物理學家的扎實研究使他獲得了科學的信譽，而他在能源技術和政策、全球環境變化以及核武器控制和防擴散方面廣泛和贏得尊重的工作使他成為一個著名人物，他堅信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科學和技術在促進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必須起到關鍵作用。 前不久，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召開的一次討論能源和環境問題的會議上，霍爾德倫說，他在作了35年思考後得出結論：環境是能源問題的核心，能源亦是環境問題的核心。環境問題的焦點在經濟，而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能源都是可持續發展中最需要重視的事情。 去年5月26日，霍爾德倫曾到訪中國，在清華大學發表了題為“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知道什麼？應該如何應對？”的演講。他指出，人為產生的影響導致全球氣候發生變化，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變得日益嚴峻，比如洪災和干旱的增加、冰河的萎縮、北冰洋日益縮孝格陵蘭島正在融化等等。在可怕的後果變成現實前，世界需要采取實實在在的努力來減緩全球變暖造成的危害。 在談到氣候政策時，霍爾德倫指出，發達國家必須在實施昂貴的解決方案中起到領導作用，對初期成本給予更多關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在談到中國在應對氣候挑戰時的作用時，他表示，中國在全球能源環境問題中的作用越發重要，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允許以新且高效的技術和基礎設施取代舊而低效的技術和基礎設施，中國將在未來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清潔煤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瓦姆斯 諾貝爾獎獲得者NIH前掌門人 從某種程度上講，此次受命擔任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聯合主席之一的瓦姆斯的知名度可能更高，部分原因可能與他是諾獎得主有關，因發現了逆轉錄病毒致癌基因的細胞來源，瓦姆斯分享了1989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哈羅德·瓦姆斯(Harold Elliot Varmus)1939年出生於紐約一猶太人家庭。1957年他考入阿默斯特學院醫學預科班，本想子繼父業做一名醫生。但入學後發現自己對英語文學和寫作的興趣遠勝於醫學，所以最終他憑借一篇關於狄更斯的文學論文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由此，他准備繼續到哈佛大學進修英國文學的研究生學位，但1962年目睹了他原先在阿默斯特學院選擇醫學的同學所從事的事業與人們的基本需求直接相關後，他改變了主意想重回醫學院。同年，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內科和外科學院學習，並於1966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為了避免到越南打仗，1968年，瓦姆斯參加了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公共衛生服務。在內分泌學專家帕斯坦指導下，他研究了環磷酸腺苷的細菌基因表達；1970年他開始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畢曉普的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 瓦姆斯和畢曉普無論性格和經歷都有很多相似處，二人不僅能共同分享科研的樂趣，在其他方面也能互相欣賞，正是這種長達20多年的協作關系才創造出了重大的科學發現。上世紀70年代初正是癌症研究最活躍的時期，其中病毒致癌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瓦姆斯和畢曉普所設計的實驗證實，原癌基因來自正常細胞而不是逆轉錄病毒，只有當病毒基因插入，在環境中放射線、毒物、吸煙等的影響下突變才可能實現。正是這一研究，使他倆獲得了1989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1972年瓦姆斯在舊金山分校獲得教職，1979年他受聘該校教授。1984年，他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由於注意到科研制度上的一些缺失對科研的影響，從90年代初開始，瓦姆斯開始涉足科學管理工作，1992年他成為克林頓競選總統時的科學家小組的一員。1993年，克林頓提名瓦姆斯為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院長。在主政NIH期間，瓦姆斯在許多方面改變了NIH，他加強了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同時還平衡了對一些特殊疾病如艾滋病的專項支持。瓦姆斯成功召募了大量頂級科學家加盟，增強了NIH的科研實力，並且使NIH的研究經費在幾年間幾乎增加了1倍。在頻繁的國會陳述中，瓦姆斯努力使議員們意識到：沒有基礎研究，找到特定的治療方法僅僅是一件碰運氣的事情——幾乎不可能；相反，有了基礎方面的知識，一種新的治療手段才可能迅速出現。瓦姆斯還堅持認為，基礎科學方面的進展無法預定，只能依靠靈感、堅持和偶爾難以預測的發現。對於科學家而言，需要他們充滿了對自然界的好奇心、對科學研究本能的熱愛和多年艱辛的努力。瓦姆斯使立法者確信並采納他的建議，從而能夠對長期的基礎科學研究進行強有力的支持。這些使得瓦姆斯在NIH的6年任期內，為美國的科學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NIH任職之初，他開創了科學論文的開架閱覽制度，力主科學家(而不是學術期刊的編輯)對自己研究工作的傳播應有控制權。他倡導建立這樣一種系統，在這個系統裡，科學家在相關論文發表的6個月後，應無償將相關文章放到PubMed Central(一免費的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類科學文獻的數據庫)，這項舉措對推動世界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科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生活中的瓦姆斯是一位狂熱的自行車手和選擇性運輸咨詢委員會成員，這是一個在紐約範圍內的非政府組織，該組織極力倡導步行、自行車等非動力運輸方式。他還是一名賽跑者、劃艇手和垂釣愛好者。 盧布琴科 有望復興全球漁業的海洋生態學家 奧巴馬挑選海洋生物學家簡·盧布琴科(Jane Lubchenco)領導美國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信息發布後，學界內外一片稱好聲。海洋生物學界認為奧巴馬的這一指定對海洋界是個重大利好，至少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將更為人關注。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是隸屬於美國商業部的科技研究和管理部門，主要關注地球大氣和海洋變化，提供對災害天氣的預警，提供海圖和空圖，管理對海洋和沿海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研究如何改善對環境的了解和防護。 學術圈內人士普遍反映，沒有誰比簡·盧布琴科更合適領導NOAA了。作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她知道為遏制海洋資源的日漸減少，哪些是必須采取的緊急行動。她正在引進最好的科學和有效的發展戰略以復興美國和全球的漁業，應對全球變暖，保護瀕臨滅絕的海洋物種。 出生於1947年的簡·盧布琴科是一位環境科學家和海洋生態學家，她畢業於科羅拉多大學，並在哈佛大學海洋生態學專業獲得博士學位，其後在哈佛任教兩年，1978年後在俄勒岡州立大學獲得教職。作為海洋生物學家，她對人類和環境相互作用、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科學、生態系統服務、海洋保護、海岸生態系統、海洋和地球的現狀，都有深刻了解。 盧布琴科目前正領導著一個跨學科的科學家團隊，研究對像主要是美國西海岸的海洋生態系統。他們希望知道生態系統是怎樣工作的，它正在發生著怎樣的改變，人類如何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來持續地從海洋生態系統獲益。 盧布琴科和她的研究團隊通過多年的實地研究證明，由於受累於氣候變化，海洋中的“死區”正在變得越來越大，為此，她正在推動劃定禁止人類捕撈和海洋礦藏開發的海域。在一封發給同行的郵件中，盧布琴科這樣寫道：國家海洋和大氣署在目前我們面臨的挑戰中將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穩定氣候、恢復海洋健康和海岸的活力。 盧布琴科在國際和國內舞台上積極推動著科學交流，她是美國科學促進會和美國生態學會的前任主席，也是向總統和國會提供咨詢並監督國家科學經費執行情況的國家科學理事會的成員。她經常在國會召開前作證，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或者向白宮、聯邦政府和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宗教領導人和商界領袖提供科學上的建議。她也是俄勒岡州當局有關全球變暖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事務的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之一。 盧布琴科創立了Aldo Leopold領導項目，該項目旨在將一些傑出的環境科學家打造成成功的領導者和把科學信息向公眾、政策制定者以及媒體和其他私營機構作有效溝通的傳導者。 盧布琴科積極參與了千年生態系統評估活動，這是一項為期5年的國際科學評估計劃，旨在研究環境改變對人類健康生活等的影響。她是這一計劃的商業和工業分機構的共同主席。 盧布琴科在生態學上的貢獻已被廣泛承認，有8篇文章被列為一流科學引文。她也是世界上專業論文引用率最高的學者之一。她先後被推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員、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她還是多個生態基金會的負責人，被授予包括麥克阿瑟研究員、皮尤研究員等在內的8項榮譽學位。2002年被授予海因茨環境獎，2003年被授予與公眾互動的尼倫貝格科學獎，2004年被授予環境法研究會獎(她也是首個獲此殊榮的科學家)。2005年獲公眾理解科學技術獎。 一位和盧布琴科共事多年的同行這樣評價她：她致力於做最好的科學，並提供給政策決策。她對海洋及海洋生物的熱愛，對解決問題所需要的對全局的把握和平衡，都給人留下深刻印像。記得在一次會議期間，我們幾個人黎明時動身到富爾頓漁業市場去看來自世界各地的魚。我們為來自於那麼遙遠的魚而吃驚。我們在議論如何拯救因過度捕撈、污染和海洋動植物棲息地環境的惡化造成的漁業資源日漸衰竭。那時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的5年她就領導了美國的這個主管部門，並實實在在地推動著海洋資源的保護。 蘭德 更擅長同人打交道的基因組研究功臣 提到艾瑞克·蘭德(Eric Lander)，凡是關心過去一二十年科學突破的人對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正是他，在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最終完成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此次他和霍爾德倫、瓦姆斯、盧布琴科一起被奧巴馬政府提名為白宮科技顧問，外界猜測，這可能意味著美國在生命科學的若干前沿領域，如干細胞研究等方面采取更為積極的取向和政策。 蘭德1974年畢業於著名的紐約Stuyvesant中學，後進入普林斯頓大學。17歲時他發表了一篇關於擬數的論文，為此他獲得了西屋獎。此後他作為羅氏獎學金學者，受佩特·卡梅倫指導，在牛津大學完成了對稱設計方面的博士論文。作為數學家，他的研究方向是組合數學和群映射理論在編碼中的應用。 他喜歡數學，但並沒有打算將整個生命投入與數字打交道的孤寂中。在其兄長的建議下，他開始關注神經生物學，“因為人腦裡潛藏著大量的信息”。盡管不知道未來能干什麼，但他嘗試著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管理經濟學，並開始撰寫有關信息論方面的書籍。他下決心去鑽研細胞神經生物學，以後又先後研究了微生物學和遺傳學，“當我最後覺得我已經入了遺傳學的大門後，我就試圖進入遺傳學領域。”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使得他和麻省理工遺傳學教授大衛·玻茲坦走到了一起。玻茲坦一直致力於試圖揭示復雜遺傳系統的細微差異何以導致產生癌症、糖尿並精神分裂症、肥胖這樣的紊亂。蘭德1986年加入懷德黑特研究所，不久作為遺傳學家加盟麻省理工學院。 蘭德曾說過，生物學面臨的挑戰正是揭示人類疾病的分子基矗他的行動計劃包括發現癌症的形成機理、解碼細胞通訊的信號、揭開遺傳變異的來源。他對開發完成上述工作所需要的技術和方法一樣抱有熱情。1987年他被授予聲望很高的麥克阿瑟獎學金。1990年他發起成立了懷德黑特研究所及麻省理工學院基因組研究中心(WICGR)。該中心已成為世界領先的基因組研究機構。在蘭德的領導下，該中心在發展針對哺乳動物基因組的分析方法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一些熟悉蘭德的同事稱，蘭德絕不是那種只擅長同實驗鼠打交道的科學家，其實他更擅長的是同人打交道。 他的多學科背景(他在進入生物學前受過數學訓練，教過經濟學)幫助他跨越了學科間的屏障，並團聚了各種性格的科學家一起共事。在回答《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記者有關他的背景對他有何幫助時，他回答說：我能說多種“語言”，因此我可以扮演翻譯的角色。我可以說數學家的語言，也可以說計算機或者經濟學，甚至醫學和商業的語言。借助這些，我就可能去傾聽和理解每個人的觀點。領導者的工作就是成為催化劑。你如何處理團隊中出現的缺乏自信？任何研究者在研究中始終會出現不自信和不安全的感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分享疑問，而是分享願景，這樣當其他人不自信時，你才可能成為穩定軍心的岩石。 蘭德目前領導著“癌症基因組圖譜工程”，這是一項在歷史上空前的生命科學領域大項目，目標是悉數搜出能誘發促使癌症的基因變化。在這項工作中，數學將是核心。針對230種不同類別的每一種癌症，要對500名病人的組織樣本進行全面的剖析。這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僅僅從12位癌症患者的腫瘤細胞中，蘭德和他的團隊就已經發現了1200多個存在缺陷的基因。他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在將來對每種腫瘤的缺陷基因進行圖譜分類，以便對其進行治療。 如今，蘭德正在將人類基因組的知識用於醫學的基本問題：找到病因與症狀間的關系。他認為只有了解了所有的基因及基因產物在細胞裡是如何工作的，關注它們的工作環境，才能理解人類的遺傳變異。他認為要做到這點，必須要靠從基礎生物學到化學、從基礎科學到臨床醫學以及所有學科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