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問題，從來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核心問題。從“詩經”的記載裡，我們可以見到，從三千年前的宗周時期，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周天子和他所分封的國君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當時的生産情況則是:“”嘻嘻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亦服爾耕，十千維藕。“ 這就是說，當時的農業生産，已經達到在三十裡這樣廣大的地面，一萬個農奴並肩勞作這樣的規模。而且，爲了刺激農奴和農民們的積極性，成王還允許農奴和農民有一些私田，以至於秦國“商鞅變法”中就有一條，鼓勵農民和農奴開阡陌、辟荒地，也就造成了秦國富強的一個因素。一、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過井田制，究竟井田制是儒家的一個理想，還是真有其事，史學界還沒有定論。但是，從以上“十千維藕”的大規模耕作，以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記載來看，宗周時期，已有了“力役地租”的雛形。到了春秋時期，魯國於西元前594年，建立了對公田、私田一律按畝收稅的“初稅畝”制度，從而宣佈了封建社會的肇始:但秦始皇征三十萬農民戍長城，五十萬戍五嶺，七十萬爲他在驪山造地宮和墳墓，說明力役地租仍是農民最苦的差役。因而，“史記”“秦始皇帝本紀”裡，就有“天下苦秦久”的記述。而從安徽到漁陽服力役的農民，不堪遇雨逾期不能到達就要斬首的酷刑，遂爆發了大澤鄉的陳勝吳廣起義，以致在這次起義的基礎上誕生了漢朝，實行了免收全國田賦12年，“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乃成“文景之治”。以後，北魏開始實行“計口授田”的“均田制”，但戰爭頻仍，統治者荒淫奢靡，以致發生隋末農民大起義，乃有在接受這一教訓基礎上，勵精圖治，修明政治，崇奉儉樸，集聚國力的初唐“貞觀之治”。從周至宋，經過了兩千年，到西元993年，北宋時期，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個明確提出“均貧富”這一中國農民最重要的要求。以後，明末李自成部將李岩提出“均田免糧，平買平賣“”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以致在農民起義的廢墟上，滿清入關，根據範文程的建議，把歷來實行的“租庸調”（租，即是實物地租，交糧食；庸，即是交絹；調，即是服勞役）改爲“一條鞭法”，即是只交賦稅，免去徭役。乃成“康熙之治”。而到了清中葉以後，內憂外患，交相爲虐，喪權辱國，莫此爲甚，乃有太平天國起義，提出”天朝田畝制度“，和”薄賦稅，均貧富“的口號，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綱領。這是一個未經實施的，實際上也實行不通的農民平均主義理想。在奠都天京以後，出於戰爭中保障供給的需要，又提出了“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分配土地”遂成空文。到了近代，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這一主張，在1949年以前的大陸，在內外戰爭的擾攘中，僅是一個理想而已。因此，土地問題乃是觀察和解決中國歷史上，自宗周以來三千年歷朝治亂相循的鑰匙。土地在每個朝代，都有個由分散到聚集，由荒廢到精耕的過程。分散到了各戶農民，生産就發展了，內需充足了，也就國富民裕了；土地被豪強兼併了，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農民貧困了，生産和商業交換也就凋敝了，在“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的情況下，“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若何”，官逼民反，也就天下大亂，遍地烽火了。在經歷了一番戰亂以後，荒蕪的土地，又被農民開發耕種了，土地又回到農民手裡了，加之，統治階級接受教訓，輕徭薄賦，於是就出現新王朝初期的盛世，也就是“杜詩”裡所形容的“開元盛世”的景像: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關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百餘年間無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但是，在天下呈平日久以後，由於統治階級忘記了前朝覆滅的教訓，有的驕奢淫軼，廣修宮苑；有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有的爭權奪利，內鬥綿綿；以致不恤民力，加重負擔，國勢日衰，引來外患。內憂外患，交相爲害，使農民不堪負擔，只能揭竿而起，再造新朝。二、1949年前後，在台灣海峽兩岸，陸續開展了土地改革。在大陸地區，開展了暴風驟雨式的“土地改革“，即，在政黨的領導下，在軍隊、法院、警察等國家暴力機器的支援下，用階級鬥爭的方式，先鬥爭，後沒收，將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而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後，立即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先是組織以村爲單位的互助組、合作社，接著，又組織以鄉爲單位的高級農業合作社；接著，就是以區爲單位的人民公社，以後，又退回到”以鄉爲單位的“三級所有，隊爲基幢的人民公社。即以鄉爲一個公社，政社合一，下轄大隊，和生産隊。而以生産隊作爲生産和核算單位。生産隊內的分配制度，只實行了短時期的土地分紅，以後，則是取消土地分紅。在“全國學大寨”運動中，實行“人五勞五”的分配方式，以後，則是“人六勞四”或“人七勞三”。也即是說，逐漸加大按人分配的比例，減少按勞分配的比例，以便從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共産主義社會”。在土地、耕畜等大的生産資料入社，統歸集體所有以後，農民所有的也僅是宅基地，按各戶人口，分給一兩分自留地，和住宅附近的零星果樹。1964年，“大飢荒”和“調整鞏固”以後，允許農民開種“八邊地”。即:宅邊、地邊、墳邊、路邊、院邊、塘邊、河邊、林邊開墾荒地，誰開誰收。但在以後的“砍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又將八邊地收歸集體。農民仍然只留很少的“自留地”，以資種菜種糧，添補家用。但其他生産，如養豬養雞，也在統籌之列。即，每戶農民，養豬實行“吃五留五“政策，每年必須向供銷社交半頭豬，然後才允許你吃其餘半頭豬。也可以兩戶合交一頭豬。養雞，則要有一定數量的雞蛋交售任務。雖然給一定報酬，但價錢很低。屬於義務和強制性的。在文化革命後期，1978年，在小崗村農民的集體倡議下，才開始實行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方式。，目前，在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又提出了“土地流轉”的新的“土地改革”。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則是在五十年代，實行了以“贖買政策”爲主的“和平土改”，即是，國家將土地從地主手裡買過來，分給農民耕種，然後，將農業納入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體制中，實行土地的自由買賣，遂造就了一批新的農場主，爲台灣的農業現代化，台灣政局的長治久安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礎，並使一些土地資本，轉化爲商業資本，加入了台灣經濟起飛行列。因此，如果要說台灣經驗，也就是蔣介石、陳誠在五十年代初期，穩妥扎實地在台灣推行了“新的土地改革”，爲他們在台灣站穩腳跟，經濟建設，奠定了牢固的基矗三、按照2008年10月19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規定的，土地承包給農民以後，農民可以將所承包的土地，”轉包、出租、互換、轉讓“，也就是所謂的”土地流轉“。先是說“七十年不變”，現在又說“三十年不變”。根據歷史的經驗，可以推想:“土地流轉’以後，好處是，有利於農民將固定資本，轉換爲流動資本，可以進入城市，取消戶籍制度的雙軌制，縮小城鄉差別；有利於擴大內需，壯大國內的市場經濟，減少對外資和外貿的依賴；有利於在城鄉經濟接軌、工農經濟接軌的基礎上，縮小貧富差別；有利於將將城市中的金融資本和實體資本，吸引到農村中來，將長期落後的分散的農業，轉變成因地置宜的多種型的農、林、牧、副兼收並蓄的現代化的農業；有利於在提高農民物質、文化水平的基礎上，在農村實行政治改革，推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和監督管理。和歷史上的一些改革一樣，只有良法美意是不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有自下而上的實事求是的開展，自上而下的積極穩妥的推動，才可逞功。否則，原來設計的制度，將會走樣，將會産生許多弊病，以致不僅不能利民，反而貽害百姓，使經濟下滑，政治混亂，社會失序，甚至引來外力趁機入侵。宋朝王安石變法即是在“變法”與“復舊“，改革與保守的鬥爭中，反復了三十多年，以致國勢日衰，引來女真入侵，徽、欽蒙塵，宋室南渡，天下板蕩。這個歷史教訓，不可輕易忘記。“決定”在實施的過程中，可能産生的弊病，大致有以下數端:首先，土地承包，多有不公，使有權、有勢、有錢、狡黠的農戶，先得地利。多分地、分好地、分得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在果樹和養殖方面也占盡便宜，而使淳厚老實的農民留下窮根。其次，巧取豪奪，土地兼併。貧困農民，缺乏抵抗生、老、並死多種人爲和天然災害的能力，富裕農民就可利用這一機會，通過土地流轉，買進農民土地，形成新的地主資本家和無地無業的農村無産者，形成新形勢下的階級分化，長期發展就會使社會陷於混亂，以至發生暴亂。再者，城鄉流動，爲害社會。由於中國農村廣大，農民人口眾多，城市能力有限，難以容納如此眾多的失地失業流民，這將成爲很難解決的社會問題，加之男、女比例失調，曠男鰥夫有增無減，十年後人數將達千萬以上。人口老齡化也日漸突出，多種問題叢集，以至社會動蕩，國家失去安定，後果不堪設想。最後，貪腐放縱，權貴橫行。在貪腐不能有效遏止，權貴資本主義日益泛濫的情況下，依靠外資和外貿的經濟狀態不能扭轉，以致經濟增長放緩，物價失控，如果農業這一基礎經濟空虛化，農民這一最大社會群體不能穩定，改革和開發的成就，也可能毀於一旦。“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望當局慎重將事，穩妥而積地把改革開放事業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