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條山銅礦資源對作為魏國早期都城的安邑發展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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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摘要 古都安邑作為戰國時期魏國早期都城,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文章對中條山銅礦資源對安邑發展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折和探討。 正文 魏國是戰國初期的強國,魏國遷都大梁之前,安邑作為都城大約經歷了220余年。在兩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安邑的發展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像兩個車輪,一同推動著這個古老的都邑發展直至魏惠王遷都大梁。這兩個條件,一是主 ...

摘要

古都安邑作為戰國時期魏國早期都城,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文章對中條山銅礦資源對安邑發展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折和探討。

正文

魏國是戰國初期的強國,魏國遷都大梁之前,安邑作為都城大約經歷了220余年。在兩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安邑的發展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像兩個車輪,一同推動著這個古老的都邑發展直至魏惠王遷都大梁。這兩個條件,一是主觀的,即李愧變法,這是眾所周知、耳熟能詳的,它是魏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各個方面的改革的基礎和源頭;而另一個是客觀的,但是卻為人鮮知,即中條山的銅礦資源,它給貨幣的鑄造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進而促進了貨幣的流通,而貨幣的流通又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和李愧變法相得益彰,使變法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安邑:古老的都邑

安邑是一個古老的都邑,它的歷史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開始。經考古發掘,安邑遺址稱“禹王城”,位於近山西夏縣西北7.5公裡處。傳說中的“禹都安邑”即指這方土地。

大禹治水的故事歷來為人們稱頌。“安邑”一名的來歷含義乃是“洪水既平,民始安居。”這裡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城邑。《安邑縣志》中曾這樣自豪地說:“安邑古稱禹都,殆因洪水既平,民始安居,因以為名,紀禹之功,實乃奠定山河之嘉稱也。”

古都安邑更重要的是作為戰國時期魏國早期都城。(前562年~前339年共計223年,前376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後魏始成戰國七雄之一,魏惠王31年時都城遷往大梁)“禹王城”城內滿布東周至漢代、兩晉時期文化層,其堆積厚度2~3米遺存極為豐富。城址有年代不同的大、中、小三個城圈。大城屬戰國前期,地跨鳴條崗黃土丘陵和崗下平原,周長15.5公裡,作北窄南寬的梯形,牆基的寬度除西北城角有1公裡的地段為22米外,其余部分都是10~12米。

魏國的先祖叫畢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個兒子。武王滅商建立西周後,封高於畢(今陝西長安縣西北),遂以畢為姓。畢公高的後裔畢萬,春秋時為晉國大夫。晉縣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晉滅魏,此魏非彼魏,這裡被滅亡的魏國是西周時分封的諸侯國,在今山西芮城東北。獻公將魏地封給畢萬。畢萬從其國名,以魏為姓,成為魏國的始祖;魏悼子徙居於霍(今霍州市境內),前562年,魏昭子始居安邑,即今禹王城。

二、戰國初期“安邑”形勢分析

戰國時期,魏國占有今晉南及豫北和豫中偏東一帶。戰國中期七國爭雄的格局逐漸形成,首先是魏國獨占中原,魏國在各大國中實力最強。

魏文候襲位之時,趙氏占據晉國北部地區,以晉陽(今山西太原)為都城;韓氏占據晉國中部地區,以平陽(今山西臨汾)為都城;魏氏占據晉國南部地區,以安邑為都城;而晉公室僅有絳(晉都,今山西曲沃西北)與曲沃(晉別都,今山西聞喜東北)之地。

在三家分晉時,趙氏獲利最多,得到了晉國北部的大片土地,並向東越過太行山,占有邯鄲、中牟。魏氏與韓氏籠罩在趙氏的南邊,魏氏偏西,韓氏偏東。魏國西邊是一河之隔的秦國,北邊是強大的趙國,東邊是新興的韓國,南邊越過中條山和黃河是秦、楚、鄭拉鋸爭奪的陝地(今河南三門峽澠池、陝縣和靈寶地區)。魏國被緊緊地裹在晉東南一隅。魏氏集中在晉東南,雖然在東面還有幾塊飛地,但都很不鞏固,難以建成戰略基地。魏國的核心地區是運城谷地,北部是呂梁山,南部是中條山,東部是王屋山,黃河的大拐角包住了魏國的西部和南部。這樣的地勢,易守難攻,但也容易被壓迫封鎖。

魏國所處的周邊環境很復雜,魏文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圍攻,面臨亡國的危險。趙、魏、韓只有聯合起來向外擴張才有出路。魏文侯的遂提出聯合發展策略,趙獻侯與韓武子都表示同意,三家出現了難得的和平局面。趙、魏、韓暫時放棄了內鬥,走上了各自發展的道路。

三、變法帶來的活力

著名的李愧變法,在政治、經濟、農業、法律等方面均進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另外,魏文候還任用吳起改革了軍事制度,創立了“武卒制”。 三家分晉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魏國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修煉內力上。變法和改革的結果,使魏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地主政權逐漸鞏固,國力逐漸強大,成為戰國初年一個強盛的封建國家。

後來的秦國獻公、孝公和商鞅變法都是以魏國為藍本的。魏文侯拜子夏為師,把儒的地位提到了從來未有的高度,達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後世帝王尊儒籠絡知識階級的始作俑者。魏文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策略,為後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經驗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經典樣本。

四、中條山銅幣“銀行”

中條山地處晉南豫北,考古發掘已在此地區及其附近發現不少與早期煉銅技術有關的遺址遺物。距中條山不遠的洛陽北郊也發現了西周鑄銅遺址,出土陶範上萬塊,並有大量爐壁、煉渣及青銅工具等遺物。屬於二裡頭文化的早期銅器,也分布在這一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條山地區銅礦的開發,絕非僅僅始於戰國晚期。從地質資源上看,中條山地區也是夏商時期中原最近的銅礦產地。

中條山銅礦的地質條件、有利成礦條件、開采條件、技術的條件,使得銅礦業的發展對貨幣的鑄造產生了積極影響。可以說,中條山就是銅幣“銀行”,因為中條山的銅礦資源是鑄造貨幣的基矗

春秋時期的貨幣鑄造地點,主要集中在中條山西北、東南兩側的今山西省汾澮涑流域和今河南省黃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此處古稱“三河”之地,是春秋的晉國和王畿的所在地,也是春秋戰國時期貨幣鑄造的原生區域。中條山西北的晉南汾澮涑流域先秦時期有豐富的銅礦資源可資鑄幣之用。

魏國政治上的改革成功,必然帶來經濟上的繁榮。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表現在商業上,大城市的興起,富商大賈的出現,水陸交通的發達,交換範圍的擴大以及貨幣經濟的繁榮。一般士大夫多有棄政從商的。甚至有些領有封邑,持有政權的封君卿士們也涉足商業,他們對鑄錢事業特別有興趣,各自在其管轄範圍內起爐鑄造,為了促進其流通,並准予以法律作為保障。

春秋戰國至秦始皇統一之前,由於各大區域的自然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軍事因素、民族和宗教因素各不相同,在中國大地上主要有四大幣種,齊魯文化圈是刀幣流通區、秦文化圈是圜錢流通區、楚文化圈是銅貝金幣流通區,而中原文化圈是布幣流通區,其中安邑”布是魏國遷都大梁之前的鑄幣,遷都大梁之後鑄“梁”字布。

魏國的布幣,主要為“釿布”。“釿”是一種貨幣標度。在金屬稱量貨幣時期,貨幣單位的重量,用“釿”來代表,重量單位加上系金屬鑄幣,故書寫作“釿”。

魏國在戰國初期實行政治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商業的興隆,貨幣經濟也相應地受到積極影響而空前繁榮。魏國的布幣,絕大部分都是以鑄幣的地名來命名。同一個地點又有其幣值的區別,以及其形態上的差異,充分顯現出其貨幣文化的特征。

通過對各遺址和墓葬出土魏國貨幣的研究,魏國的貨幣名稱布幣的種類最多:虞半釿、虞一釿;梁半幣、梁一釿、梁二釿;共半釿;晉陽半釿、晉陽一釿、晉陽二釿;山陽;梁邑;皮氏;高都;平周;安陽等。其中安邑布產於魏都安邑,是安邑半釿,安邑一釿,安邑二釿三等制貨幣。而安邑二釿是安邑布中最大的幣種。

“安邑二釿”:一般通高6-6.5,肩寬3.3-3.5,足寬4cm。幣形與“安邑一釿”同。最重者31.1克,最輕者20克,平均26.6克。鑄行時間約在魏武侯與魏惠王之際。魏國貨幣的聲望和信譽,增強了國內的凝聚力,同時也開拓了魏國貨幣的流通範圍和溝通了各諸侯國之間的貨幣聯系,對當時社會的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起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五、貨幣經濟和李愧變法

貨幣政策對於人民經濟生活、國家財政收入、社會安定等有著極為重大影響。貨幣與產出交互影響的因果關系。“食貨相通”是指糧食的問題可以影響貨幣,貨幣問題也可以影響糧食。

趙國起初定都於晉陽,後來遷至邯鄲,以其地域關系,工商業異常發達。趙國的貨幣政策分成兩個階段。政府在晉陽時,曾經仿照魏國實行管制經濟,發行釿布調節市常當時以“釿布”為主幣,“尖足布”為輔幣。釿布由官府鑄造,“尖足布”則由民間鑄造。

由此可以看出,魏國當初實行的是管制經濟,這應是 “國家宏觀調控”的雛形和萌芽。

李愧變法中實行“平糴法”, 年成好時,政府以平價購入糧食,災年再以平價出售,用“取有余而補不足”的辦法來平衡糧食價格。平糴法是一種運用貨幣政策來調控魏國的農業宏觀經濟的法令,貨幣政策與農業有效結合,保障農業有效供給以及糧食安全。它防止了商人壟斷糧價,造成“谷賤傷農,谷貴傷民”的現像,以穩定小農經濟,鞏固封建的經濟基礎,使得農民不致因飢饉而破產、流散。這樣既緩和了階級矛盾,又保證封建國家不失去大量的勞動人手。

東周主要列國都城人口分別為:秦都雍城約18.2~21.8萬人,棟陽約6.9~8.3萬人,楚都紀南城約27.6~33.1萬人,壽春約44.8~53.8萬人,中山靈壽約24.1~28.9萬人,邯鄲趙故城約32.8~39.3萬人,臨淄齊故城約34.3~41.4萬人,都安邑約22.4~26.9萬人,曲阜魯故城約17.2~20.7萬人,新鄭鄭韓故城約23.7~28.5萬人,東周王城約15.8~19.1萬人。

魏都安邑雖然不是眾都城中人口最多的,但是卻超過了東周王城,曲阜故城,秦都雍城,棟陽,與中山靈壽,鄭韓故城相當。

六、小結

綜上所述,中條山豐富的銅礦資源是安邑貨幣流通發展的客觀條件,是不能忽略的,李愧變法在農業上的改革促進了安邑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興隆,從而給貨幣流通提供了切實可靠的經濟實力。

自然地理環境是安邑這個魏國早期的都城發展的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魏國率先稱雄可以說是依靠變法改革與豐富的銅礦資源這兩個車輪共同前進的結果。

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以及文化方面的改革,事實上都是李愧變法的產物,這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中“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的具體反映。有而自然地理因素——中條山豐富的銅礦資源卻早在變法之前就已經存在,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經常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時繼承的家業是魏桓子在三家分晉時建立的魏國。在魏國稱雄之時,安邑钅斤布的在安邑的流通離不開中條山便利的鑄幣條件,而貨幣的流通又是經濟繁榮的折射,經濟繁榮又反映了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治、軍事、文化在內的各個方面的穩定、強大、先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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