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
吐蕃王朝時期的西藏
分裂割據時期的歷史
元代西藏歷史
明代西藏歷史
清代前期的西藏
清代後期的西藏
西藏人民反抗英軍侵略的鬥爭
民國時期的西藏
西藏的和平解放
西藏自治區的建立
附錄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
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是一個省級的自治區，其全稱為西藏自治區。西藏的面積為１２０萬平方公裡，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全區人口為２６２萬，其中藏族占９５％以上，其他有漢族、回族、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怒族等。
西藏自治區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素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從北到南有四個巨大的由西向東延伸的山脈，即：阿爾金山——祁連山脈、昆侖山——巴顏喀拉山脈、喀拉昆侖山——唐古拉山脈、喜馬拉雅山脈。這些山脈中間擴開，兩頭聚攏，西部形成帕米爾高原“山結”，東南形成橫斷山“山束”，使得整個青藏高原在地形圖上像一個內裝重物、兩頭扎緊的大口袋。在高原的內部，南北並列的山脈和山脈之間的台地又形成一個一個小的口袋。如同在一個大口袋中裝著若干個小口袋。西藏位於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占整個青藏高原面積的一半還多。西藏的總體地形構造是夾在喜馬拉雅山和喀拉昆侖山－－唐古拉山這南北兩道高牆之間的西北高東南低的三級階梯，即是：１、藏北高原，約占西藏面積的２／３，平均海拔在４５００米以上，除西南角的幾條河以外，多數是內流河，形成眾多的高原湖泊；２、雅魯藏布江流域，平均海拔在３５００米左右，河流都彙入由西向東的雅魯藏布江；３、藏東峽谷地帶，從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到金沙江，平均海拔在３５００米以下，地勢北高南低，山脈和河流變為北南走向。
從地形上看，西藏南部的喜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脈，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和大多數海拔超過８０００米的高峰都集中在這裡，喜馬拉雅山南麓地勢陡降，很快與印度炎熱潮濕的恆河平原相接，形成南麓和北麓的氣候和自然景觀相差懸殊。而在西面、北面和東面，青藏高原和帕米爾高原、黃土高原、四川盆地、雲貴高原相連接，氣候和自然景觀逐步過渡。由於海拔高，喜馬拉雅山脈擋住了印度洋暖濕氣流的北上，所以高原氣候寒冷而且干燥。拉薩１月平均氣溫為－２．２℃，７月平均氣溫為１５．１℃；那曲１月平均氣溫為－１３．９℃，７月平均氣溫為８．９℃。西藏絕大部分地區年均溫度在１０℃以下，拉薩、日喀則的年平均氣溫和最熱月氣溫，都比同緯度的重慶、武漢、上海低１０～１５℃。整個青藏高原冬季漫長，無霜期短，拉薩和日喀則為１２０～１８０天，那曲地區僅有６０～８０天，沒有嚴格意義的夏季。年平均最低氣溫低於０℃的天數，西藏拉薩約為１７３．３天，日喀則為１８９．７天，那曲為２７６．９天；而年平均最高氣溫高於１０℃的天數，大部分地區在５０天以下，最高的也不到１８０天。降水量少而且集中在７、８兩個月，年降水量拉薩為４５３．９毫米，阿裡噶爾鎮為６０．４毫米，那曲為４０６．２毫米。冬春多暴風雪，夏秋多雷暴、多冰雹，那曲年平均雷暴日在８５天以上、雹日在３５天以上。西藏又是多風的地區，年平均大風（８級以上）日數拉薩為３２．４天，日喀則為５９．３天，而那曲和阿裡的牧業區為１００～１５０天，最多的地方可達２００天。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西藏的植被呈垂直分布，地勢較低的河谷地帶有森林，再往上依次是灌叢草甸、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雪線以上的高峰峻嶺，終年冰雪覆蓋，為大片的雪山冰川，類似地球的南北兩極的景觀。從整體來看，西藏的大部分地區是荒漠草原，不適宜農耕，只有少部分氣候比較溫暖的河谷由於日照長、土質肥沃、水源充足，具有發展高原灌溉農業的有利條件，但耕地總面積不到２７萬公頃，大部分地區為高原游牧區。雖然西藏牧業分布地域遼闊，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面積有限。草原牧草生長季節短，產草量低，載畜量低，而且多風雪災害，生產很不穩定。農田必須有水利灌溉，莊稼才能生長成熟，因此耕地分散在河谷地帶，一年只能一熟。繁衍生息在西藏的各個民族，是在幾千年乃至幾萬年的歷史長河中，在與嚴酷的自然條件不斷的艱苦拼搏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來，在西藏各地陸續發現了一批古人類活動遺址，有一部分屬於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這說明在遠古時期就有人類活動在西藏高原。其中對昌都卡若遺址和拉薩北郊曲貢遺址的發掘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卡若遺址面積約１００００平方米，出土大型石器近７０００件，有鏟、斧、鋤、犁和切割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骨器４００多件，有骨錐、骨針等；陶片２００００多件，陶色有紅、黃、灰、黑四種，有陶罐、陶缽、陶盆等。另外，卡若遺址還出土了豬、羚羊、狍子等十幾種動物的骨骼，以及大量的粟類谷物，還有房屋遺址２７處，有石牆、灶、灰坑等。據考古學家鑒定，卡若遺址的年代距今４０００多年，它證明當時西藏人類種群的一部分正逐漸進入定居時代，生產活動已從采獵擴展到兼營農業和飼養家畜。考古學家還認為，卡若遺址是一座至少延續了１０００多年的原始村落，卡若文化與黃河流域的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的進化水平基本相同，而且文化內涵有很大的相似性。（《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綱》，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曲貢遺址有早期石板墓兩座，灰坑十多個，出土石器有近萬件之多，骨器有古針、骨錐等，特別是一枚骨針在針尖穿一針鼻，針尾無鼻，其原理與現代縫紉機針相似，是全國史前遺址中首次發現。陶器有單耳罐、雙耳罐、高領鼓腹罐等，外表打磨光滑，壓有變化多樣的幾何紋飾。另外，曲貢遺址中發現雙肩石鏟、石磨盤，表明４０００年前拉薩一帶農業經濟已經產生。（王仁湘《拉薩河谷的新石器時代居民——曲貢遺址發掘記》，《西藏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藏族的傳說和古籍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遠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本教的文獻中，認為世界最初是由五種本原物質產生的一個發亮的卵和一個黑色的卵，從發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間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類是從什巴桑波奔赤的後裔－－天界和地界的神當中繁衍出來的。還有的傳說認為是由獼猴和岩魔女的結合傳出西藏的人種，並且認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魯藏布江邊的澤當的附近，這一傳說可能是古人類對祖先來自森林地區的模糊的記憶。藏文《第吳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記載說，西藏地區在人類出現之前曾經由十種（或十二種）非人統治過，那時西藏地區就被稱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來一貫使用的自稱，可見是由地域的名稱演變為民族的族稱。而青藏高原周邊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納西族、普米族的創世神話傳說則認為他們的祖先來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區。依據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發現，民間的神話傳說以及對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青藏高原的古人類最初活動的地域應在西藏雅魯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帶，後來隨著使用火的出現、人類抵御猛獸的能力的增強、人類食物的種類的增多，逐步沿著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並在這些河谷地帶發展出早期的農業和馴養家畜。在農業發展到可以養成畜群並將野馬馴化為家馬、將狼馴化為狗以後，古人類才能夠在遼闊的草原上生存並發展起大規模的畜牧業。以奶酪肉食為主提高了牧民的體質，畜群的增長需要尋找新的草場，這使得游牧部落有可能和必要進行長途遷徙，向更大的地域擴散。從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達長江、黃河源頭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為中心的廣大草原地帶發展成一個又一個的部落聯盟，並繼續向東發展到黃土高原，與黃河中下游的華夏部落接觸交往，這就是漢文古籍中所記載的蕪人（漢文史料解釋羌為西方牧羊人，其實際意義還有待研究）和西羌部落。向東發展的羌人部落有許多先後加入到黃河中下游的漢族的形成發展過程之中。另一部分從青海南下經過橫斷山脈進入雲貴高原，甚至遠到緬甸，發展成藏緬語族的一系列民族，從其語言上的相近還能夠看到他們在民族起源上的親緣關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農業部落和游牧部落，經過唐代吐蕃王朝的統一，形成為藏族。羌藏之間的歷史淵源關系，可能正如費孝通教授所說：“即使不把羌人作為藏族的主要來源，羌人在藏族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也是無可懷疑的。”（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２８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形成過程相同，西藏的古代居民最初也是以血緣親屬關系組成各個血緣氏族，由血緣氏族組成血緣部落，並且經過漫長的母系氏族社會演變到父系氏族社會。《漢藏史集》說藏族先民最初分為塞（se）、穆（rmu）、東（stong）、董（ldong）四大族系，由此四大族系繁衍出大部分的吐蕃人。又說由四大族系分為查（dbra）、祝（vgru）、董（ldong）、噶（lga）、韋（dbas）、達（brdav）等六支，每一支又分為十幾個支系。藏語稱姓氏為rus—pa，本意是“骨頭”，亦譯“骨系”，就表明姓氏和血緣有密切的關系。古代部落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的遷徙，由一個部落分化為若干部落，或者由於部落之間的通婚、結盟、戰爭征服等原因，幾個部落合並為一個新的部落。為在頻繁的爭奪水源、牧嘗田地和屬民的部落戰爭中存在和發展，一些部落由臨時的同盟發展為固定的聯盟，或者被征服的部落附屬於戰勝的部落，形成部落聯盟。同時在部落中出現了貧富的分化和等級的差別，一些部落的首領變成了部落的貴族，並把自己的財富和權力遺傳給自己的子孫，出現了“王”和“臣”、貴族和平民的區別。戰爭中的俘虜被當作奴隸使用，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為戰勝者的附屬，要向戰勝者交納差稅，在戰爭中提供兵員。部落聯盟處在不斷的分化和組合的過程中，一些部落聯盟衰敗了，一些新的部落聯盟又起而代之。
到公元６世紀時，藏族先民的部落群經過數千年的遷徙、發展和分化組合，形成大大小小的數十個部落聯盟。其中分布在西藏地區的有所謂“四十小邦”，由四十小邦又合並為“十二小邦”。據《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記載，十二小邦中有：“像雄”，位於西部阿裡、拉達克一帶，漢文史籍稱為大小羊同，認為是西羌的一個部落；“娘若切喀爾”、“努布”、“娘若香波”，位於後藏江孜一帶；“卓木南木松”，位於亞東到錫金一帶；“幾若江恩”、‘岩波查松”、“龍木若雅松”，位於拉薩河流域“雅茹玉西”、“俄玉邦噶”、“埃玉朱西”，位於西藏山南一帶；“工布哲那”，位於工布地區；“娘玉達松”，位於娘布地區；“達布朱西”，位於塔工地區；“琛玉古玉”，位於桑耶地區；“蘇毗雅松”，位於藏北草原直到玉樹、甘孜地區，漢文史籍稱它為西羌中的一個大部落。另有後來建立吐蕃王朝的“悉補野”部落，位於山南瓊結一帶。
在這些小邦中，有比較詳細的歷史傳說記載的是悉補野部落。依據古老的傳說，該部的第一代首領也 是吐蕃王室先祖涅赤贊普是從天界下降人間，降臨雅拉香波神山，被當地牧人擁戴為王，由於是牧人以頸為坐椅把他抬回來的所以稱為“涅赤贊普”。而本教文獻則記載他是從波密一帶遷徙到瓊結地方，然後發展起來的部落首領，由於他來自波密，因此被稱為“悉補野”。（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寶串》上冊，西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涅赤贊普的時代在雅隆河谷修建了雍布拉崗的官室，說明當時雅隆河谷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農業和牧業。涅赤贊普又傳到止貢贊普，在部落聯盟的內部鬥爭中，止貢贊普被屬下的小部落首領羅阿木達孜殺死。涅赤贊普的兩個兒子被流放到工布，其中的聶歧當了工布的小王，夏歧舉兵報仇，奪回了王位，改名為布德貢傑，為止貢贊普修建了陵墓，並興建了瓊結的瓊瓦達孜城堡。薩迦索南堅贊《王統世系明鑒》說。在布德貢傑的時代已能燒制木炭，冶煉銅、鐵、銀等金屬，還修渠引水，灌溉農田，並且制造犁軛，用二牛共軛耕田。鐵制農具的出現和使用畜力，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因而人口增加，部落繁盛。部落聯盟的發展帶來了部落首領的王權的提高，在涅赤贊普時輔助贊普的是“三尚一論”，“尚”是舅氏，即親緣部落的首領，“論”是贊普的家臣，還帶有明顯的部落聯盟的特征。到第十六代贊普岱處保南木雄贊時，開始設置了“大論”（即大相），以後又出現了為贊普管理收納貢賦的“岸本”（財稅官）。各個部落首領和貴族要向贊普盟誓，效忠贊普 臣下的官位、領地、屬民已被認為是來源於贊普的封賜，如果臣下不忠，贊普可以處以刑罰，剝奪其封地和屬民；在臣下的家族發生絕嗣即沒有男性後裔繼承的情況下，其封地屬民要由贊普收回，由此確定了贊普和臣下的君臣的關系。
到第二十九代贊普達市聶西時，雅隆悉補野部落已經基本上統一了雅魯藏布江南岸地區，並力圖向江北發展。此時拉薩河流域存在岩波查松（在澎波一帶）和幾若江恩兩個小邦，《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說岩波查松之王森波傑達甲吾溺於惡政，臣下怨憤，其家臣念幾松那保勸諫，不被采納，反被逐出大臣之列，念幾松那保乃歸降幾若江恩之王森波傑墀邦松，殺死達甲吾，幾若江恩吞並了岩波查松。墀邦松把達甲吾的轄地析出一部分劃歸念幾松那波管轄，作其奴戶。這說明給功臣封授土地和屬民，已是當時的一種習慣。此後，被墀邦松劃給念幾松那波的屬民娘曾古對念氏不服，向墀邦松申訴，遭到墀邦松的斥責。墀邦松的岸本韋雪多日庫古和內相線墀熱頓孔爭鬥，韋雪多日庫古被殺死，其弟韋義策要求墀邦松作主，要線墀熱頓孔賠償命價，被墀邦松拒絕。於是深恨墀邦松的娘氏和韋氏秘密盟誓，要歸附悉補野部，推翻墀邦松。後來參加這一密謀的還有他們的親戚朋友農氏和蔡邦氏。他們派人到瓊結和達布聶西聯系，達布聶西雖然有一個妹妹嫁給鼓風爐邦松，還是同意了消滅墀邦松的計劃。在准備出兵的時候達布聶西去世，其子倫贊繼承贊普位，繼續這一計劃，發兵一萬，渡過雅魯藏布江，在娘氏、韋氏、農氏、蔡邦氏的配合下，攻滅幾若江恩小邦，占有了拉薩河流域。群臣給倫贊上尊號為朗日倫贊，朗日倫贊也論功行賞，給娘氏、韋氏、農氏各封給１５００戶屬民和土地，給蔡邦氏封給屬民３００戶。此後又有後藏娘若切喀爾小邦的大臣瓊保蘇孜殺死其王，以後藏的土地和兩萬戶屬民來獻，朗日倫贊也對他加以封賞。至此，悉補野部統一了雅魯藏布江的中下游地區，也即是西藏的主要的農業區域。
吐蕃王朝時期的西藏
朗日倫贊統一雅魯藏布江的中下游以後，在悉補野部的首邑瓊瓦達孜之外在拉薩河流域建立了一個統治中心，以管理新征服的地區，所以藏文史料說他的兒子松贊干布就出生在拉薩河上游的墨竹工卡的亞倫札對官（巴桑旺堆《我對〈松贊干布年譜〉的質疑》，《西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按松贊干布十三歲繼位的說法，則朗日倫贊在統一諸小邦之後至少還在位十多年。在這期間，他的主要活動顯然是鎮壓各地殘存的反抗勢力，繼續對蘇毗、像雄等小邦進行統一戰爭，同時還要協調屬下新舊貴族大臣之間的關系，解決他們之間因權勢的分配產生的矛盾，加強贊普王室的地位，鞏固新建立的王朝的統治。《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記載他在這一時期曾派兵鎮壓達布地區的反叛，最後朗日倫贊被謀叛者進毒害死，都說明當時為鞏固新政權還在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松贊干布的出生年代還沒有定論，多數學者認為他是公元６１７年出生（可能比這要早一些），６２９年繼位為贊普。《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說他繼位之初，“父王所屬民庶心懷怨望，母後所屬民庶公開叛離”，在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像雄、蘇毗、達布、工布等新附的小邦也公開反叛。松贊干布雖然是十三歲就親政，但是他立即采取堅決措施鎮壓各種反叛勢力，“對進毒為首者請人等斷然盡行斬滅，令其絕嗣。其後，叛離之民庶復歸轄治之下。”松贊干布為鞏固新建立的吐蕃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重大措施，在西藏歷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後人公認為吐蕃王朝的創建者。
松贊干布的業績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的方面。一是創制了通行至今的藏文和制定法律。按照藏族先民社會發展的程度，還在小邦林立的時期就已經有了使用文字的需要，很可能有一些地區使用過某幾種不太完備的文字。松贊干布繼位後不久就派遣吞米桑布扎等貴族子弟到印度去學習文字學，回來後創制了采用拼音的藏文，並且立即使用在吐蕃王朝的行政管理上。松贊干市以極大的熱情推行藏文，使得西藏的古代文明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松贊干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以保證王室和貴族的統治地位，規範社會各個階級的行為准則，鎮壓屬民的反抗。贊普之下設大論一人（後期增加到多人）、副大論一人，協助贊普掌管軍國大事，又設內大論一人，副內大論一人，掌管內政，設司法大臣掌管糾察和司祛。他還規定各級官員的品級、職權，以瑟瑟、金、銀、銅、鐵制作的章飾（告身）區分為十二等，嚴格規定社會個階層的身份地位，身份不同的入受到傷害，對犯罪人的處罰從賠償命價銀１１０００兩到１０兩不等，以下犯上的還要伴以處死、抄沒家產等，盜竊國王貴族和平民的財產處以從１００倍到８倍的罰款。隨著階級劃分得到法律的保障，吐蕃社會上殘留的氏族部落血緣關系的社會作用被抑制和削弱，王室職權的權威在社會上確立起來。二是建立了一套軍政、軍民結合的行政體制。松贊干布把雅魯藏布江中下游劃分為四個如（ru，亦譯為翼），即以拉薩為中心的伍如（dbu—ru，中央翼），以乃東為中心的約如（gyo—ru，左翼），以南木林為中心的葉如（gyas—ru，右翼），以拉孜為中心的如拉（ru-lag，分支翼）。按《五部遺教》的記載，每一個如又分為上下兩部分，每如設將軍一人，副將一人，分領上下部，各有四個千戶所，每個如另有一個小千戶所，《智者喜宴》說每個如還有一個直屬贊普的禁衛千戶所，台計四如有四十個千戶所。在征服像雄和蘇毗後又將如－千戶所的體制推行到像雄和蘇毗，像雄設十個千戶所，蘇毗設十一個千戶所，合計全吐蕃有六十一個千戶所。千戶所設千戶長，由贊普任命，有特殊功勞的大臣可以受封為世襲千戶長。吐蕃的四如和千戶所的劃分是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因而是超越氏族部落的血緣關系的王朝的行政機構。各個千戶所之下又劃分為若干個部落，部落設部落長、先鋒官、農田官、財稅官、文書等官職，管理部落的生產、軍事、賦稅等。從敦煌出土的文書和新疆發現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木簡看，各部落中有多種姓氏已是普遍的現像，甚至一些部落中還有外民族的人摻雜其中，這說明吐蕃王朝時代的部落也在轉變成為一級行政機構。三是繼續進行統一青藏高原的事業。在征服像雄和蘇毗之後，新興的吐蕃王朝繼續向東北方向擴張。當時在青海湖周圍是吐谷渾王國，吐谷渾王室是從東北遷徙來青藏高原的鮮卑的一支，其統治的臣民多數是當地的西羌部落，吐蕃為統一與自己有親緣關系的黨項和西山八國等西羌部落，同時打通與經濟文化發達的黃河流域的通路，力圖兼並吐谷渾，松贊干布親自領兵會同像雄攻擊吐谷渾，占領吐谷渾大部地方，吐谷渾向唐朝求救，於是吐蕃和建立不久的唐朝發生了軍事衝突。松贊干布在帶兵圍攻松州，唐蕃互有勝負的情況下，轉而向唐朝求親，爭取與唐朝建立友好關系。
松贊干布作為吐蕃王朝的一代英主，雄才大略，在統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的同時，努力擴大與周圍各國的經濟文化交往。他先派大臣噶爾東贊域宋（《唐書》記作祿東贊）到尼泊爾，迎娶尼泊爾國王鴦輸伐摩的女兒毗俱砥（藏文史籍記作赤尊公主）為妃。公元６４０年，他又派噶爾東贊域宋等人到長安（今西安），向唐朝求親。經過多方努力，唐太宗同意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松贊干布，並派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持節護送。６４１年文成公主入藏，《唐書》記載松贊干布親迎於河源，表現了吐蕃王朝對文成公主入藏的重視。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入藏，增進了吐蕃和南亞及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往，一些生產技術和工藝傳入吐蕃，並有醫藥和歷算等書籍傳入，促進了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佛教信徒，相傳文成公主還帶來了佛像和佛教僧人，兩位公主在拉薩興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文成公主從長安帶來的釋迦牟尼像，成為西藏最早興建的佛教寺廟。松贊干布還在拉薩紅山（布達拉山）修建規模宏大的宮室，顯現了吐著王朝時期發達的建築工藝。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將近４０年，於６８０年去世，千余年來藏族人民中流傳著許多贊頌她的故事。
在松贊干布在世的時期，吐蕃和唐朝之間建立了和平友好的關系，雙方使節來往逐年增加。６４５年唐太宗親征高麗後返回長安，松贊干布派噶爾東贊域宋到長安祝賀凱旋，並獻高七尺的黃金鑄成的鵝作為禮品。６４８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印度），適逢天竺發生戰亂，唐朝使臣被搶劫，王玄策逃到吐蕃，松贊干布派兵幫助，並征兵於尼泊爾，由王玄策帶領前往天竺，平定了戰亂，使唐朝使團順利返回，並獻俘於長安。後來王玄策在唐高宗顯慶三年（６５８年）還經過吐蕃出使天竺，至今在西藏吉隆縣還保存有題為《大唐天竺使出銘》的摩崖石刻（索朗旺堆主編《吉隆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成為唐蕃這一段友好合作的歷史見證。６４９年夏天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喪，並封松贊干布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松贊干布派專使到長安吊祭，並上書表示對唐高宗即位的祝賀和支持。唐高宗又晉封松贊干布為賨王，還刻松贊干布石像立於唐太宗的昭陵之前，以示對吐蕃贊普的重視。
６５０年松贊干布去世後，因其子貢松貢贊先死，由孫子芒倫芒贊繼位為贊普，由大臣噶爾東贊域宋輔佐朝政。噶爾東贊域宋繼承松贊干布的方針，完善法律，清查戶籍，確定稅賦，安定吐蕃內部。他還利用吐谷渾王室的內爭，多次帶兵攻擊吐谷渾，甚至不惜與支持吐谷渾的唐朝發生衝突。６６７年噶爾東贊域宋死於吐谷渾地方，由他的幾個兒子總攬吐蕃內外朝政。６７０年，唐朝為了支持吐谷渾，出動十幾萬大軍護送吐谷渾王還青海，噶爾欽陵調集吐蕃二十多萬軍隊迎戰，在青海湖南面的大非川之戰中，唐軍覆沒。從此吐蕃牢固控制了青海湖地區，並進一步與唐朝爭奪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力圖取得對絲綢之路的控制權，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芒倫芒贊６７６年去世，其遺腹子都松芒波結被立為贊普，噶爾欽陵繼續掌政。由於噶爾氏家族長期專權，與其他貴族產生矛盾，同時也威脅到贊普王權的鞏固，都松芒波結長大後，於６９５年到６９８年對噶爾家族進行討伐，欽陵在青海宗喀地方兵潰自殺，其弟贊婆及兒子莽布支率部眾投降唐朝，贊婆受封為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先封安國公，後以戰功晉封撥川郡王，其後裔世代在唐朝擔任官職。
都松芒波結剪除噶爾家族後，吐蕃王權得到加強和鞏固，但是不久以後都松芒波結於７０４年在遠征雲南南詔時去世，其子赤德祖贊繼位，年僅一歲，由其祖母沒廬氏赤瑪類聽政。這一時期唐朝處於女皇帝武則天的晚年，唐蕃雙方都被連年戰爭所困，希望恢復和平友好，都松芒波結在世時，赤瑪類就曾為他向唐朝求親，其後又為赤德祖贊向唐朝求親。７０５年武則天去世，唐中宗繼位，７０７年唐中宗以其侄子李守禮的女兒為自己的養女，封金城公主，許嫁赤祖德贊。７１０年唐中宗派專使和吐蕃的迎親使者一起護送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親率百官隆重送行到陝西始平縣，唐朝君臣還和吐蕃的迎親使者聯句和詩，歌頌唐蕃和好。唐朝還因吐蕃的請求，把黃河九曲之地賜給金城公主為湯沐邑。金城公主還帶了大批工匠、雜技藝人和佛教僧人等，他們對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藏後，唐善雙方維持了幾十年的和平友好局面。７３１年赤祖德贊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請求《毛詩》、《禮記》、《左傳》等，並要求定界互市。赤祖德贊在表文中說：“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７３３年唐蕃雙方在赤嶺（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於赤嶺、甘松嶺互市，雙方邊將和官員參加，並通告各地，雙方和好禁止互相搶掠。
不久，由於雙方統治者都想擴大自己的權勢，而且邊將也想從戰爭中獲取功名，唐蕃之間的戰事又起。吐蕃北面與突騎施聯合，東南與雲南的南詔聯合，７５１年南詔王閣羅鳳投靠吐蕃，吐蕃封閻羅鳳為“贊普鐘”（意為贊普弟），合兵對唐朝造成嚴重威脅。唐若戰爭的規模擴大，雙方在交界地區的戰爭相持不下，都出現了一批擁兵自雄的將領。約在７５４年，擔任大論的末東則布和朗邁色等作亂，殺害贊普赤德祖贊，到７５５年吐蕃王朝才平定叛亂，執殺為首的叛臣，抄沒其家產，流放其親屬。並由年僅十三歲的赤松德贊繼位。就在這一年唐蕃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唐玄宗從長安逃到四川，唐朝抽調大量對付吐蕃的軍隊去平亂，使得西面的防務空虛，吐蕃乘機占領了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唐朝的大片地區，並在７６３年１０月，乘唐朝君臣不和之機，集中約二十萬軍隊東進，直入長安，唐代宗倉皇出奔陝州。吐蕃軍占領長安僅十五天，但是還是立了金城公主的侄子（實際上與金城公主同輩）廣武王李承宏為皇帝，並設置百官，只是由於不適應長安秋季的酷熱，吐蕃軍中疾病流行，加上唐朝勤王之軍逼近，吐蕃軍自動退出長安。在赤松德贊在位的時期，吐蕃王朝的轄地大大擴張，東面與唐朝大體上以隴山為界，還多次進到寶雞，威脅長安，北到寧夏賀蘭山與回紇相接，南面以南詔為屬國，西面盡有安西四鎮，在中亞與大食相抗。據藏文史籍記載，此時吐蕃還一度進到喜馬拉雅山以南的恆河北岸。說當時的吐蕃王朝幅員萬裡，並不為過。
吐蕃王朝的武力擴張，固然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壞，但是在另一方面，戰爭也極大地促進了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漢地出產的綢緞、茶葉等物品，逐漸成為藏族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吐蕃的畜產品和藥材等也大量流入漢族地區，吐蕃的服飾和工藝、馬球運動等，也對唐朝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吐蕃後期的歷史中，佛教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松贊干布時期已開始有佛像的傳入，其後在是否允許信仰佛教的問題上發生過尖銳的鬥爭赫松德贊繼位後，清除反對佛教的大臣，從印度迎請寂護（希瓦措）和蓮花生大師，大規模地發展佛教。蓮花生以佛教的世間神的理論，將西藏原來信奉的山神、湖神、龍神等納入大乘佛教的神靈體系之中，創制了一整套的祭祀供奉的儀軌，便於在吐蕃社會推行佛教。７６７—７７９年修建了桑耶寺，並剃度“七試人”出家，使桑耶寺成為西藏第一座正規的佛教寺院，同時通過藏族的貴族子弟出家為僧，建立了佛教在吐蕃發展的根基。從那以後佛教在吐蕃發展很快，赤松德贊和他的兒子牟尼贊普、赤德松贊都不遺余力地扶植佛教。佛教寺院和出家僧人的費用都由王室以臣民的稅賦供給，同時寺院和僧人也在王室的嚴格控制之下。為管理佛教，專門設置了教法官員。後來赤德松贊把自己幼年時的佛教老師娘定埃增委任為缽闡蔔，封給他土地和屬民，讓他掌管軍政大事，地位在所有大臣之上，被稱為“僧相”。８１５年赤德松贊的兒子赤祖德贊（熱巴巾）繼位後，進一步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修建寺院，增加僧人，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在他們父子在位的期間，吐蕃的佛教取得了飛速的發展，敦煌文書中大量精美的藏文佛經寫卷，數量僅次於漢文寫卷，就是吐蕃佛教的文化遺產。規定由七戶百姓供養一個僧人，使佛教僧人成為社會上的一個特權階層，同時用法律規定對那些對佛教僧人稍微表露出一點不滿情緒的人進行嚴厲的鎮壓。因此激化了僧俗之間和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最後在８４１年赤祖德贊被反對佛教的大臣暗殺，其兄朗達瑪被扶上王位。８４３年朗達瑪下令禁止佛教，殺害僧人首領，強迫僧人還俗，關閉寺院，毀壞佛像、佛經、史稱“朗達瑪滅佛”。但是強力禁止佛教並沒有緩和社會矛盾，反而激起僧人的反抗，８４６年朗達瑪被僧人拉隆貝吉雲丹射死。
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允丹和微松各有一派大臣支持，雙方為爭奪王位爆發了內戰，掌握軍權的將領也隨即發生混戰，長達二十多年。統治集團的混亂又在８６９年引起平民百姓的反上之亂（或稱奴隸平民大起義），８７７年起義軍發掘贊普王陵，逐殺王室和貴族，吐蕃王朝徹底崩潰。
分裂割據時期的歷史
吐蕃王朝崩潰後，從８６９年到１２３９年的３７０年中，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起大的統一政權，所以史稱分裂割據時期。在這期間，允丹及其後裔占據拉薩和桑耶地區，微松占據山南地區，９０５年微松在雅隆被臣下毒死，他的兒子貝考贊逃到後藏日喀則一帶，修建城堡，安置部屬。９２３年貝考贊又被平民起義軍殺死。其長子扎西孜巴貝占據江孜，次子吉德尼瑪袞逃到阿裡普蘭，與當地貴族聯姻，他的三個兒子分據拉達克、普蘭、古格，後來建立起拉達克王朝和古格王朝。
青海河湟地區的藏族首領在唐朝衰微後，從西域迎來一個贊普的後裔，奉為領袖，建立起角廝羅政權。在青藏高原的其他地方由各個地方首領統治，他們有的是新興的家族，有的是吐蕃王朝的貴族的後裔，成為一些互不統屬的封建領主。在吐蕃王朝崩潰和部落制度瓦解後一度出現過的自耕農和廣大農牧民，在長期的戰亂中，或者由於戰亂中被俘虜，或者由於經濟破產，欠下債務，或者由於尋求地方豪強保護安全，依附於地方的政教首領，成為這些地方首領的依附民，在吐蕃王朝時代作為社會主要生產者的部落平民階層逐漸轉化為依附領主的農奴，封建農奴制度在西藏各個地方普遍建立起來。
分裂割據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佛教在西藏再次復興。朗達瑪滅佛時逃到青海的僧人藏饒色、約格迥、瑪釋迦牟尼等三人居住在青海化隆縣的丹鬥寺，於８９４年收了一個當地的弟子拉欽貢巴饒色，在給他授戒時因比丘人數不足，還請來了兩個漢族比丘參加，以後逐漸在河煌地區形成一個佛教中心。約在９３６年桑耶寺地方首領意希堅贊（允丹六世孫）派遣盧梅喜饒楚臣等衛藏十人到青海從拉欽貢巴饒色的弟子那裡受戒，然後返回西藏傳法授徒，恢復和新建寺廟，形成許多僧團，史稱“下路弘法”。歷史上以９４９年盧梅在拉薩建立僧團作為藏傳佛教後弘期開始的標志。此後不久，古格王朝的小王首領意希沃為恢復佛教，修建了幾座寺廟，還派了一些青年到印度去學習佛教，其中的大譯師仁欽桑布曾三次到印度學習，後來住持托林寺，翻譯經典，傳法授徒，逐漸推廣佛教，史稱“上路弘法”。
在後弘期初期的一個世紀中，衛藏十人和他們的弟子在前後藏各地建立了許多增團和寺廟，成為西藏佛教的主流，遺留至今的康瑪縣的艾旺寺和江浦寺（薩瑪達寺）、夏魯堅貢寺、扎囊寺的宗教藝術，反映了漢地和河西隴右地區的藝術對西藏的影響，成為西藏佛教藝術中的精品。古格王朝還在１０４２年迎請印度高僧阿底峽（孟加拉國人）入藏傳法。１０４５年阿底峽又被前藏各地區的佛教人士的代表仲敦巴（１００—１０６４）迎請到前藏地區傳送，１０５４年阿底峽在聶塘地方去世後，由仲敦巴統領眾弟子，在１０５６年在拉薩北面興建了熱振寺，由此逐漸發展出噶當派。在這個時期有一個修習佛法的在家僧人素爾波且（１００—１０６２）建立鄔巴隆寺，整理吐蕃王朝時代翻譯的經典，以此為中心發展出寧瑪派。１０７３年款氏家族的官卻傑波建薩迦守，發展出薩迦派。山南洛扎縣的瑪爾巴譯師曾多次到印度學習佛法和梵文，他的一個弟子米拉日巴以修行和傳法著名。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傑１１２１年建塔波寺，同年穹波南交建香巴寺，由此發展出塔波噶舉和香巴噶舉派。塔波噶舉中塔波拉傑的弟子都松欽巴１１４７年建昌都噶瑪寺，１１８７年建楚布寺，發展出噶瑪噶舉派；帕木竹巴１１８５年建丹薩替寺，發展出帕竹噶舉派；達瑪旺秋１１６０年建拔絨寺，發展出拔絨噶舉派；尚蔡巴１１７５年建蔡巴寺，發展出蔡巴噶舉派。這四個派別被稱為塔波噶舉的四大支。帕竹噶舉派中，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貢巴仁欽貝１１７９年建上貢寺，發展出止貢噶舉派；達隆塘巴扎西貝１１８０年建達隆寺，由此發展出達隆噶舉派；林熱白瑪多吉（其弟子藏巴嘉熱１１９３年後建“主”寺和熱壟寺）傳出主巴噶舉派；格丹意希僧格（其弟子卻悶朗１２０６年建雅桑寺）傳出雅桑噶舉派；傑擦和衰丹兄弟建綽浦寺，發展出綽浦噶舉派；楚臣僧格１１８１年建修賽寺，發展出修賽噶舉派；意希孜巴建葉巴寺，發展出葉巴噶舉派；喜饒僧格傳出瑪倉噶舉派。這八個派別被稱為塔波噶舉的八小支。實際上各地方勢力和佛教寺院相結合，因此形成不同的教派，這是前弘期所沒有的。２、一些寺院擁有土地屬民，古格王朝把幾個谿卡送給仁欽桑布，這是有關寺屬莊園的最早的記載。薩迦派家族的莊園屬民和寺院結合在一起。這是政教會一的基矗３、從吐蕃王朝時佛教強調對佛祖的崇拜演變為強調對本派祖師的崇拜，強調師傳，強調視師為佛，而仲敦巴、米拉日巴、薩欽貢噶寧波等西藏的祖師的出現，使佛教進一步本土化。
分裂割據時期西藏對外的交往，在宗教上是河西隴右和印度的僧人入藏傳法，然後西藏的一些教派的高僧又到青海、西夏等地去傳法，有的西藏高僧還被西夏王朝封為帝師、國師，西夏王朝的經濟支持對西藏的佛教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藏在經濟上通過角廝羅政權和西夏王朝與漢地保持聯系。宋代的茶馬互市非常興盛，就是這種聯系的表現。
楚布寺
元代西藏歷史
１２世紀末到１３世紀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興起，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國後，走上了創建中國各地區和各民族空前大統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這一歷史巨變過程中，廣大藏族地區也先後彙入統一的洪流。西藏地區也加入這一中國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是藏族地區與中原地區、北方草原地區長期經濟、文化和政治交往帶來的必然結果。
在滅西夏及西征中亞的戰爭中，蒙古王室與藏族及藏傳佛教發生了接觸和交往，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亞時曾率兵進入喀什噶爾、於闐等地，還追擊逃敵直到印度西北，曾經打算通過阿裡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後中途折回。當時可能有一支蒙古騎兵從葉爾羌南下進入到西藏西端的阿裡（包括現今在境外的拉達克），占領了部分地區，設置過都元帥。１２３５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舉進攻南宋，窩闊台命其子闊端負責指揮西路，由陝甘南下四川。闊端在進軍中，經過秦、隴一帶藏族地區，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領。為了鞏固對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區的統治，保障蒙古軍南下四川時的側翼安全，闊端決定對西藏采取軍事行動，把藏族地區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經過短期准備，約在１２３９年闊端派部將多達那波帶領一支蒙古軍隊，從甘、青藏區出發，前往西藏。由於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勢力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蒙古軍很快就打到拉薩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區，並設立驛站供應物資。接著，多達那波轉而尋求與藏傳佛教的主要領袖人物建立關系。看來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當時的情況，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區影響最大的止貢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１１７５－１２５５），請他到蒙古去會見闊端。雖然扎巴迥乃當時擔任止貢寺的住持，但是他並不完全屬於止貢噶舉派，而是屬於帕竹噶舉派，他出身於今西藏桑日縣境內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稱朗氏），曾經擔任帕竹噶舉的主寺丹薩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雖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領向多達那波呈獻了西藏戶籍，表示歸附，但是對去蒙古卻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薦薩迦派的薩迦班智達，請他們邀請薩迦班智達，他還鼓動和資助薩迦班智達前去，促成了薩迦班智達前往涼州會見闊端。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１１８２—１１５１）是薩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從伯父扎巴堅贊受戒出家，後又以１２０４年進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欽釋迦室利為師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雲游烏思藏各地，有許多弟子，對政教事務和講經傳法有豐富經驗，是當時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師之一，他主持的薩迦派是當時後藏地區實力最強的一派。在接到闊端的邀請信後，他慨然應允前往涼州。在動身之前，他對薩迦派的事務做了仔細安排。看來薩迦班智達對他去涼州後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作了充分考慮，為了將薩迦派教主的職務按習慣順利地傳給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決定把人思巴兄弟帶在身邊，同去涼州。薩迦班智達一路上會晤了各地僧俗領袖，解釋他去蒙古是為佛教及眾生的利益，特別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請求到止貢寺會見，接受扎巴迥乃贈給的財物，這表明薩迦班智達到涼州並不僅是他個人或薩迦派一派與蒙古汗國之間的關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內 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領，前去涼州與闊端會談和建立關系的。
薩迦班智達一行經過近兩年的跋涉，於１２４６年８月抵達涼州，並在１２４７年年初與闊端會談，議定了西藏歸附蒙古汗國的辦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領向蒙古降附納貢，承認是蒙古汗國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統治，而蒙古則維持原來的各地僧俗首領的職權，並正式委任給相應的官職。薩迦班智達以佛教領袖的身份將這些條件轉達給西藏各個僧俗領袖，並規勸他們接受。薩迦班智達從涼州給在西藏的僧俗首領和親友弟子發出許多信件，向他們指出，為了佛教和藏族的長遠利益，應當放棄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條件歸順蒙古。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致烏思藏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的信》（亦譯《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全文收入《薩迦世系史》中）。
１２５１年年底，薩迦班智達在涼州去世。臨終前他將自己的法螺和衣缽傳給八思巴，並將眾弟子托付給八思巴，使八思巴成為薩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時八思巴僅１７歲，隨即開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動。１２５１年蒙哥汗繼位為蒙古的大汗，為調整蒙古各宗王貴族的關系，進行新的分封，隨即下令在蒙古汗國統治下的各個地區進行擴戶，即清查戶口。這次範圍廣泛的擴戶，也包括藏族地區在內。在派人進藏清查戶口後，蒙哥汗將西藏分封給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貢和後藏的藏郭莫（似即後來的曲彌萬戶），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湯蔔赤，阿裡不哥得到前藏的達隆巴，闊端一系保留了薩迦作為封地。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與該封地內的主要教派聯系，把其宗教首領奉為自己的上師，還把地方首領委派為自己的官吏。止貢、帕竹、蔡巴萬戶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起來的。
薩迦五祖唐卡
１２５２年６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從甘肅進攻四川，駐兵於六盤山。因四川南宋軍民堅壁清野，依山險抵抗，蒙古軍進展困難，於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請，以蒙古騎兵繞道藏族地區，攻取雲南大理，對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戰略。蒙古軍的這一戰略，在軍事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要穿過數千裡人煙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區，在沒有後勤保障的情況下，就需要依靠已經和蒙古建立起關系的藏族首領的支持和幫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忽必烈派人去請在涼州的薩迦班智達和在康區一帶活動的噶瑪拔希到六盤山與他會見。當時因薩迦班智達已經去世，八思巴應召到六盤山會見忽必烈，雙方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在１２５３年新年之際，八思巴給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的喜金剛灌頂。《薩迦世系史》說忽必烈接受灌頂時，還賜給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鑲嵌珍珠的袈裟、法衣、傘蓋、金鞍、乘馬等，實際上通過這種關系，八思巴成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參謀和助手，並跟隨忽必烈到開平府居祝噶瑪拔希到忽必烈的營帳比較晚，忽必烈對噶瑪拔希也很感興趣，要求他長期留在自己身邊。但是噶瑪拔希沒有答應，而是辭別忽必烈到涼州、甘州一帶傳教，此時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蹤，幾次遣使前來迎請，噶瑪拔希接受邀請，於１２５６年到達在漠北的昔刺兀魯朵的蒙哥汗的營地。他向蒙哥汗和阿裡不哥傳授佛法，受到封賞，蒙哥汗還賜給他一頂黑色僧帽，因此其轉世系統被稱為噶瑪噶舉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後，噶瑪拔希一度因為有支持阿裡不哥與忽必烈爭奪皇位的嫌疑而被關進監獄，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萬戶中，噶瑪噶舉派沒有自己掌握的萬戶府，但是其宗教影響卻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１２８４—１３３９）曾兩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請到大都傳法，元順帝曾封他為“圓通諸法性空佛噶瑪巴”、“灌頂國師”，並賜給玉印，封誥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１３４０－１３８３）也很有名，１３５６年元順帝就傳旨命他進京，他於１３５８年從楚布寺寺出發，１３６０年到達大都，在元順帝宮廷中活動了四年，被封為“大元國師”，賜給他玉印，１３６３年他離開大都回藏。他的侍從人員中還有被封為國公、司徒的，都得到賜給的印信封誥。
１２５９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時在四川軍中去世，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擁戴下，在開平宣布即位為大汗。同年５月，阿裡不哥也到合一批宗親貴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雙方隨即展開一場激烈的爭奪汗位的戰爭。到１２６４年７月，阿裡不哥一方戰敗，被迫歸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穩大汗寶座，使他得以擺脫蒙古貴族中的守舊勢力的牽制，放手變通祖制，參用漢法，吸收漢地歷代王朝的經驗，建立新王朝的統治體制。因此可以說，忽必烈即位標志著蒙古汗國轉變為中國的新王朝——元朝。還在１２６０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給玉印，命他總管全國的佛教事務。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從大都動身返回西藏，臨行時，忽必烈賜給八思巴一份《珍珠詔書》，並封恰那多吉為白蘭王，賜給金櫻對他們兄弟的這種封賜，顯然與委托他們去辦理藏族地區的行政管理事務有關。就在這個時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設立總制院（到１２８８年改名為宣政院），作為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的行政事務的中央機構，並命國師八思巴領總制院事，國師之下設總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務，院使之下還有同知、副使、僉院等官員。宣政院的院使初設時為兩員，後增減不一，最少時為一員，多時至六員、十員。《元史·釋老傳》說：“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增為之，出帝師所辟舉”，《百官志》說：“其用人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可見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權，其官員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貴族，也有藏族人，擔任過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為朝廷重要官員，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這就確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體制從一開始就是與元朝中央的行政體制相聯系的，是元朝行政體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領天下釋教特別是統領藏傳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時領總制院事的這種身份，標志著忽必烈和八思巴對西藏行政體制的設想是政教結合、僧俗並用的一種行政體制。元朝在藏族地區設置的各級機構的高級官員，由帝師或宣政院舉薦，上報皇帝批准，授與金牌、銀牌、印章、宣敕。從藏漢文史料看，藏族世襲貴族和佛教僧人任職的，多由帝師舉薦，宣慰使、都元帥、達魯花赤等官職，多由宣政院舉薦。宣政院還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執行情況，派員進藏清查戶籍，審理萬戶之間的糾紛，復核案件。另外，宣政院還要配合樞密院負責元朝在藏族地區的軍事行動。
八思巴１２６５年返回西藏後，依照西藏各個地方政教勢力管轄範圍的大小，將他們劃分為千戶和萬戶，委任各政教首領擔任千戶長和萬戶長，歸屬元朝扶植的薩迦地方政權管理。這個政權的最高首領即是八思巴，１２６９年八思巴返回大都，進獻他遵照忽必烈的詔命創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晉封他為帝師，以後元朝始終設置有帝師一職，多數情況下由薩迦款氏家族的成員擔任，在款氏家族無人擔任時，則由薩迦派的高僧擔任。八思巴以後是歷任帝師。當帝師住在大都時，薩迦政權即由薩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說的薩迦法王負責。由於帝師和薩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設薩迦本欽，在帝師和薩迦法王之下負責具體的行政事務，薩迦政權直接管轄有約一個萬戶的屬民，故專設朗欽管理。八思巴還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組織（掌管宿衛的侍從機構）為自己設立拉章組織，由一批侍從官員組成，後來拉章制度為許多宗教首領效仿，成為藏族地區掌管一方政教權力的宗教領袖必需的侍從組織。各個萬戶和千戶中，有的萬戶長和千戶長還直接到大都朝見，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習慣上說元代西藏劃分為十三個萬戶，實際上各個萬戶的設置以及他們和薩迦的關系前後有過一些變化。
約在１２８０年，在平定薩迦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即貢噶桑布之亂和八思巴去世之後，元朝在西藏地區設置了烏思藏宣慰司，到１２９２年平定止貢派反對薩迦派的戰亂後，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議，又把烏思藏宣慰司與納裡速都元帥轄區合起來，設置烏思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帥府。烏恩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的官員，除從地方僧俗領主中委任的萬戶、千戶之外，見於《元史》百官志記載的有：宣慰使五員，同知二員，副使一員，經歷一員，鎮撫一員，捕盜司官一員。此外，附屬於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有：納裡速古兒孫元帥二員，烏思藏管蒙古軍都元帥二員，烏思藏處轉運一員，擔裡管軍招討使一員，擔裡脫脫禾孫一員。它主要的職責是傳宣政令、管理驛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駐軍。從藏文史料看，有一些薩迦本欽曾經在元朝中央的宣政院擔任官職，然後回西藏擔任薩迦本欽，有的薩迦本欽還同時兼任烏思藏宣慰使的職務。例如薩迦本欽甲哇桑市曾經為帝師貢噶堅贊掌文書，作為貢噶堅贊的侍從到朝廷，先被任命為宣政院的官員，後來又被任命為烏思藏本欽，返回西藏，娶妻生子。後來他又再次到朝廷，多次擔任宣政院的長官，得到過封詔，前後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後來他又回到薩迦，再次擔任薩迦本欽。大司徒繹曲堅贊說“他是官至一品的官員，他是榮祿大夫，三任院使，要撤職或處死，只有皇帝才有權。”元朝還幾次派遣官員入藏，在薩迦本欽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戶口，確定各個萬戶的貢賦，並且建立驛站以及保證驛站交通的烏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礎上，元朝在西藏屯駐軍隊，設立各級官府，以保證對西藏的統治和政令的推行。
在元朝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權力的薩迦款氏家族，在八思巴去世後不久，就出現內部的權力鬥爭。先是八思巴的侄子達瑪巴拉繼任帝師後，宣稱他的叔伯兄弟達尼欽波桑波貝不是真正的薩迦款氏家族血統，由忽必烈將其流放到江南杭州。直到達瑪巴拉去世後沒有繼承人，元成宗才把達尼欽波桑波貝接回，承認他是款氏家族成員命他多娶妻生子，因此達尼欽波桑波貝有七個妻子，十二個兒子。１３２２年達尼欽波桑波貝去世後，家族內部矛盾又有發展，１３２５年在達尼欽波桑波貝的兒子帝師貢噶洛追堅贊的主持下，將他眾多的異母弟兄們劃分成了細脫、拉康、仁欽崗和都卻四個拉章系統，把薩迦款氏家族從元朝得到的權勢和封爵分配給了他四個庶母的兒子們。細脫拉章得到了薩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師的職位，仁欽崗拉章似乎是與細脫拉章分享薩迦法座的繼承權，都卻拉章得到的是白蘭王的封爵。在薩迦寺總的法座之下；各個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在經濟上各個拉章擁有各自管轄的屬民、莊園和城堡。薩迦派盡管與往昔一樣得到元朝的大力支持，各個拉章也都有顯赫的官職，仍凌駕於烏思藏十三萬戶之上；但在後來遭到帕竹萬戶強有力的挑戰時，內部分裂松散的弱點均暴露無遺，造成薩迦派的權勢迅速瓦解。
正當薩迦地方政權危機四伏、內部紛爭不休之時，在山南雅隆河谷，帕竹萬戶正在朗氏家族的絳曲堅贊（１３０２—１３６４）的領導下不斷積蓄勢力，悄然興起。繹曲堅贊少年時曾被送到薩迦去當薩迦首領達尼欽波桑波具的侍從，學習佛教，同時也學習辦理行政事務的知識，這是當時西藏各個萬戶的貴族首領和薩迦保持關系的一種習慣做法。１３２２年維曲堅贊出任萬戶長後，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並訓練出一支戰鬥力較強的軍隊。繹曲堅贊認為，以前旭烈兀的封地範圍都是帕竹萬戶的領地，至少是忽必烈及宣政院歷次頒發文告聖旨中規定的領地，凡是在前幾任萬戶長時丟失給其他萬戶的，都應該收回。他的這一想法不僅符合元朝的法度，也符合復興的帕竹大小領主及屬民的願望。經過十幾年中的多次挫折，絳曲堅贊終於打敗了和帕竹有領地爭端的鄰居雅桑萬戶，收回了失地。薩迦不願意帕竹萬戶過分強大，以調解糾紛的名義來壓制帕竹，幾次想以合法的名義撤換繹曲堅贊，都因繹曲堅贊的抵制而失敗。１３４６年薩迦本欽甲哇桑布糾集同樣不願帕竹強大的蔡巴萬戶和羊卓萬戶的軍隊，兵臨乃東城下，在繹曲堅贊和雅桑萬戶長在本欽面前訴訟時逮捕繹曲堅贊，逼迫帕竹交出乃東，由於繹曲堅贊事先作了安排，本欽未能占領乃東，只好將繹曲堅贊押解到後藏。正在這個關鍵時刻，薩迦發生內爭，甲哇桑布被撤職，繹曲堅贊被放回乃東。１３４８年８月，薩迦本欽旺尊調集蔡巴、羊卓等萬戶聯軍再次進攻帕竹，由於薩迦臨陣易帥，指揮失利及內部不和，在萬眾一心、背水一戰的帕竹軍隊的面前節節失利，屢屢敗陣，帕竹占領了雅桑大部，迫使蔡巴萬戶割地求和。１３５０年繹曲堅贊派遣使者進京奏報，元順帝承認了繹曲堅贊的既得權力和地位，賜給萬戶長銀印兩枚。１２５３年帕竹再次打敗薩迦糾集的蔡巴、止貢等萬戶的軍隊，並利用薩迦的內部矛盾，與甲哇桑布結盟，反攻到薩迦，占領了薩迦寺和烏思藏的大部分地區，取代了薩迦派在西藏的統治地位。１３５８年，繹曲堅贊正式從薩迦派手中收繳了薩迦本欽的大印，並按元朝皇帝的聖旨經辦帝師索南洛追赴京就職事宜。１２６０年，綠曲堅贊再次派遣喜饒扎西等人進京，請求元朝皇帝的加封。元順帝賜給繹曲堅贊虎鈕印章和封詔，規定貢噶、仁蚌等前後藏地區為繹曲堅贊的轄地，冊封繹曲堅贊的部下釋迦仁欽為曲彌萬戶長。在乃東當著蒙古都元帥和烏思藏宣慰司官員，舉行了宣讀封詔的盛大儀式。接著按帕竹派的舊規，在丹薩替寺隆重舉行了繹曲堅贊啟用新虎鈕印章（相當於原薩迦本欽的印章）的儀式，這標志著帕竹地方政權取代薩迦地方政權管理烏恩藏地區過程的正式完成。
在元代，由於國家統一，西藏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業也成果造出，這是西藏歷史上科技文化最為繁榮的時期之一。由於元代佛學的發展，各種譯經、注疏、著述學風的形成，帶動了其它諸如歷算、醫學、天文、藝術、文學、歷史等各個學科領域學術活動的開展，並對後世的科技文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元朝時期，薩迦地方政權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設，八思巴往來於薩迦和大都之時，注意收集各種古籍和經典。與此同時，一些印度、克什米爾、尼泊爾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薩迦講經聽法，也帶來不少佛經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種新的圖書，總要命人抄寫、譯校，保存在薩迦。一些重要的佛經，往往還要用黃金、寶石研成粉末和汁液書寫，以期長期保存。這些佛教經典都珍藏在薩迦寺內，薩迦南北兩寺當時都有數量眾多的藏書，僅薩迦南寺的藏經牆，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達六萬多函，其中還有不少曠古稀世的貝葉經文獻，以其抄寫精美、規格宏大而著稱於世。在元代，西藏還編纂和繕寫過好幾部大藏經。最負盛名的莫過於納塘本大藏經，和布頓及蔡巴·貢噶多吉分別編纂的《丹珠爾》和《甘珠爾》目錄。它們對後世的大藏經木刻版的編篡和刊印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雄敦多吉堅贊等人從１２６０年開始到１２８６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薩迦派首領的支持下將古印度學者旦志所著的講述修辭學理論的著名著作《詩鏡論》譯成藏文，並進行了一些修訂，這在藏族文學史具有重要的意義。《詩鏡論》經過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後，在藏族的文學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文學創作風格流派——詩鏡論流派。音樂、美術在元代時期也有了新的發展。音樂領域內的重大成果首推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的名著《樂論》。在藝術方面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築、雕塑和繪畫三種藝術形式為一體的薩迦寺和夏魯寺就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作。據考證，薩迦南寺大經堂的八思巴朝見忽必烈和密集金剛等密宗內容壁畫和羅朗拉康中的呼金剛壁畫殘片為元代時期作品。作品精美細膩，體現出中亞和元代中原藝術影響的痕跡。薩迦守壁畫中最為著名的為壇城壁畫，據記載本欽·阿迦侖扎西時期，曾在大殿頂層一共繪制了６３９幅壇城壁畫。這些壁畫影響到夏魯、納塘、澤當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壇城壁畫的制作。夏魯寺在元代前後歷經三次不同規模的修耷和擴建，最後定型於古相·貢噶頓珠和布頓大師時期，系元朝宮廷式藝術影響下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築，吸收了內地的歇山琉璃式樣和元代宮殿式結構，為典型的藏漢合璧式建築。史學方面在元代也湧現出一批現代學者們推崇的重要歷史著作。八思巴創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宇）得到了廣泛的推行和使用。此外元朝還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過《蒙古字孝經》、《大學衍義擇文》、《忠經》、《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訓》和蒙文譯本《薩迦格言》等書籍，在當時推行政令、傳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兩個藏傳佛教藝術創作中心。藏傳佛教藝術伴隨著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而被介紹到內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興建和金屬、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許多重要文物遺留至今，如北京妙應寺白塔、居庸關雲台、杭州飛來峰密教石刻等。至元年間在大都進行的藏漢文佛典對勘，則極大地推動了藏傳佛教與漢地佛教的文化交流。
文章來源: 《中國西藏基本情況叢書—西藏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