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園是近代城市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封建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政府調試與民眾關系，為民眾提供公共活動空間的產物。它一方面成為政府進行社會教育和意識滲透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民眾生存、生活乃至進行民主活動的場所。在這一舞台上。政府和公眾雙方相互演繹著合作與衝突，共同推進了近代中國城市的近代化。
[關鍵詞]公園；城市公共空間；官民互動；成都
“城市公共空間”是指用於人們消閑、娛樂、運動的公共場所，主要包括城市街道、廣嘗公園、公共體育場以及其它相關場所。城市公園是城市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對中國近代城市公共空間的研究正成為海內外城市史研究者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這些研究選取的對像各不相同，探討的問題也各有側重，成為中國近代城市公共空間研究的發軔，並給這一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矗
本文選擇近代傳統城市——成都為例，以城市公園這種新興的公共空間為載體，試圖通過對公園的開辟、經營、管理以及公園裡的市民活動的觀察和討論，探討近代城市公共空間裡的官方因素與民間力量的互動關系。
一、近代成都公園的辟設
公園是純粹西方的、近代性的概念，它指在城市裡專門向公眾開放，以滿足普通居民娛樂、教育和享受自然風光需要的公共空間。公園通常由城市政府創建和管理。西方的公園最早出現於近代初期的歐洲，它集中體現了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中國傳統的城市空間結構中沒有專門向市民開放的公園，花園和園林完全歸私人所有，不向社會開放。19世紀60年代，僑居中國的西方人士最先在沿海開埠城市建造公園，將西方的造園藝術和公園設計理念引入中國。當時出現的較為著名的公園有上海的外灘公園(現英浦公園，建於1868年)、虹口公園(建於1900年)、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建於1908年)；天津的英國公園(現解放公園，建於1887年)等。
20世紀初，隨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國內的傳播，一些知識分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認識到中國民眾生活習慣不夠健康，確實需加以引導和改進，因而開始接受公園這一西方事物。同時，精英們又加入了他們心中理想的公園模式：公園不僅是美化環境，提供人們休閑娛樂的公共場所，更重要的是引導民眾接受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社會教育場所。按照這一模式，公園應該涵蓋休閑、娛樂、教育、運動、文化等諸多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功能。
清末民初，在各主要城市相繼出現了一批由地方當局開辟的公園。其中，由成都將軍玉昆辟設於1910年的成都少城公園(現人民公園)，即是當時內地諸省中最為著名的一座公園。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都市共開辟了7所公園，而少城公園正是可以滿足市民享受自然，放松自我，接受教育，聚會交際，強身健體等多方面需要的新型多功能城市公共空間。
二、公園經營管理與市民生活
近代城市公園雖是由政府提倡並設立的，但政府卻很少從經濟上對公園進行扶持。基本經營模式還是讓公園自給自足、自負盈虧。因此，國內多數公園都對游客收取門票。以上海張園為例，從1885年春起，張園正式向游人開放。開放之初，似乎完全免費，但從1886年1月開始收費，門票l角。其游例規定：游資一角，僕嫗一例。隨來童稚，概免付給。宴客聽便，章程另立。花果供賞，未宜攀折。所願游人，同深愛惜。為什麼免費開放一陣子後卻要收費了呢?從下面一則啟事，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原因：“本園花草，皆屬中外佳種，為前主人格龍所手植。蒔花匠役按時灌溉，加意栽培，終歲辛勞，不遺余力，以故每年賽花勝會，嘗邀品題，間列上品，即匠役亦列邀獎賞。如此工程也是需要資金的支持的。由此看來，因為公園景觀保持、設施維護都需要相當數目的資金，公園收費也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公園收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經營公園確實是有利可圖。以成都少城公園的門票收入為例，門票成人每張20文，小孩每張10文，每天游客以250個成人計，“二二得四，二五得一十，一天五吊錢，十天五十吊，三五一百五十吊，一個月一百五十吊，十個月一千五百吊，外加三百吊，啊也!一年一千八百吊，合成銀元，足足二千一百多元，拿在崇義橋買大市米，三十二斤老秤一鬥的，正好買三百擔”!玉昆1910年開辟少城公園時大約投入了1000兩銀子，如此算來，不但一年時間即可收回成本，而且還有盈利。可見，開辦公園確實是很有賺頭。
20世紀之初的成都，由於地處內陸，形成了獨立的平原經濟，物價較低，消費生活極其發達。有資料顯示，清末成都“一切生活必需品，只須每年有制錢30串收入的人就能享受”。民國十年時，成都市民每日生活所需平均不及大洋1角，以這樣的生活水平，按成年人一家4口計算，成都普通市民家庭，維持一月最低水平生活只需12元左右。而同期成都工人階層所在的38個行業中，人均收入多在10元以上。以此收入，大多數市民都具備了去公園消費的能力。有調查表明，1930年代成都公園每日的游客能達3000人左右，並且以普通市民和下層百姓居多。
穩定的游客人數，給公園提供了相對穩定的門票收入，同時又在公園周圍形成了一定時間內的人口聚集，這就讓公園經營者看到更大的商機。因此，公園管理所通常將土地和房屋租給私人經營，從而形成了以公園為中心，包括餐飲、茶社、戲劇、影院、小百貨等服務業以及自行車出租業和其它行業的經濟圈。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都少城公園園內和園外大約有幾千人從事公園提供的相關行業的工作，數萬人(包括從業者家屬)依靠這樣的工作而生存。地租和房租也就成了少城公園的主要收入之一。有統計數據顯示，1919年7月—1920年6月，少城公園僅房租一項收入就達1632洋360錢，平均每月約為136洋30錢。這項數字還不包括名目種種的園外租銀。數字表明，地租和房租是公園最大的收入來源。
正由於公園將園地和房屋租給私人經營，公園便不再是單純的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它的經濟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作為市政當局，勢必希望通過加以有效之管理，以利用和發揮公園這一經濟功能。
另一方面，在公園裡經營的業主希望擴大經營，獲得更多利潤，於是不斷侵占公園的公共用地，有的茶館、酒樓甚至把桌椅板凳擺到了路上或花草中間，造成公園景觀和秩序的混亂。這既有損公園“都市之花”的形像，同時又不利於公園教育功能的發揮。這顯然違背了政府當初辟設公園的良好願望。“這些公園都租給茶館營業，而風景花木則設計既壞、栽培又少，一入園內，單聞茶客之喧嚷叫囂而已”。因而政府當局不得不對公園進行規劃和整頓。
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成都公園為例，政府對公園的管理主要集中表現為整頓園務和風化審查。成都市政府希望通過整頓市內各公園，推行其新式的公共管理。
1932年初，成都市政府曾下令整頓市內各公園，認為“公園為大眾游憩之所，非私人牟利之潮，“令飭各園管理等不得敷衍塞責，嚴禁各茶社肆意侵占未租地面進行營業”。1940年代初，成都市政府又一次整頓公園，要求佃戶退出園產和房屋，由市政府收回後派員種植、經營和管理。1943年11月底，為了迎接英國議會訪華團到成都參觀，成都市政府決定對公園混亂的管理和凌亂污濁的環境進行整頓。“查本市為西南重鎮人文會粹之地，而各個公園大都凌亂污濁，自應加以整理”。12月，成都市政府地政科牽頭設立公園整理委員會，整頓全市所有公園，以少城公園為人手，讓租佃戶退佃退租，收回園產，並且對公園環境進行整頓，使之在景觀上發生了一些好的變化。
由於公園的開放性，使得與公園相關的人群幾乎涉及到了每一個階層，其中也包括苦力、乞丐、妓女等階層。這都成為政府進行風化審查的主要對像。
乞丐。公園既是大多數乞丐的安身之所，也是乞討的主要場所。白天乞討，夜晚在樹叢花草中露宿。這恰恰也是令政府頭疼並亟待解決的問題之_，因而市府嚴令禁止乞丐出入公園。1932年成都市政府就此問題發布訓令：“查公園系公共游覽場所，秩序最應嚴肅整齊，以前本市各公園時有乞丐及小販在內麋聚，凌亂污穢，甚礙觀瞻，曾經本府令飭嚴為禁止在案。乃近日查得各公園內仍有乞丐小販自由出入，足見該管理等辦事不力，似此始勤終怠，殊覺不顧考成，仰仍恪尊本府令，切實禁止乞丐小販入園，勿在漠視，自干咎戾。”
妓女。公園是妓女展示姿色，招攬生意的地方之一。成都市各公園都禁止出售女茶，市政府也有明令：“本市提督街中山公園，近因時常發生事端，查其原因，各社售賣女茶，因而有多數娼妓混跡其間，籍名飲茶，暗地引一批無識青年男女，走入迷途，一般流氓彈神，亦聞風而來，混跡其間，在此尋樂，以至時常發生鬥毆尋仇等事，現該園管理見此情形，力圖設法整頓，特飭各茶社，一律禁售女茶，以免時常發生事端。”
成都市政府還委托市立民眾教育館對公園內的賭博加以禁止。1934年成都市府在給通俗教育館館長的訓令中說：“查公園地方乃市民游憩之所，不得群聚賭博，早經本府嚴令在案。該少城公園內聚豐園、桃花園兩餐廳往往聽任顧客在內賭牌，不加勸止，鬥葉飛花，聲聞於外。”“值茲推行新生活運動之際，應嚴行查禁，以正風紀。”
上述整頓和風紀管理，表明了公園更多的是被當局看作一種社會控制的有效工具，他們希望通過新型休閑形式的大眾化和規範化來鏟除不良的社會習俗。然而，近代城市公園不僅是一種公共空間形式，還解決著一部分人的就業和生計問題。當公園的秩序與市民生計之間產生矛盾時，這種公益與利益、政府管理與民眾生計的衝突就難以避免，對公園的整頓也就很難順利實行。
事實上，成都市政府對公園的歷次整頓，無一不是遭到了相關從業者的反對，使政府與平民的矛盾激化，有時甚至釀成軒然大波。1938年11月，成都市政府第三次聯席會議以“公園系市民游覽之所，因自行車業營業其間，每有傷風敗俗，盜車，撞傷行人情事”為由，決議取締少城公園內的自行車營業，將營業場所遷至東較常此消息一傳出，立刻引起強烈反應，自行車從業者紛紛要求市府收回成命，社會各界甚至報業都發表了意見。《新新新聞》以“少城公園自行車，市府令園警取締，數百工人驟然失業”為標題發表文章。與此同時，少城公園裡的自行車照樣經營，最終成都市政府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收繳違令車輛。
政府強行的整頓尚且遭到如此反對，作為臨時性的隨機的風化審查，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盡管政府三令五申，公園裡仍有乞丐小販出沒，並與公園園警玩起了老鼠戲貓的游戲，園警一來，他們就跑，園警一去，他們又出現，弄得公園管理者十分難辦，也就聽之任之了。
哈貝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認為：公共領域是獨立於社會政治、經濟因素之外的公共輿論和公共空間。城市公園也屬於其中一種公共領域的形式。然而在近代中國，公園卻很難脫離各種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而獨立存在，甚至公園本身的開辟也是政治和經濟雙重因素合力的結果。在公園管理這一問題上，政府的控制就是政治因素，市民的生計問題就是經濟因素。這兩種因素的矛盾衝突，讓我們看到了在公共領域的擴展中，政府力量與民間力量的此消彼長，看到了政府試圖利用城市公共空間建構一種近代化秩序的努力，也看到了市民意識的覺醒。公園的開辟，使市民從此擁有了一個和政府進行互動的舞台。
三、以公園為舞台的社會活動
上述直接圍繞公園問題產生的衝突，只是反映出了政府和市民相互關系的一個方面。公園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載體，承載著不同階層人士的活動。有學者認為：“公園的開辦者希望通過公園進行社會教育，通過社會教育重新整合社會力量，通過社會力量的整合加強社會控制。”筆者對此也表示贊同。同時，民眾也希望公園能提供給他們更多的自由氛圍，拓展其生存空間。這樣，雙方都盡可能地利用公園開展活動，以期達到自己的目的。公園逐漸成為官方力量與民間力量演繹合作與衝突的場所，也是城市居民和民眾團體參與近代中國社會政治變遷的舞台。
正如精英們設想的一樣，民國政府希望通過公園向民眾灌輸現代觀念與意識，因而一般由政府建造或改造的公園都或多或少地成為政府宣傳國家觀念、培養民族主義、教育民眾的教育場所。成都少城公園除了每日開放供市民游覽消遣外，更以通俗教育館為主體組織了一系列活動來普及近代知識，改變市民的傳統生活方式。
通俗教育館由致力於民眾教育事業的盧作孚向楊森提議創辦，並由盧作孚負責籌辦且出任館長。該館包括由自然、歷史、農業、工業、教育、衛生、兵器和金石等陳列室組成的博物館，以及圖書室、公共體育嘗音樂演奏室、講演室、電影室、游藝室、動物園等，是成都宣傳新文化和近代科學知識的中心，也是1920年代全國辦得最有成效的通俗教育場所。
通俗教育館以“提高人民常識、促進社會文化為宗旨”。從1924年8月開放後，每天從早晨8時到晚上8時，“在此時限以內，任人人內游覽”，“凡遇紀慶日，如元旦春節夏節秋節國慶等日期，均特請名人講演，並表演新劇武術游藝電影等，招待來賓，以助游人興趣。平時每日之中，亦定期舉行講演及各種展覽會，如音樂會美術展覽會等，以啟迪市民智識，而涵養起性靈”。僅1920年代通俗教育館舉辦的大型活動就有30余次，有些活動更是頗具聲勢，如元旦慶祝大會“備極一時之盛”，京劇研究會“於每星期六演唱一次，頗能引起市民興趣，增進市民知識不淺”。1924年中秋節更由通俗教育館組織7000余名男女學生，“於少城公園公共體育場集合，表演音樂及體操，歡聲雷動，為本市未有盛會也”。
通俗教育館的設施和活動吸引了眾多成都市民，尤其受到知識分子階層的青睞。據統計，游覽博物館的公園游客月計“最多在八萬人以上，全年之中，游館者，達七十余萬，以大多數人博物館計，則每年中市民曾入博物館者，至少亦達四十萬人，其影響不可謂不巨也”。更有一些活動吸引了政府官員乃至軍隊將領的濃厚興趣。少城公園足球場上曾有一支“四師”足球隊，是1930年代初成都足球隊中的勁旅。這支職業足球隊的成名，更多原因是因為它是川軍二十一師師長範紹曾創辦的。
通俗教育館舉行的活動表明了政府進行社會教育和樹立新型城市文化的努力，而這種努力與市民的參與相契合，反映了在城市近代化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對近代文化的渴望與追求，也代表著時代的精神。在這一層面上，政府與市民達成了相當的共識，因而雙方能夠相互配合，進行良性的互動。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市民生活方式及城市文化的變遷，並在一定範圍內培養了市民的公共精神，向市民提供相互交往、信息傳遞的空間和機會，也就為近代民眾團體的產生和民眾集會的舉行創造了一定條件。公園作為較自由的公共空間，則成為了最佳的集會場所。
綜觀民國以來成都市公園裡舉行的群眾集會，不難發現無論是當權的政府當局還是普通市民和民眾團體，都在利用公園進行一些大型的集會。這些集會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既有關系國家主權、呼吁抗日救亡的民眾游行，又有要求提高待遇、維護權益的請願示威；既有執政黨為了緩和矛盾而舉行的民眾集會，又有革命者宣傳革命的演講聚會；還有市民之間涉及經濟利益的衝突糾紛。
政府利用公園召集市民舉行集會，除了希望緩和與民眾的矛盾外，更多是希望強化政府自身的權威和在公眾中樹立一種合法政府的形像。例如1932年秋，國民黨成都市黨部於中山公園召開萬人“反戰群眾大會”；1939年5月1至7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在成都少城公園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周”，周末還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汪火炬游行。為了使公園這一城市公共空間形式成為某種政治勢力的像征，成都市政府更在1946年將少城公園改名為“中正公園”，並且要求成都市各人民團體捐資，在少城公園修建“中正台”。這都反映出了在民族主義蓬勃興起的背景下，政府通過“儀式”性的集會，塑造自己形像的努力；而由“少城公園”到“中正公園”的名稱變化，則表明了在國家“權勢轉移”中，官方力量的作用。
民眾團體則利用公園舉行群眾集會宣傳政治主張，發出政治呼喊。1922年間，社會主義青年團王右木等人，多次在少城公園舉行講演，宣傳馬克思主義；1924年5月1日，“Y.C.團”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少城公園舉行紀念列寧的群眾大會，會上楊圈公作了《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情形》的講演；1938年4月，“工抗團”發起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動員民眾參加救亡運動，會後各行業工人1000多人還舉行了游行。民眾團體能夠在公園舉行政治集會，表明在中國傳統政治系統中出現了一條力量的薄弱地帶，成為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間。
市民因為經濟等利益進行的集會，通常是在地處鬧市區的中山公園舉行。例如1946年6月15日，人力車工人為檢驗“福利車”，在中山公園與車商衝突；1947年12月16日，國民小學教師為待遇問題於中山公園進行請願。這兩次衝突由於涉及多方利益，所以鬧得十分激烈，均驚動了成都市警察局，最後都是由市政府出面調解才告解決。這種市民集會大都帶有很強的自發性，這就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在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中，市民生活的逐漸自主化。
在公園的自由氛圍裡，政府利用新開辟的公共空間或推行其改革項目，或宣傳其政治精神；城市市民則通過這一公共空間表達出了參與國家政治因素的要求和追求民主政治的願望。在這裡，官方因素和民間力量不斷得到互動的機會，時而和諧合作，時而矛盾衝突，盡管很多時候，互動的最終結果與理想和願望並不相符。但是在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正是由於這種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的共同作用，才得以推動了城市的近代化進程，從而促進了近代中國城市社會的變遷。而公園則被看作是政府與民間的一種鏈接，是兩者互動和滲透的結果。
結語
公園的開辟和發展，見證了近代城市公共空間成長的歷程。它不僅是一個放松身心的休閑場所，更是集娛樂、教育、商業、文化和政治等多種內容於一身的社會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我們可以看到市民日常生活的變遷，能看到一個城市從古舊到新的變遷，也能感受到整個社會的變遷和一個時代的變遷。公園既是這些變遷的一個載體，也是一個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