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清、日建交至甲午戰爭這二十余年間，在這中國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期，不論知己與知彼，國人皆讓東鄰著了先鞭。尤其知彼二字，更是瞠乎其後。日本要“有事”於中國，必作前期准備；准備工作須秘密進行，則派往中國之間諜必多，間諜來華，必以經商、旅行為借口；間諜回國須寫報告，事後倘作公布，則其名必一變而稱“游記”；現在所知明治之後在日本出版的中國游記數以千計。於是，《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總序》雲：“如果把它們籠統地分為純粹以游山玩水為目的的游記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記兩種性質的話，那麼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國游記則多屬後者”。
這些為侵略中國而來華“偵探”的人以當時日本中堅一代的思維方式看遍中國，得出的結論是“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被譽為世界三聖之一的偉人，曾建築過長達萬裡的長城，曾出現過無數位英雄和詩人，但對於這些，現在的人們已毫不在意，只是沉醉在美酒和鴉片的香味中悠悠沉睡”。他們帶回國的信息令日本信心十足肆無忌憚地攻打這個“虛弱”的國家。這些人身負軍事和外交重任，筆下的游記明顯露出日本政府對他國的野心，如《北中國紀行》、《清國漫游志》，說是游記，實際上是1874－1876年間日本人曾根俊虎來中國大陸刺探軍事情報的一部實地“勘探記”。常出現“若與清國交戰，攻占盛京時可先取此北陵”之類的句子。曾根俊虎的足跡遍及半個中國，每到一處均詳細記載該地的風土人情，城池大孝山川形勢等。這部“勘探記”對於後來日本侵略中國的軍事價值可想而知。
至此可說，對曾根俊虎及以其為代表的旅華日本人的心志，我們已略窺其奧。那麼，再去讀他們數十百年前寫的中國游記，有何益，又有何趣?
益與趣決不嫌少。譬如，曾根俊虎撰《北中國紀行》，將之作為軍事情報來讀固然味同嚼蠟，但是文字卻成為了解清代各地狀況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不妨將之看做同治、光緒年間中國社會的風情畫——書中所述住店行路的情形，官場往來的儀節，時人交際的風俗，實在是歷歷如繪；而其書記載各地物價、氣溫及地形圖，稍作整理，也不失為可貴的史料。因此，雖其人已矣，世界大變，他的書終有一讀的價值。
此外，“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是一套叢書，第一批面世的幾冊，除了曾根之書，還有小林愛雄、夏目漱石、中野孤山，芥川龍之介、竹添進一郎等。比如中野孤山寫了1913年從上海溯揚子江而上，穿越三峽，深入四川腹地，直至昆侖山麓，對沿途的逐一考察。對城市、小鎮乃至山川，都詳細記載其歷史沿革，地理形勢，物產、人情風俗等。因為它所記錄的一些景像或情況，因歷史變遷(如三峽水庫的建成)，在這些地區已經難得一見。這為我們研究長江流域人文景觀和自然地理提供了寶貴資料。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1921年3月至7月前來中國游覽，先後游歷了上海，南京、九江，長沙、洛陽、天津、北京等地。《中國游記》就是這次旅行的記錄。該書不僅涉及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而且對風景名勝、戲劇、風俗，甚至對其時中日局勢都有詳細的描寫。在此旅行中，他拜見了章炳麟、鄭孝胥、李漢竣辜鴻銘、胡適等知名人士，並留下了談話記錄，具有較高的文史價值。
竹添進一郎撰《棧雲峽雨日記》，摹山範水，涉筆成趣，不容輕易錯過。《棧雲峽雨日記》一書記錄了竹添進一郎一行三人1876年5月2日從北京出發，經河北、河南進入關中，橫跨秦嶺棧道進入四川，順流下長江，過三峽，8月21日抵上海的旅程。這部游記，有日記有詩作，有實錄有感發，詩文並茂，生動優美，有評論認為，“簡直可以跟陸游《入蜀記》、範成大《吳船錄》媲美”。
西陵峽一節，竹添進一郎寫道：“(長江)兩岸層嶂復嶺，屏矗墉圍，若路窮不可行。才一轉，忽復通舟。舟疾如箭，山逆舟而來，愈來愈妙有秀潤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詭異者，有靜深蕭遠者。蓋兄行巫峽而奴視瞿塘。”如此清麗的文字，即置於國人寫的三峽游記，怕也毫無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