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長城，百年回望。為了把長城一個世紀以來的變化記錄下來，威廉·林賽沿著長城探險先驅者的足跡再次造訪長城全線。當年不遠萬裡前來考察長城的人們中有攝影師，有考古學家，也有冒險家，戚廉·林賽體驗了他們當年經歷的艱辛，對於一百多年來野外生活的變化，也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不走尋常路
我收拾好行囊，再次投入長城的懷抱。我隨身攜帶一幅135年前拍攝的居庸關長城老照片，苦苦追尋，終於找到了那位早已作古的攝影師1871年拍攝照片的那個點，並且站在這個點上把今天的居庸關長城攝入相機。就這樣，我見到了兩個不同時代的同一段長城，見到了昔日的居庸關和今天的居庸關。明朝修建的長城，乃是一個完整的邊防工事體系；被清朝廢棄後，它的命運由誰操縱？除了大自然的力量外，還有哪些因素導致長城的這些變化？對於這個問題，起初我只能猜測。
每到一處人類文明遺址，我都要思索當年這裡是什麼樣子——無論是在游人如蟻的羅馬鬥獸場，還是在開羅吉薩高地的胡夫金字塔在我獨自考察長城的時候，當然也是如此。別人看到的，我都看到了；然而，作為有歷史眼光的考察者，我總想了解它們的原始風貌，了解它們目睹過哪些歷史事件，曾經享受過何等的榮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了什麼。面對今日的長城，我總是在想長城的當年，思考它怎樣遭到時間的磨損，又有哪些歷史事件加劇了它的厄運。
懷著這樣的心緒，過去三年中我在華北的廣袤大地上跋涉，行程35000公裡重攝長城。1986年我來到中國，是為了實現徒步考察長城的夢想。在我之前，從來沒有外國人步行考察過長城全線，我要率先完成這一壯舉。我成功了，並且把自己徒步考察長城全線的經歷寫進《獨步長城》一書。然而，最近幾年每當造訪長城，我都感到早期進行長城探險的人們和我在一起，其中有些是最早在中國使用照相機的外國人，他們中有傳教十、考古學家(不過個別考古學家簡直可以說是文物盜賊)；之後還有地質學家兼古生物學家，以及自然歷史專家。我本人善於探險，輕易不走別人走過的路。盡管如此，我還是投入大量時間、金錢，全力以赴地沿長城全線重攝。我感到，重攝長城像是圍坐在篝火旁與志同道合者聚首，交流我們的共同經歷。當然，這是一種超現實的冒險。
聰明人和傻瓜都能沿著長城旅行
聰明人和傻瓜都能沿著長城旅行。然而，考察長城，你得既是聰明人又是傻瓜。1987年我獨自一人走完長城全線後，曾經有位記者問我將來是不是再走一次。我的回答很明確：不會。道理很簡單，徒步考察長城絕不是鬧著玩的。那時，中國大部分地區未開放，因此我九次被拘，還有一次被地方當局驅逐出境。途中我患了痢疾，一個腳趾骨折；整整七個星期我與親人失去了聯系。1987年冬季走完長城全線之後我病倒了，一連幾天渾身發抖。是的，我再也不想重復這個“壯舉”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卻急於再次投入長城的懷抱，造訪新的地方，獲得新的體驗；於是我多次前往長城，有時僅用幾個小時，有時一整天，有時用周末，有時用一個星期。我用了十幾年時間精心搜集了大量老照片，它們以不可抗拒的魅力促使我再次前往長城全線，記錄長城的今天並與過去的長城對比。
在長城沿線，我看到有些地方的長城狀況比一百多年前好，有些地方的長城遭到了破壞，另外一些地方的長城已不復存在；有時我找錯了地方，感到像是遇到了不解之謎。然而無論在哪裡，我都在想冒險家的野外生活發生了何等巨大的變化。
首次體驗這種變化，是在居庸關。
我手中那幅1871年拍攝的老照片，出自約翰·湯姆森之手。約翰·湯姆森來自蘇格蘭，他不僅是攝影師，還是攝影藝術方面的先驅科學家和鼓吹者。
我相信，讀者朋友在收拾行裝外出享受野外生活之前，無論是短時間的體驗，還是幾天的旅行，還是幾個星期的野外探險，都要精心考慮攜帶哪種攝影器材最合適。行李太重，是不是帶袖珍相機？不，最好帶SLR數碼相機，還得帶能換鏡頭的相機，因為野外的景色太迷人了。要不要帶三腳架？不帶，太重了。諸如此類的問題，您都得考慮。
好，讓我們看看約翰·湯姆森攜帶什麼攝影器材罷。今天您想攝影，有一系列器材供您挑選，從普通相機到袖珍相機應有盡有。約翰·湯姆森那個時候可沒有這些。他用的攝影器材一個大箱子都裝不下——信不信由你，他得雇用至少8個挑夫隨行。為了拍攝這幅八達嶺以南四公裡處的水關照片，他不得不雇了八頭騾子運送攝影器材。
我從北京出發，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居庸關(經過進一步尋找拍攝地點應該在水關)；同樣的距離，約翰·湯姆森跋涉了整整兩天。我用數碼相機重攝約翰·湯姆森拍攝過的水關，隨時能檢查是否准確。而約翰·湯姆森要在拍攝現場衝洗照片，因此他得隨身攜帶一大堆衝洗設備，化學藥品，碟子，溫度計等等一樣都不能少。對了，他還得自帶一頂帳篷，這既是為了露營，也用作衝洗照片的暗室。
玉門關前的奧雷爾·斯坦因
在我重攝的150處長城中，居庸關離我在北京的家最近。最遠的是靠近甘肅、新疆邊界的玉門關。一百年前，即1907年冬季，奧雷爾·斯坦因考察了玉門關一帶的漢長城，給後人留下了照片，我要在茫茫戈壁中找到他拍攝這些照片的准確地點以便重攝。
奧雷爾-斯坦因對玉門關——安西之間大約一百公裡的漢長城的測量，是權威而具備史料意義的。我的研究表明，他是近代對敦煌周圍沙漠中的長城進行拍攝的第一人。我手中由他拍攝的照片，主要有兩個出處，一是大英圖書館，二是1997年我在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以6000元的天價購得的奧雷爾·斯坦因所著的一本書。6000元相當於當時我一個半月的工資；購買這本書的原因很簡單：如果用黃金計算，它的價值要超過它自身的重量。書中有漢長城照片以及關於漢長城建築物的描述，包括玉門關、河倉城遺址等等，本地特有的蘆葦捆長城的剖面圖有好幾幅，此外還有二十多座烽燧的照片。
奧雷爾·斯坦因拍攝過的地方，起初我只能找到兩處。但是我不死心，我想重攝更多的地方，從而在更大範圍內顯示過去一個世紀中，擁有2100年歷史的漢長城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這本書裡有兩幅老照片使我特別興奮，但是不知道它們是在哪裡拍攝的。於是我到蘭州找現年七十多歲的考古學家岳邦湖幫忙辨認。上世紀80年代，岳老先生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考察漢長城，其間拍攝了一些烽燧，並且繪制了地圖。
岳老先生為我提供了如何找到“20裡大墩”的精確信息——奧雷爾·斯坦因給它的編號是“T， IX(9號)，而岳先生將之稱為“第17號烽燧”。另一幅老照片非常有趣，畫面上的奧雷爾·斯坦因頭戴一頂西部牛仔帽，身穿厚甲克，腳登笨重的靴子，站在一堆蘆葦捆旁。岳老先生不僅告訴我怎樣到那裡去，而且指出奧雷爾·斯坦因關於蘆葦捆用途的結論不對。他說，這些護捆不是修補長城時用的備用件，而是在匈奴入侵時用於點燃烽火。
我乘坐的吉普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疾駛，此時此刻，我突發奇想：如果奧雷爾·斯坦因泉下有知，對於我，一個苦苦尋找他在哪裡樹立三腳架的英國同胞，他會作何感想?紫紅色霞光開始在東方地平線上升起，平坦的戈壁沙漠一望無際，漆黑的大地現在成了灰褐色。汽車以每小時120公裡的速度飛奔，周圍一片空曠。
在三腳架旁等待最佳拍攝光線的時候，想到奧雷爾·斯坦因當年在喀拉昆侖山上受傷的故事，我就不停地原地跑步。根據他的親筆日記，奧雷爾-斯坦因被凍傷這件事發生在1907年4月20日清晨，當時的氣溫僅為2℃。真是無獨有偶，我重攝玉門關，也是在一個寒風刺骨的清晨。我手中有一幅奧雷爾·斯坦因當年拍攝的玉門關照片，畫面顯示奧雷爾·斯坦因的幾個手下人連同馬匹一道縮在城樓下。我也是縮在城樓下，惟一的區別是我身上穿的是windstopper防寒服，而不是“posheen”羊毛裹身大氅。我在等待最佳拍攝時機——在清晨紅色陽光中拍攝對比照片不太合適，我得在光線更充分的時候拍攝。此時此刻，我在想當年奧雷爾·斯坦因用什麼相機拍攝照片。這個問題，我一直在研究，卻無法下結論。我只知道他在印度師從美國考古學家弗雷德·安德魯學習攝影藝術和攝影技術。只能這樣說：但願他在探險中擁有今天的高科技設備!我的全部攝影設備，一個小包就能裝下；假如他活到今天，看到我的這個小包，他肯定會大吃一驚。我的小包中有3台相機，5個鏡頭，脖子上掛著用於隨時檢查取景的數碼儀器——盡管夠簡潔，我還是嫌它們太大、太重了。
在我拍攝玉門關的時候，一個北京人走了過來，問我老照片是誰拍攝的，我說奧雷爾-斯坦因。此人頓時笑了，不過他說這些老照片很有價值，如果不是奧雷爾·斯坦因出於好奇拍攝在這些照片，那麼今天的人們就不會知道當年玉門關是什麼樣子。
默默無聞的威廉·蓋爾
奧雷爾·斯坦因生前名聲顯赫，直到今天，人們對他的名字也不陌生。相形之下，威廉·蓋爾幾乎無人知曉；然而，他卻是認真考察長城全線的第一人。任何熱心於長城事業的人士都應當記住威廉·蓋爾這個名字，記住這位創造過許多第一的外國探險家。他是走完長城全線的第一人，他寫了第一部關於長城的著作，他很可能是長城學研究的開創者。
從首次知道威廉·蓋爾名字起，我就一直在研究他時間之長，超過了我起初的預料。我們倆都痴迷於長城，我們倆對長城的興趣，看來都是源於地圖。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看到中國地圖冊上的長城標記，我就產生了到中國去看長城的；中動。在《中國長城》(1909年紐約版)一書中，威廉·蓋爾用既明確又幽默的語言寫了這樣一個開頭：
這是中國的萬裡長城——地理學家告訴大家的就只有這句話。長城是用什麼建造的？是不是用瓷器建造的？如果是的話，為什麼要用瓷器建造？長城現在有多長？曾經有多長？對不起，統統不知道。
這段話，概括了當時人們對長城的無知，同時表明最初他是通過地圖了解長城的。
我則是通過瑪約裡·黑塞爾·笛爾曼女士與威廉·蓋爾相識的。笛爾曼女士曾經與丈夫一道在日本東京生活過許多年，他們收藏了大量關於亞洲歷史、文化的書籍，其中包括威廉·蓋爾所著《中國長城》一書。退休後，笛爾曼女士返回倫敦居住？她在廣播中聽到我介紹自己的長城獨行經歷，於是就把這本書贈送給我，認為這本書由我保存最合適。
翻閱《中國長城》一書，我意識到又一個威廉來了——那就是我，威廉·林賽。我發現兩個威廉在各自全程考察長城的過程中，所走的路線在許多地方相同。比如說威廉·蓋爾在被他稱為“騾馬關”的地方留了影。我在同一個地點也留影紀念，不過我用的地名是“河北省羅文峪”。這種現像非常有趣，而且能夠核查。對比相隔80年拍攝的這新老兩幅照片，我發現這裡的長城發生了重大變化——老照片上的敵樓不見了。正是這個發現，促使我發起了百年回望，重攝長城的項目。
從這本書中，我了解到威廉·蓋爾來自美國賓西法尼亞州多埃斯頓城。1907年初他來到中國考察長城，從1907年3月到1908年8月，在中國逗留了大約18個月。蓋爾主要考察明長城建築物，他從渤海之濱的山海關出發西行，一直走到戈壁沙漠中的嘉峪關。
今天，在中國，曾經拍攝過長城的人恐怕不下數千人，僅在北京地區，就有幾百人出於對萬裡長城的熱愛，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季節和不同的氣候條件下拍攝過長城。而威廉·蓋爾不同，他對長城的興趣，甚至在他看到長城之前就達到了發燒的程度。威廉·蓋爾在1日金山登船，穿越太平洋來到中國。盡管他已經是老練的旅行家，對於此行的期待，卻難以掩飾自己的興奮之情。他寫道：
沿著長城全線旅行!對此，我們早就是日思夜想，而現在我們則心急如焚，盼望早些到達中國，我們終於在金門城登船。航船在大洋中破浪前進，接著在風景如畫的夏威夷停靠——無論在哪裡，我們的心情都是那樣急切。長達1200英裡的長城不時在我們的腦海中浮現，它的形像是那樣生動，那樣鮮活，無論如何也無法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除了長城，我們忘卻了一切——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總統大選，無論是正在噴發烈焰，濃煙的巴爾干火山還是綠樹掩映的多埃斯頓城，都被我們排除在思緒之外。長城無時無刻不和我們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們想著長城；沉思的時候我們想的是長城；夜間闖入夢鄉的還是長城。
1907年之前，威廉·蓋爾曾乘坐輪船沿長江順流而下，長城考察結束回國之後，他曾再次來到中國，造訪了18座古代都城以及五座佛教名山。然而，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業績，乃是他率先對長城進行的考察。《中國長城》是一部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著作，不僅用文字而且用高質量的照片再現了宏偉壯麗的長城建築物、多種多樣的長城建築風格，還有豐富多彩的長城景觀。
於是我以威廉·蓋爾為榜樣，從東到西再次造訪了長城全線，從空氣中充滿海水鹹味的山海關“天下第一關”出發，走到萬裡長城西部終端最後一座烽燧，即蹲踞在山崖上俯視嘉峪關附近討賴河的“第一墩”。
在完成長城探險之後，蓋爾開始往來於大西洋兩岸，用一部幻燈放映機向公眾展示長城的風貌。這部放映機設計奇巧，能把幻燈片上的形像表現得像實物那樣大。憑借出色的口才和廣博的歷史知識，身材高大、面目英俊的蓋爾吸引了大批觀眾。他把傳教的才能與普通人的幽默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征服了他的聽眾。
1925年，蓋爾去世；盡管在世的時候成就突出，名聲顯赫，他在去世後不久卻被人遺忘——這與奧雷爾·斯坦因生前、死後都很知名的情況適成鮮明對照。這也許是因為奧雷爾·斯坦因是一位精明的收藏家，他在探險中獲取了許多價值連城的文物，在他死後，他的不少藏品被眾多博物館收藏。而蓋爾的情況恰恰相反，他不是收藏家，而是一心宣傳基督教的傳教士，除了照片和少數拓片外，蓋爾沒有從長城拿走任何東西。在美國，沒有一家博物館擁有關於蓋爾長城探險的記錄。賓州多埃斯頓城是蓋爾的家鄉，1865年，蓋爾在這裡出生，直到1925年去世，他一直在這裡居祝然而，盡管他是長城探險的偉大先驅者，故鄉的人們對他的歷史地位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紀念他了。
萬裡長城，百年回望
萬裡長城，百年回望項目終於告一段落了。為了這個項目，我前後用了15年時間搜集、研究老照片，其間尋找老照片的拍攝地點以及重攝用了三年時間，為了了解長城的過去和記錄它的現狀，我沿著長城行進35000公裡。然而，我希望這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我要感謝威廉·蓋爾，是他鼓舞我完成了這個奇妙無比的征程。我要把我的新著《萬裡長城，百年回望——從玉門關到老龍頭》敬獻給威廉·蓋爾，敬獻給這位意志堅定的探險家，從而表達我的敬意於萬一。100年前的1907年，威廉·蓋爾跨上了全線考察長城的征程，我把自己重攝長城的經歷寫進書中，也是為了紀念他的這一壯舉。
我知道，考察長城，不可能一勞永逸；同樣，重攝長城，也不能就此結束。在我搜集的老照片中，有許多老照片的拍攝地點我來不及尋找，而且在今後的歲月中，我還將繼續搜集新老長城照片。
對於我自己，2007年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20年前，我首次全線考察長城，行程2470公裡。為了慶祝這一成就的取得，2007年下半年我將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與那年為我提供過幫助的朋友們聚首。他們中既有為我提供食宿的農民，也有試圖阻止我的警察。最近幾年，我又結交了不少支持我研究、保護長城的朋友。所有扎根於萬裡長城的友情我都要紀念，我還將結交新朋友，繼續為教育、鼓舞長城的子孫努力工作。
(翻譯／李竹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