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這兩種著作一直是同時並存的，不能強求合並、統一為一種體裁。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地方史、地方志的淵源和演變。
這兩種著作大體上都是起源於漢朝，現在所知最早的是東漢的作品。東漢的《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都列於雜史。東晉的《華陽國志》在《隋書·地理志》列於霸史，在兩《唐書》列於偽史，，現在有不少人把這幾種流傳到今天的漢晉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實在是不恰當的。因為這幾種書的內容顯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所以隋唐的《經籍志》、《藝文志》都不列於地理類下，而列入雜史、霸史或偽史一類。不過地方志的淵源確乎也可以追溯到漢朝，從《華陽國·巴志》裡可以看出，東漢桓帝時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裡提到了《巴郡圖經》，可見在此以前已有了圖經。圖經就是一方的地圖加上說明，圖就是地圖，經就是說明，這就是方志的濫觴。
東漢以後，從隋唐到北宋，圖經大盛，到南宋以後，才改稱為“志”。當時由朝廷責成地方官編寫地方志，每州或郡都要編寫，以後縣以上行政單位編寫志書成為制度。據朱土嘉先生的統計，流傳到現在的有八千多部。
東漢以後的地方史有各種名稱，見於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的有《會稽典錄》、《建康實錄》(今存)、《敦煌實錄》等，還有某地的“耆舊傳”、“先賢傳”、“人物志”、“風俗傳”等。這些書都列於史部舊事類、雜傳類，不入地理類。唐宋以後地方史遠比地方志(即圖經、方志)少，但一直沿襲到清朝，並未斷絕。如江蘇揚州有汪中的《廣陵典錄》、姚文田的《廣陵事略》，蘇州有吳昌綏的《吳郡通典》，南京有陳作霖的《金陵通傳》，四川有郭允蹈的《蜀鑒》，清代有張澎的《蜀典》、彭遵泗的《蜀故》。雲南更多，唐代有樊綽的《蠻書》，明代有楊慎的《滇載記》、倪鉻的《南詔野史》，清代有馮更的《滇考》、師範的《滇系》和倪蛻的《滇雲歷年傳》，民國有袁嘉谷的《滇繹》等等。民國時各省還都有此類著作，不過不大有名。
在地方志盛行以後，仍然不斷有人寫地方史，這一點可以證明兩者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是並行不悖的。特別是建國以來的三十多年間，各地編寫的地方史比地方志還多，一般說來其成就還在新編地方志之上。所以決不能說有了地方志就可以不要地方史了，兩者是完全可以、也應該相互補充的。
從內容來看，因為兩者都是以某一個地區為記敘對像的，所以關系極為密切，以至往往互為滲透，史中往往有志的內容，而志內也難免有史的成分。但兩者畢竟還是有區別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地方史是以記敘過去為主的，盡管有時不免提到一些現狀。而志則是以記敘現狀為主的，當然也需要追溯一下過去。關鍵是兩者的主題不同，各有各的側重方面。
(二)地方史主要是記敘該地區幾千年來人類社會的活動，包括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變化發展，重大的政治、經濟、軍事事件等等。當然，歷史時期該地區的自然界若有重大的、顯著的變化，如黃河決口、地震、水災等也應加以記錄，但主要的記述對像是社會現像，而不是自然現像。即使記錄了自然現像，側重點也是它們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地方志則不然，至少是對自然和社會兩者並重的，應將當地的地形、氣候、水文、地質、土壤、植被、動物、礦產等各個方面都科學地記載下來。同時對社會現像的記載也與地方史不同：史以大事為主要線索，記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志則分門別類，面面俱到。史的體裁接近於紀事本末體，志則用書志體，對農、林、牧、副、漁、工、礦、交通、人口、民族、風俗、制度、職官、文化、教育、人物、古跡等等，一一予以敘述。
(三)既然地方史以記敘過去為主，以記載社會發展為主，所以寫地方史主要須依靠史料，作者應做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史料，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鑒別，科學地記述歷史發展的過程。很古的、沒有文獻記載的要搞考古發掘，有遺跡、遺物存在的要進行實地(物)調查。但僅僅進行考古調查，而沒有史料根據，很多歷史問題還是無法說清楚的。去今還不太遠的史事，也需要向群眾作調查，作實地考察，但這一般只限於最近數十年內的歷史。
地方志以記述現狀為主，主要是依靠調查采訪。一部分沒有現成資料的完全要依靠調查，一部分雖然有現成的資料，也要通過調查予以核實補充。所謂現狀，當然不單是指今年或近幾年，至少應該包括建國以來的幾十年，還應該包括當地最後一部舊志修成以後的一段時間。舊社會留下的現成資料，由於當時制度的腐敗，多數作者立場的錯誤和資料長期的散失，需要重新調查，自不待言。即使是建國後各主管部門整理彙編的資料，也必須加以核實補充。因為毋庸諱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不少資料中或多或少有假話、大話、空話，少數甚至完全是顛倒黑白。又由於“左”的影響、散失或付之一炬，因此必須重新調查，改正假話，去掉大話，充實空話，填補空白。由於志是以現狀為主的，所以大多數問題有可能通過調查采訪得到解決。
編地方志比編寫地方史需要的人力更多。一般說來，編地方史的工作可以由史學工作者擔負起來，編地方志則需要有經濟學者、社會學者、史學工作者、地學工作者等多方面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