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的德國，納粹焚燒“非雅利安”出版物的場景隨處可見。
焚書時產生滾滾濃煙，宣告了知識分子和革新者寫下的文字徹底毀於一旦。
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等地，德國學生成群結隊地銷毀了兩萬多部所謂的“非德國人”（Un-German）著作。這不僅表明納粹政權要從物質層面銷毀書籍，更要發動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
海明威、海倫•凱勒、弗洛伊德、甚至愛因斯坦等人的著作都被收繳，集中起來，付之一炬。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宣布：“現在，極端的猶太知性主義終結了……”
不過，這樣的舉動在歷史上並非首次出現。回顧整個歷史，文化一直是攻擊的對像。
如捷克歷史學家米蘭•胡布爾所說的：“給一個民族洗腦的第一步就是刪除大家的記憶，摧毀這個民族的書籍、文化和歷史。
“然後讓一些人寫出新書，制造一個新文化，虛構一套新歷史。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民族就會忘記了現在和過去。
“在外面的世界，人們忘得更快。”
但是，納粹的做法激起了極大的民憤，軍隊裡也有人反對。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企圖破壞所有文化，但沒有成功。如此一來，就算他們覺得有些文化礙眼，屬於消滅的範疇，但無法越界，只能停步不前了。
作家和遺產顧問羅伯特•貝凡(Robert Bevan)說：“文化清洗往往是種族清洗或種族滅絕的一個方面。它並不僅僅是殺害一個族群，而且還要抹殺他們在一個地方生存的權利，拔掉他們的根基，一筆勾銷他們生活於斯的歷史證據。這是要灌輸一個概念：某個族群不屬於這裡。”
盡管納粹無法徹底執行他們的計劃，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他們達到的成效遠超想像。
公元8世紀到9世紀，阿巴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在巴格達營建智淵閣（Bayt al-Hikma），收藏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經典著作的譯著共計一萬八千多卷。這是一座知識殿堂，吸引了伊斯蘭世界裡最睿智的學者們。
1258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可汗（Genghis Khan）身先士卒，率軍攻陷了巴格達；智淵閣則成為他的眼中釘，最終被摧毀。據說，底格裡斯河裡當時漂著團團黑色，那是手稿被扔進河裡後脫落的墨水；還有紅色，那是一路追隨而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鮮血。
巴格達的淪陷使得伊斯蘭科學研究倒退了很多年。
進入現代社會，當伊拉克的文化遺產又一次面臨衝擊的時候，世上已經有了國際法，能適時保護其文化財產。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就是為保護文化遺產而成立的組織之一；與此同時，《海牙公約》針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做出明確規定，劃定了武裝衝突中可行與不可行的界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羅尼•阿梅蘭(Roni Amelan)說： “這項工作已經完成，現在要通過具體的法律文書傳達這樣一個理念：文化遺產非常重要。”
第一次海灣戰爭（1990年—1991年）之前，有關部門已經給那些主要的遺址安排了資金。文化遺產專家帕特裡克•博伊蘭（Patrick Boylan）說：“五角大樓成立了一個頂級的國際咨詢小組，確認史前、歷史和基督教的遺址，並努力保護它們。”
但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國防戰略家們“誤判”了整個形勢。波伊蘭（Boylan）稱，那些負責美國國防戰略的人以為伊拉克人歡迎他們入侵巴格達，並推翻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m）政權，於是忽略了專家們針對文化遺產和軍事計劃提出的意見。
2003年，美國和波蘭軍隊在古巴比倫遺址上建立了軍事基地。這個問題更復雜了。這是“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所在地，薩達姆本想將此處建成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場所，讓自己能與“傳說中的先王們”齊肩；所以這裡已被他毀得亂七八糟了。美軍來到這裡，並不是想蓄意破壞文化。但他們承認，他們在這一團糟中也有責任。
有時候，某些東西越有價值，就越容易成為攻擊目標。
波伊蘭說，從20世紀可以看出，針對像征文化認知事物的蓄意攻擊行為越來越多，“經常還伴隨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
2001年，塔利班蓄意炮轟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Bamiyan Buddhas），震驚世界。
當時，塔利班說這些雕像代表著偶像崇拜行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他們說：“有什麼大不了的。這些雕像只不過是泥塑石刻的玩意罷了。”這些雕像雕刻於6世紀，當時巴米揚是一個佛教聖地。
可國際社會並不認同。對此，塔利班分子辯解稱，在阿富汗人急需人道主義援助的時候，還有人花那麼多錢去保護雕像。塔利班表示：“如果你們要用經濟制裁摧毀我們的未來，就沒有資格關心我們的文化遺產。”
全球歷史遺產基金會（Global Heritage Fund）的溫斯•邁克爾（Wince Michael）說：“攻擊這些遺址，往往意味著攻擊族群特色和族群文化。兩種文化間的衝突似乎更為重要，所以人們想要摧毀這些身份的像征。”
但是，有人想摧毀藝術，也有人不惜犧牲生命去保護藝術。
1944年，英國外交官哈羅德•尼科爾森勛爵（Sir Harold Nicholson）稱，對具有“重大藝術價值”的作品，必須特事特辦。他說：“我堅定地認為，絕對應該保護這類作品，避免它們遭受毀滅的厄運；甚至為了保護它們，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今年早些時候，伊斯蘭武裝分子逃離馬裡的歷史古城廷巴克圖（Timbuktu）時，他們放火燒了一所圖書館。該圖書館收藏了數千部價值連城的手稿，內容涵蓋宗教、法律、文學和科學。那些看管這些古籍的人采取了一個古老辦法；數百年來，這個辦法屢試不爽——把書帶回家保管，讓它們安然無恙——不管要冒多大的風險。
納粹收繳文化遺產的時候，無論是打算將其送往規劃中的族滅博物館（Musuem of an Extinct Race），還是將書籍付之一炬，或者放在囚禁反對第三帝國理念的人的集中營裡，都有人就像馬裡的圖書管理員一樣，與納粹對抗。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只為確保“過去”不被摧毀。
廷巴克圖的很多古籍都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沒有像人們擔心的那樣被毀滅。
這些人中就有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二戰期間，面對迫害，她從一個猶太少女的角度，努力記錄下這段歷史。有關毀滅文化淵源的內容，人們認為《安妮日記》是最重要的記錄之一。
盡管書未出版，伊人已逝，但她的想法依舊警示世人：
“人們的心中有一種焦慮和嗔怒，於是去摧毀，殺戮，謀殺，直到全人類經過翻天覆地的變化。沒人躲得過；戰爭不可避免；現在建成的、耕耘的、撫育的所有一切，都會被毀滅和扭曲；再然後，人們定要從頭再來。”（來源：中國日報網 歐葉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