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自殺原因 識別潛在自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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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全世界每年有幾百萬人試圖自殺 自殘者用刀割自己時可能會下手越來越重,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疼痛的感覺,而且沒有意識 到這種行為可能是致命的。 自殺的男性往往選擇更致命的方式。他們對准自己的頭部開槍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兩倍 在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下安裝防護網可以防止自殺者從這座著名的大橋上跳下去。 無所畏懼 ● 每年,全世界有幾百萬人試圖自殺 ...

全世界每年有幾百萬人試圖自殺

自殘者用刀割自己時可能會下手越來越重,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疼痛的感覺,而且沒有意識 到這種行為可能是致命的。

自殺的男性往往選擇更致命的方式。他們對准自己的頭部開槍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兩倍

在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下安裝防護網可以防止自殺者從這座著名的大橋上跳下去。

無所畏懼

● 每年,全世界有幾百萬人試圖自殺,其中有近100萬人自殺成功。在中國,自殺已經成為15 ~ 34歲青壯年的首要死因。

●由精神疾病導致的死亡動機,僅僅是自殺的部分原因。要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人們需要有執行自殺計劃的決心。這種決心取決於諸多因素,例如衝動、無所畏懼、能夠忍受疼痛等。

●最新研究顯示,無所畏懼是有條件的:有疼痛體驗的人,無論是被他人虐待還是自虐,都會逐步提高對不適感的忍受能力,他們通常對自殘的念頭也習以為常。

●有時候由酒精或者其他物質導致的較弱的衝動控制能力,也可能會引發自殺行為。

埃麗卡•埃爾南德茲(Erica Hernandez)在18歲時曾試圖自殺,而且還試了兩次。家庭問題讓她極為抑郁、痛苦不堪。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先是吞下了“家裡的每一粒藥丸”,後來又企圖酗酒致死。或許因為運氣好或者不夠果斷,她的行為還沒有極端到足以使她喪命時,救援就到了。現在已經 31歲的埃爾南德茲最終在教會以及一個親子心理治療小組找到了“平靜”。

每年,全世界有幾百萬人試圖自殺,其中有近 100萬人自殺成功。在美國,自殺是排名第 11位的死亡原因,在 15~ 24歲的青少年中,自殺排名第三。而在中國,自殺已經成為 15~ 34歲青壯年的首要死因。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傷害研究與政策中心近期發布了一篇報告,涵蓋了 1999年到 2005年的數據。根據這份報告,近 10年來,美國的自殺率首次出現增長,這主要是因為 40~ 64歲的白人自殺行為增多。現在經濟危機又為這一問題推波助瀾:2009年 4月,美國抵押貸款融資巨頭房地美(Freddie Mac)首席財政官自殺身亡,與此同時,許多在經濟危機中破產的人也選擇了自殺。2005年開通的美國政府全國預防自殺求助熱線的求助電話記錄數據顯示,2009年 8月有 57 625個求助電話打進來,而 2008年 8月這一數字為47 191。

緣何如此?研究人員正在進一步完善傳統的觀念:哪些人是具有頑固自殺念頭的高危人群,如何預防這類人群的自殺行為。確切地說,研究人員發現死亡的動機,無論是抑郁還是其他與生活環境相伴隨的心理障礙,都只是自殺的部分原因。“事實上,每一個自殺的人在終結生命的時候都有心理障礙, ”《為什麼要自殺》(why people die by suicide)和《有關自殺的神話》(myths about suicide)兩本書的作者、美國佛羅裡達州立大學心理學家托馬斯•E•喬伊納(Thomas E. Joiner)說,“但仍有上千萬有心理障礙的人並沒有自殺”。是什麼阻止了他們自我了斷呢?

光有死的想法並不足以導致自殺。要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人們需要有執行自殺計劃的決心。這個決心取決於多種因素,例如無所畏懼、能夠忍受疼痛、衝動行事等。最新研究顯示,這種無所畏懼是有條件的:有過疼痛體驗的人,不管是被他人虐待還是自虐,都會逐漸提高對不適感的忍受能力;他們也習慣了受虐的念頭。他們的冒險嘗試也會導致自殺。有時候由酒精或者其他物質刺激所導致的較弱的衝動控制能力,也可能引發自殺行為。

“從來沒有人會單單因為一件事就去自殺, ”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服務局(U.S.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自殺預防部的首席公共健康顧問理查德•麥基翁(Richard McKeon)說:“大部分失業者或者流離失所的人都沒有自殺。”但如果他們感到非常羞愧和無助,並有了結束生命的決心(有人稱之為勇氣),他們也許就會發現自己正處於危險的自殺風暴之中。

專家正在用這個有關自殺風險的新理念來鑒別最有可能自殺的人群,進行預防性治療。同時研究人員也開始重新關注那些使自殺行為難以實施的干預措施。

悲傷信號

平均而言,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大腦右半球皮層變薄28%。這個大腦結構特征可以作為預測抑郁的信號。

長久以來,自殺研究者都傾向於研究那些使人們感覺想一死了之的社會因素和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但是現在,他們又發掘了一些新的線索,幫助他們鑒別已經失去活下去的勇氣並最有可能實施自殺計劃的人群。其中一個風險因素就是家族史。在 2002年一項針對 4 262名丹麥自殺者進行的研究中,丹麥奧胡斯大學的秦萍和同事認為,有自殺家族史的個體自殺風險會提高 2.5倍。美國女作家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她將自己的頭塞進了煤氣爐中)的兒子尼古拉斯•休斯(Nicholas Hughes)在 2009年用雙手向世人證實他遺傳了母親的傾向:他自縊身亡。

最近一項研究結果令人矚目,揭示出重度抑郁在解剖學上的警告信號,因此這也成為了未來死亡欲望的征兆。200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以及紐約州立精神 病學院的精神病學家布拉德利•彼得森(Bradley Peterson)利用磁共振掃描技術對比了 66名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以及 65名沒有此類家族史的人的大腦結構。結果顯示,平均而言有家族史的人大腦右半球皮層平均薄了28%。而且,重度抑郁患者的後代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大腦中 出現了這種結構變化,最早 6歲就已經出現了。

變薄的大腦皮層可能會擾亂人們注意以及詮釋社會和情感線索的能力,從而增加抑郁的風險。彼得森說:“右半球的腦皮層越薄,人們遭遇的認知問題就越多,例如 對社會刺激的注意與記憶變差。”他的理論認為,出生在抑郁的家庭會使右腦皮層變薄,但他不確定是基因的原因還是環境的影響;變薄的皮層反過來會導致個體不 能正常地加工處理社會刺激、人際關系出現障礙、抑郁,以及最常見的自殺。

人際障礙往往會導致自殺。2009年 8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48歲的喬治•索迪尼(George Sodini)在健身俱樂部殺死 3人後自殺。在他的個人網頁上,他抱怨多年來 死亡的意願並不足以導致自殺行為。要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人們需要有執行自殺計劃的決心。理查德•麥基翁認為, “從來沒有人會單單因為一件事就去自殺”。

致命的經歷

自殘的人因為習慣了疼痛和受傷的感覺,所以更有勇氣執行自殺計劃。

過去幾年來,研究人員探索自殺原因的線索並沒有局限在精神疾並個人問題以及其他死亡動機等方面。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馬修•諾克(Matthew Nock)認為,重度抑郁是自殺念頭最強有力的一個預測指標——不過對於那些真正“嘗試自殺”的人來說,重度抑郁並不是有力的預測指標。研究自殺的科學家目前正在研究自殺行為的誘因:是什麼導致人們傷害自己?

2000年,美國佛羅裡達州的約翰•布萊克韋爾德(John Blackwelder)因為戀童癖(pedophilia)被囚禁,他想自殺,但因為太害怕而放棄了。最後,他勒死了同獄一名已經定罪的殺人犯雷蒙德• 威格利(Raymond Wigley),試圖以此獲得死刑。他的策略奏效了:2004年 5月 26日,佛羅裡達州通過注射處死了 49歲的布萊克韋爾德。喬伊納解釋說:“他想自殺,但又下不了手,於是他就想辦法讓佛羅裡達州政府來幫他完成。”

跟其他許多案例一樣,這個案例中缺少了一 個重要的因素:無所畏懼。任何一個人,無論他(她)多麼渴望死亡,但如果因為太膽小而做不到故意傷害自己,他(她)真正嘗試自殺的可能性就不大。是什麼原 因使人有足夠的勇氣敢於嘗試自殺呢?其中一個答案是經驗。喬伊納認為:“任何使人們習慣疼痛、受傷或者死亡的經驗,都有可能使他們越來越無所畏懼。”這類 危險的、恐怖的——同時使人們更加無所畏懼的——實踐經驗包括靜脈藥物注射、非自殺性的自我傷害以及不成功的自殺嘗試。

確切地說,如果反復接觸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人們就會更容易產生自殺的念頭。在 2008年《咨詢與臨床心理學》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的摘要中,喬伊納和同事寫道:“疼痛和刺激性的體驗,包括曾經的自殺嘗試,會幫助人們提高自我傷害的能 力。”

其他形式的自我傷害行為可能同樣會為自殺做好准備。在 2008年秋季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法國巴黎聖安妮醫療中心的研究人員分析了 26年的相關文獻,以調查自殘(self-mutilation)與自殺之間是否存在關聯,以及存在怎樣的關聯。文獻內容涉及自殺、自殘(包括刀割、挫 傷、燒燙、撕咬、撞頭等)以及邊緣性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精神病學診斷概念,表現為情緒、人際關系以及行為的不穩定)。他們報告稱,BPD患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會故意傷害自己,5%~ 10%的人死於自殺,這一比例比普通人群高 400倍。這個結果暗示,自殘,尤其是 BPD患者的自殘行為,是導致自殺的一個危險因素。作者寫道,存在這種相關性的原因可能包括自殘者不斷增長的攻擊性,以及對自己行為致命性的低估。

實際上,即使一個人並沒打算自殺,對疼痛和傷害無所謂的態度也可能致命。美國布朗大學的心理學家雪莉•延(Shirley Yen)認為,大多數自殘的人其實並不想自殺,但諷刺的是,他們想通過這種方法讓自己感覺更好一些。延解釋說,在某些案例中,身體上的疼痛可能緩解了精神 上的麻木;在另一些案例中,這種疼痛蓋過了心理上的疼痛。但接下來,自殘者偶爾會走向極端——對自己的傷害越來越嚴重,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受傷的感覺—— 卻低估了死亡的風險。有時候這種行為就會以悲劇收常

忍受疼痛

更強的疼痛忍受能力與衝動的性格,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采取最致命的 手段自殺。

暴力虐待也會使一個人對疼痛和傷害習以為常。在2007年發表的一項回顧性研究中,喬伊納和同事分析了美國國家共病研究數據(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data),發現有跡像顯示,相比非暴力的性虐待和語言虐待,童年時期遭遇的暴力性虐待和身體虐待更應該被視為導致將來自殺的高危因素。哈佛大學的諾克在 談及喬伊納等人的工作時指出,“被虐待以及自虐的人可能已經習慣了疼痛的感覺,所以他們能夠將自殺的想法付諸行動” 。

這樣的一些經驗甚至可能蝕刻入大腦。在 2009年的一項研究中,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遺傳學家摩西•西夫(Moshe Szyf)和同事證實,童年時期遭受虐待的自殺者大腦細胞 DNA上似乎產生了獨特模式的遺傳外 標記(epigenetic mark)。這些研究突顯了受虐經驗和自殺行為之間的生物學聯系,盡管這些後天形成的變化是否能夠引起抑郁或者自殺的勇氣,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們還不清楚。

還有些人因為經歷過其他形式的困難而能夠堅毅地面對自殺。厭食症(anorexia)患者通常比飲食習慣健康的人自殺風險更高,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更能忍受 飢餓引起的痛苦。同樣地,其他自殘者(比如用刀割傷害自己的人)也因為更能忍受疼痛而面臨著更高的自殺風險。在 2008年針對厭食症患者自殺的 9個案例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喬伊納和合作者總結道:“神經性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患者可能在病痛折磨的過程中適應了痛苦的體驗,因此能夠采用非常致命的方式自殺。 ”《情感障礙》期刊 200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稱,一位厭食症患者進入加油站的公共休息室,用毛巾塞住了通風口和門下,然後點燃了垃圾桶。兩個小時之後被人發現時,她已經死於 一氧化碳中毒。

其他飲食障礙也可能導致自殺,當然這也與抑郁症有關。美國州立韋恩大學社會學家史蒂文•斯塔克(Steven Stack)表示,飲食障礙患者比飲食正常的人自殺風險高 23倍——根據這一統計數值,似乎相比抑郁,飲食障礙能更好地預測自殺。

對疼痛更強的忍受能力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自殺成功。對傷痛更強的承受力以及更強烈的求死之心,可以使男性采取最致命的自殺手段。研 究顯示,相比藥物自殺,男性更青睞用手槍結束生命。2009年 2月,有研究人員報告稱,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向自己的頭部開槍。在1997年到 2005年間發生在密歇根州韋恩郡的 807起槍械自殺案中,斯塔克與同事調查發現,開槍射擊自己頭部自殺的女性人數是男性的一半。對疼痛和毀容的擔心,以及較弱的死亡決心,使女性較少使用如 此致命的武器自殺。

往往男性比女性更衝動,這也加劇了自殺問題。畢竟,釋放壓抑使自殺的計劃更容易實施。情緒失控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物質濫用,例如酒精。酒精很容易使人失控, 過度飲酒的人自殺風險很高。事實上,《美國精神病學期刊》200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酗酒者被診斷為酒精中毒之後,有 4.5%的人在 5年之內試圖自殺。其他研究也顯示,尋求治療的酗酒者中,有 40%的患者報告稱,他們曾試圖自殺——這一數字比一般人群高6~ 10倍。“他們用酒精給自己壯膽來實施自殺計劃,”黑茲爾登成癮治療項目的首席醫療長官馬文•塞佩萊(Marvin Seppala)如是說。這一非營利性項目設置在明尼蘇達州、俄勒岡州、伊利諾伊州以及紐約州。

衝動的性格可能會在心理上有助於人們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一個人衝動,他就會覺得自己經常處於令人痛苦或富於挑釁的情境中,”喬伊納說,“這些情境反過 來會使他適應痛苦和恐懼。所以一旦當他有了死亡的欲望,他就不會害怕自殺。 ”(不過喬伊納也提到,由此導致的自殺並非衝動而為,而是有計劃的行動。)

當然,衝動僅僅是導致自殺的部分原因 ——有些人認為它只是一小部分原因。2009年,美國布朗大學的研究人員報告稱,比起在衝動性中得分更高的人群,在恐懼、憤怒和壓力等負面情緒中得分高的 人更有可能嘗試自殺。然而,衝動性可能和其他這些特征共同作用,從而增加了個體自殺的風險。

解決方法

消除人們自殺的動機,並為自殺行為設置障礙,可以有效減少自殺事 件。

死亡動機和執行死亡計劃的勇氣是自殺行為的兩個必要因素。專家稱,要防止這種可怕結局的出現,就要與這兩個因素作鬥爭。針對第一個因素,美國聯邦政府想要 從青少年入手。2009年,美國物質濫用與精神健康服務局發起了LAUNCH(Linking Actions for Unmet Needs in Children’s Health,兒童健康中未滿足需求的聯合行動)項目,旨在促進 8歲以下兒童的生理、心理、社會和行為健康。這個項目以處境危險的兒童為目標,無論他們是否遭受抑郁的折磨,都要致力於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

大腦右半球皮層變薄是識別兒童將來可能出現抑郁症的一種方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彼得森研究小組正在將這種方法用於早期診斷有抑郁症家族史的個體。彼得森 說:“除了出生在一個抑郁家庭以外,沒有其他檢驗方法比查看大腦皮層更適用了。”他還補充道,有這種大腦結構的人一生中遭遇抑郁的可能性有80%。因此, 這些人或許應該接受預防性的藥物治療或者心理治療。

健康護理培訓人員在防止抑郁引發的自殺方面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德國紐倫堡,一個小組通過培訓抑郁初級護理醫師,並鼓勵他們將有自殺意向的人帶入急診 室,減少了自殺事件的發生。考慮到成癮問題可能會提高人們自殺的風險,許多專家也建議培訓自殺方面的成癮治療專業人員。

同樣,患有飲食障礙或者具有飲食障礙風險的年輕人也需要專門的自殺治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研究員、本特利大學健康經濟學和風險行為學專家達維爾•達瓦(Dhaval Dava)認為,當前扭曲的體型審美觀往往殘害著青春期女孩,矯正這種審美觀將對預防可能導致自殺的疾病大有裨益。此外,飲食障礙患者中有 1/4的人有自殘行為,他們應該受到警告:他們很有可能會意外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其他一些方法沒有改變人們的生存欲望,但也防止了自殺行為。嚴格限制酒精使用的法律似乎降低了自殺率。在 2009年《美國公共健康期刊》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研究者威廉•普賴德莫爾(William Pridemore)和同事發現,斯洛文尼亞頒布了一項新的政策限制酒精銷售的時間和地點,並規定飲酒的最小年齡為 18歲,此後這一地區男性和女性的自殺率都顯著下降。

使自殺難以實施——減小所謂致命手段的接觸範圍,也能夠降低自殺的發生頻率。在 2007年的一篇研究綜述中,丹麥哥本哈根的精神病學家發現,嚴格限制槍支、家用天然氣、汽車尾氣中的有毒氣體、巴比妥酸鹽(barbiturate)等 的使用,與自殺率的降低有關。1998年,英國通過法案,規定普通商店中銷售的乙酰氨基酚每包最多只能含 16片,藥店銷售的乙酰氨基酚每包最多只能含32片。此後,由於過量服用非處方藥物而中毒身亡的情況減少了。

設置物理障礙也可以降低自殺的發生頻率。如果在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下設置防護網,人們就不能跳橋自殺。多數人也不會轉而選擇另一種自殺方式。美國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馬克•賴內克(Mark Reinecke)說:“大多數人是不會執行另一套自殺方案的。”在無味的天然氣中添加難聞的化學物質,可以避免人們因吸入過量氣體而死亡。《柳葉 刀》(Lancet)雜志2009年 4月發表的一篇綜述顯示,當英國供應的燃氣從有毒的煤氣改為無毒的北海天然氣後,英國的自殺率顯著下降(20世紀 60年代初,煤氣是英國最常用的自殺手段)。

這些措施非常重要,畢竟我們不可能識別並阻止每一位有自殺風險的人。盡管一個科學工作小組已經提出了一系列的危險征兆,但延說:“我們還不能很好地預測自殺行為或自殺企圖。”(見下圖。)

識別出潛在的自殺者,對防止他們實施自殺計劃至關重要。美國猶他大學社會學與行為科學學院院長戴維·拉德(David Rudd)認為,盡管抑郁使人們長期處於自殺的危險中,但某些獨特的行為舉止標志著他們很快就會采取行動結束自己的生命。拉德領導的由美國自殺協會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組成的聯合工作小組列出了一系列最顯著的自殺信號,其中包括:

■ 處理好事務:更改遺囑可能是為死亡做准備。

■ 行為魯莽:人們可能通過高速駕駛或者闖紅燈來顯示求死的決心。魯莽行為逐步升級說明他們是真的不想活了。

■ 情緒變化劇烈:從一種消極情緒突然轉變為另一種消極情緒,比方說從極端低落突然轉變為焦慮或不安。

■ 討論自殺:多達85% 的自殺者在自殺前都曾告訴某人他們自殺的計劃,或者在詩歌、歌曲或者日記中表達他們的想法。青少年甚至會留下日記給父母或者老師看。

■ 認為自己沒有價值:尤其是受虐者經常感到無助和慚愧。

■ 喪失生活的興趣:當一個人不再關心曾經對他非常重要的活動或者事件時,這種空虛感就是抑郁加重的一個信號。

埃爾南德茲不願看到女兒謝雷妮蒂(Serenity)出現任何自殺征兆。每周,她和一歲的謝雷妮蒂都要參加一次親子心理治療小組;她們還參加了紐約蒙特菲爾兒童醫院的健康項目,這一項目致力於從生命早期開始預防高危家庭成員的精神障礙。項目負責人、兒科醫生拉希爾•布裡格斯(Rahil Briggs)說:“甚至有兩天大的嬰兒來參加我們的項目,我們要做的就是預防、預防、再預防。”

本文作者:

卡倫•施普林根 曾為美國《新聞周刊》記者,現執教於美國西北大學梅迪爾新聞學院,為多份出版物撰寫過文章。

本文譯者:

許燕,博士,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院長、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建設研究院副院長。專業領域為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心理測評與心理咨詢。研究領域為工作壓力 與心理調適、災後心理重建與心理健康教育、青少年人格發展與教育、領導干部心理健康調適與測評、大學生自殺鑒別與干預、價值觀、心理綁架等。出版著作教材 2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 1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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