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煒著泠風執筆作者簡介：趙煒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長期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擔任秘書，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遼寧省新民縣人，1951年參軍，1954年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1955年調至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先後任干事、秘書，1965年起任鄧穎超的生活秘書。1983年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屆政協委員，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理事、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及紀念館顧問。著有回憶錄《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等著作。
1925年，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期間留影。鄧穎超身為革命家，但同時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女人。和大多數結了婚的女人一樣，鄧穎超也渴望著能成為一個母親，為此，新中國成立後的她雖然已經40多歲，但還曾去過協和醫院請著名的婦科專家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因為當時鄧穎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對待，認為是她不太可能會再有孩子。後來，當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鄧穎超後，曾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輸通，說這樣有可能會生育，但鄧穎超拒絕了，她認為自己已經40多歲，也不想再麻煩大夫，遂就放棄了自己做母親的心願。後來，在與趙煒的談話中，鄧穎超曾懷著很惋惜的心情告訴她，若不是因為自己當年的不慎，她可能也會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延安鄧穎超第一次懷孕在西花廳裡，工作人員都知道周總理和鄧大姐特別喜歡孩子。他們休息時常把一些同志和親屬的孩子找來玩一玩，和我們工作人員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兒子趙珂和女兒趙琦就都和周總理和鄧大姐很親。沒事的時候，鄧大姐常念叨著百姓中流傳的一句老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她總是說我：“你看你，一兒一女多好呀。”“大姐，那您不是賽仙家嗎”我寬慰她。鄧大姐笑了：“仙家虛無飄渺，還是一枝花實在呀。”“其實呀，我也差點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鄧大姐和我談起孩子感慨地說：“我們當年也曾有過兩個孩子，如果都活著比你還大幾歲呢。”趁著鄧大姐那天情緒好，我就讓她講講孩子的故事，鄧大姐便慢慢傾吐出她早年失去孩子的經歷。鄧大姐第一次懷孕是在1925年10月，當時她剛結婚不久，周總理率領東征軍去了汕頭，她留在廣州工作。“那陣兒我上班總惡心嘔吐，剛結婚也不知為什麼，就去醫院檢查，結果醫生說是懷孕了。”聽到自己懷孕的消息，鄧大姐心裡很慌亂，丈夫東征走了，母親也不在身邊，她自己協助何香凝做婦女工作，才打開一點局面，哪有時間帶孩子呀。想來想去，鄧大姐就自作主張去街頭上買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藥吃了，想悄悄把胎兒打下。誰想到，那中藥藥性很強，她吃了後一個人痛得在床上打滾，雖然心裡害怕也不敢對人說，只是請了一個星期的病假。後來，楊媽媽從天津來到廣州嚇了一跳，當她得知女兒自己打胎之後，實在忍不住就責備鄧大姐不懂事又不愛惜身體，“這麼大事也不同恩來商量”。好在楊媽媽懂中醫，就一直在飲食上多加調理，這樣鄧大姐的身體才好了一些。到了11月，鄧大姐被派到汕頭一帶開展婦女工作，與周總理重逢，對於當時的情況她是這樣回憶的：“一見面，恩來就看出我臉色不好，馬上問我怎麼啦，我不得不告訴他自己懷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來聽後大發脾氣，他指責我是形而上學，怎麼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對立起來。他說，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屬於國家屬於社會，你有什麼權力把他隨隨便便地扼殺？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可你又隨便糟蹋自己，不愛惜身體，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他還說，為了革命，我們隨時要有流血犧牲，但是決不允許糟蹋自己的身體，你要打胎，也該事先和我商量一下，聽聽我的意見嘛，怎麼這樣自作主張，輕率從事。說實話，在後來幾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沒見過恩來發那麼大的火兒，我知道是自己錯了，就向他承認自己的輕率和幼稚，後來他也不生氣了，還反過來安慰我要多注意身體。”講完這段往事，鄧大姐沉思了一會兒，緩緩地說：“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從她的口吻中，我感覺出了一點點懊悔，但一時又想不出用什麼樣話安慰她。
1940年，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15周年合影鄧穎超第二次懷孕“我第二次懷孕時快生產時恩來又不在。”過了一會兒，鄧大姐又接著講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經過。她是1927年3月的預產期，在這之前，周總理已於前一年的12月調到上海工作，鄧大姐因為要分娩，就暫留在廣州，她母親也特意從梅縣的中學回來照顧她。鄧大姐還清楚地記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產的——那一天正好是周總理在上海領導工人進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的日子。因為胎兒過大又是難產，三天三夜也沒生出來。當時還沒有剖腹產一說，醫生同楊媽媽商量後用了產鉗，結果孩子的頭顱受到傷害，剛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個男孩兒，近10斤重，他如果活著比你還大幾歲呢。”鄧大姐說著拍拍我的肩膀。鄧大姐產後身體一直很弱，本來她想在醫院裡多養幾天，然而，十幾天後，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緊接著，廣東軍閥也開始大規模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鄧大姐她們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還有三位同志被捕了。還好，在搜查前，周總理剛剛寄給鄧大姐的一份電報被工友收起來，後來他把那份電報送到了醫院。鄧大姐當時在醫院裡什麼情況也不知道，只是聽到馬路上警車呼嘯，她讓母親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電報的工友。廣州無法呆下去了，鄧大姐和母親決定按照組織和周總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廣東省的國民黨政要多半都認識大姐，她必須盡快離開醫院，否則軍警很快就會來搜查。要想安全離開醫院是個難題，後來鄧大姐是在德國教會醫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醫生幫助下在醫院藏了兩天，在軍警搜查之後化裝成醫院的護士，乘著德國領事館的小電船離開廣州先到了香港，臨行前，還是張治中給了陳賡一些錢讓他想法轉給鄧大姐當路費。從香港到上海，鄧大姐又經過幾天的海上顛簸，等她找到周總理時，人已是虛弱的不行。後來，鄧大姐在一家日本人開的醫院住了兩個星期，日本醫生給她檢查說因為產後過度疲勞，她的子宮沒有收縮好，今後可能不會再懷孕了。果然，從那次以後，鄧大姐就再也沒有受過孕，戰爭年代使她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