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土生土長，自幼和北京古城有緣。上小學時，經常在梁家園西牆的遼太後城爬上爬下；初中在十四中，每天都要經過老牆根那熙熙攘攘的小市。喜歡交游，愛好廣泛，京劇、中醫、胡同、傳統文化略有涉及。高中畢業時曾有志報名考古專業，奈何那年人家不招生，便充數於地理系。
工作後偶然碰上《北京市地名詞典》條目調查編輯的事，遂念念不忘，也寫過幾本小冊子。現在摻和點地理學會的閑事，高興寫點胡同的事，依然樂於和知己朋友到處轉來轉去。
◎坊巷鉤沉◎
“水井假說”遭到質疑
近年來，隨著對胡同研究的深入，珍藏古籍和考古成果不斷被發掘，“水井假說”遭到質疑。比如“假說”認為，北京地名中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元代用蒙語稱井為“胡同”的證據。事實上，“四眼井”指井有四個井口，在元朝以前已存在。如杭州的四眼井、六眼井，為唐鄴侯李泌所開六井之一；安徽池州市“包公井”，又稱四眼井，浚於宋代包拯任池州知州時，以上城市中的四眼井均在元以前得名。四眼井還是宋代標准的水井形式，在建元前300年已繪入《清明上河圖》中。可見，這些地名與蒙語沒有關系。
在北京歷史上，最早對胡同進行介紹的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張爵編寫的《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
《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記述了明北京五城33坊的名稱、位置和各坊的街巷胡同。在這本書自序裡，張爵特別敘述了自己編寫的過程，“予見公署所載五城坊巷必錄之，遇時俗相傳京師衚衕亦書之，取其大小遠近，采葺成編”。由此印證這樣一個事實：張爵雖收集北京的胡同，但卻不是胡同二字的創始人，只說明從明代開始，才把流傳在坊間的胡同記載到文書裡，使胡同成為正式行用的街巷名稱。不過明代胡同的寫法，比現在復雜，在胡和同這兩個字外面都加有“行”字，寫成“衚衕”，表示胡同是可以讓人隨意行走的小巷。直到清末，因衚衕兩個字寫起來不方便，才有了簡寫的“胡同”。
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在蒲黃榆發現了張爵和他妻子王氏的合葬墓，同時出土了長達1200多字的墓志銘。根據墓志銘記載，張爵字天錫，別號省庵，又號竹坡，生於成化十一年(公元1485年)，卒於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他本人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正德年間張爵充興王府書辦，興王朱厚熜被立為皇帝後，以張爵“扈駕有功，書辦年久，升錦衣衛，實授百戶”。此後，張爵一直任職錦衣衛，由百戶而升千戶、指揮檢事、指揮使，曾在錦衣衛東司房理刑，以緝捕功升指揮眾事提督像房。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以後，張爵“掌街道房事”，專管京城坊巷街道。
張爵是北京人，又專管京城坊巷街道的事情，可以說是研究街巷胡同的絕對權威，也正因為他這身份，才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機要資料。所謂“見公署所載五城坊巷必錄之”，表明這些資料都出自錦衣衛街道房的檔案材料。
據明清學者考證，“衚衕”是南方“弄”的音變；“水井假說”認為“衚衕”來自元《析津志》裡的“衖通”，是蒙語“水井”的漢字表音。現在的問題是，“衚衕”兩個字來自何處。據明清學者考證，“衚衕”是南方“弄”的音變。“文革”後期，有人提出“水井假說”，認為“衚衕”來自元《析津志》裡的“衖通”，“衖通”是蒙語水井的漢字表音，到張爵時才造出衚衕二字。
說到蒙語井的讀音，與漢語胡同的發音也沒有相似之處。元世祖忽必烈時，命人編撰的蒙漢對譯辭書《至元譯語》地理門裡，蒙語“井”曰忽都；明洪武二十二年（1382年）所編諸番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辭書《華夷譯語》中，蒙語“井”曰古都黑。我到內蒙古、東北、新疆等地采訪專家和牧民得知，現代蒙語井的發音是忽都格。無論元明時的忽都、古都黑，抑或現代的忽都格，蒙語井的發音都不可能變成胡同。
◎發現城事◎
“水井假說”把“衖通”釋為蒙語顯然錯誤
“衖通”是吳音方言“弄”。在《析津志》裡，從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說”把“衖通”釋為蒙語，顯然錯誤。
《析津志》纂修於1340年以後，作者熊夢祥，元末江西人，曾任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遼太宗時，升唐幽州城（今北京西南）為南京，又稱燕京，開泰元年（1012年）改稱南京析津府。熊夢祥用析津為書名，表明書中的內容，包括了金元以至遼代的文化情況。本書是現今發現最早記述北京地區歷史地理的著作，對金中都和元大都的城垣街市、官署坊巷、廟宇古跡、歲時風俗等，都有翔實的記載。
《析津志》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街道分大街、小街、火巷、衖通四等，除街為全國通用外，火巷和衖通,都使用了南方街巷的行用名。火巷，是南方普遍使用的街巷通名，宋金交兵時創於南宋，既為防火而設，也方便作戰用兵。那衖通是什麼呢？衖通是吳語方言“弄”。《徐霞客游記·楚游日記》：“東下一級，復值潤底，已轉入隘關之內矣。於是辟成一衖通。”在衖通下特別注明“弄”，小巷之意。《漢典》：“弄（方言）小巷，胡同：弄堂，裡弄。”
原來，古代巷、衖不分，都是巷字。南北朝（420-589年）時，出現了衖的南音“弄”。在《南齊書》本紀中，記錄了公元494年，東昏侯被弒西弄一事。“弄”的古字作“衖”，吳音念“弄”。南方對弄還有幾種雙音字叫法，一是在弄的前面加裡，稱小巷為裡弄；另是在弄的後面加唐，稱小巷為弄唐，或稱弄堂、衖堂、衖通。無論叫弄、裡弄、弄唐，或弄堂、衖堂、衖通，也不管它是單音字、雙音字，約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這是小巷，說的都是“弄”。
在《析津志》裡，從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說”把“衖通”釋為蒙語，其錯在何處，已不言自明。
在明《老乞大諺解》中，已使用“衚衕”二字，比明《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早77年。
筆者從1980年起，參加《北京地名志》的調查和條目編寫，一直對胡同溯源探求。令我慶幸的是，收藏到了汪維輝先生編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在該書的古本《老乞大》影印本中，竟讓我找到了張爵以前“衚衕”的寫法。
《老乞大》出書於高麗朝末期，即中國的元末，是朝鮮時代最重要的漢語教科書之一。“乞大”指中國，據說意為契丹，原指建立遼國（916-1125年）的契丹人，金滅遼後，契丹便成為中國或中國人的代名詞。“老乞大”就是老中國通的意思。該書采用對話方式，記述了幾名高麗客商與中國王姓的遼陽人結伴去元大都（今北京）做買賣的過程。明朝建立後，漢語發生變化，遵照李朝國王的指示，於1483年邀請明朝使臣葛貴等對古本《老乞大》進行修改，由朝鮮語言學家崔世珍作出諺解，並在1507-1517年間刊行，是為《老乞大諺解》。在《老乞大諺解》中，已使用“衚衕”二字，比明《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早77年。
1998年，韓國發現了元代古本《老乞大》，竟讓我找到了明以前“衚衕”的寫法，是漢語“胡洞”。
1998年，韓國慶北大學南權熙教授在整理大邱市一位私人藏書家的藏書時，發現了明使葛貴修改前的元代古本《老乞大》。該書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語，證實元人用漢語說話，元人語是漢語，對研究元代漢語和社會具有重要價值。書裡稱本國為“高麗”，北京稱“大都”，遼陽稱“東京”，胡同為“胡洞”。《老乞大》中“胡洞”的發現，為“胡同”一名源於漢代巷的讀音“胡洞”，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同時，也解決了“胡同”一詞，由古代巷的讀音“胡洞”，到俗語“胡洞”，再到明代正式定名的“衚衕”、清末簡化為“胡同”的演變過程。
對照元明兩個版本，明顯看出“衚衕”的早期寫法是“胡洞”。《老乞大》中還記有“過的義州，漢兒田地裡來，都是漢兒言語”，說明“胡洞”一詞由來已久，到元代時已在華北、東北地區廣泛使用，至少在元代以前幾百年即已出現。另，元版與明版的內容基本相同，但在語音上，由“咱每”變為“咱們”、“恁”變為“你”、“著我”變為“著我”、“胡洞”變為“衚衕”。由此，可明顯看出不同時期北京語言的變化。
◎城市密碼◎
明朝推崇胡同使俗稱升級為名稱
■“胡同”一名源於漢代的“巷”
巷、衖古字通，在我國漢代，“衖”與“巷”同音，都是東部字，念“虹”，有相連暢通的意思。《毛萇詩傳》曰：“虹，胡洞切。”《集韻》：“虹洞，相連也。”
漢以後，“巷”、“衖”的發音有所變化。唐代，“巷”已讀成和今天一樣的巷音，而在華北、東北地區，巷（衖）讀“虹”的古音卻被保留了下來。在遼《龍龕手鏡》裡，依然按古音念巷為閎。《龍龕手鏡》“閎：巷也。”古代虹、閎屬“同源詞”，從西漢到遼長達1200多年，北方延續了巷音“虹”念“胡洞”的古代讀音，逐漸形成了華北、東北地區的俗語方言“胡洞”。
毛萇，西漢趙（今河北邯鄲）人，世稱“小毛公”，相傳是古文詩學“毛詩學”的傳授者。毛萇曾當過河間獻王博士，《嘉靖河間府志》載，河間詩經村西北三裡有君子館村，為毛萇講經處。在“君子館”舊址，曾出土漢磚一方，上有漢墓“君子”二字。毛萇墓旁有崇德裡，元代至正年間，河間官員又在崇德裡建書院。《毛萇詩傳》中，古巷“虹”的切音“胡洞”，和早期“胡洞”的寫法完全一致，證實“胡同”一名源於漢代“巷”的讀音。元明時，蒙語井念忽都、古都黑，明顯與胡同相差甚遠。在元代古本《老乞大》中，井與胡同同在書中存在，也說明井和胡同不是同一詞素，胡同與井無關。
《龍龕手鑒》，原名《龍龕手鏡》，四卷，遼代幽州（今北京西南）法源寺僧人行均編撰。宋人刊刻時，為避趙匡胤祖父趙竟之諱，改為今名。全書收字26430個，比《說文解字》收字10516個多15914個字。《龍龕手鑒》根據當時流行的寫本編輯，收錄大量俗體字，是唐代前後俗體字的總彙。台灣著名敦煌學家潘重規先生研究表明，該書對釋錄宋以前北方普遍使用的漢字和口語俗字，對研究漢字的變遷，特別是釋錄敦煌學中的文字，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遼金時，“胡洞”二字已在北方民間廣泛流傳
遼金時，“胡洞”一詞已在北方民間廣泛流傳。在金末的北曲雜劇（明人稱元曲）中，還出現了由胡同派生出的形容詞，如關漢卿《單刀會》“殺出一條血胡同來”；王實甫《歌舞麗春堂》，“更打著軍兵簇擁，可兀的似錦胡同”等都出自元朝建立前的金中都舊城（今北京城西南）。從胡同到派生出形容詞血胡同、錦胡同，絕非短時期內可以完成的。如，元代前期作家吳昌齡的《老回回探胡洞》劇目；張可久“胡洞窄，弟兄猜，十朝半旬不上街”；陳德和“翻銀漢，戰玉龍，遍乾坤似粉妝胡洞”，也都寫作“胡洞”。
天德三年（1151年），金主海陵王完顏亮下令遷都燕京（今北京西南），派人按北宋汴京（開封）制度增廣燕城，遂改名為中都。此時的汴京，由於商業和手工業迅速發展，由坊巷制取代了裡坊制，重坊輕巷時代得以終結，巷和小巷的地位得到提升。巷坊牆被拆除，已形成開放型街市。據尹鈞科、羅保平等的《古代北京城市管理》，金中都的街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遼南京即唐幽州的舊街巷，當時坊牆在逐漸拆除中；另一部分屬擴建後形成的新街巷。
近年，對金中都城西南部進行實地考察，那裡原是遼南京城外的農田。鑽探結果表明，這裡的街道多是平行等距離的胡同，與北宋汴京的街道胡同相一致，可能是仿照汴京布局。現在宣武區的北柳巷、南柳巷、魏染胡同、果子巷、米市胡同、丞相胡同等均為當時金中都遺留至今的街道和胡同。
■明代胡同的發展，與漢代巷的讀音“虹”有關
北京傳統的巷和胡同歷來不多，明朝僅28條巷，清朝32條巷，到了民國時期也只50多條巷；胡同的數量更少，從唐遼金到元末僅29條，況且還被使用了南方的“弄堂”，“胡同”之說只在民間老百姓中流傳。明朝建都北京後，胡同得到飛速發展。據統計，明朝北京有名的街巷胡同1170條，其中南北城的胡同465條，一下子增加了十幾倍，速度可謂驚人。筆者認為，明代胡同得以大發展，與胡同的讀音“虹”密切相關。
“虹”的切音“胡洞”，不僅和後世的小巷“胡洞”一模一樣，讓人驚訝的是，古代對虹的解釋。《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北方地區“虹”與“閎”的發音“胡洞”，居然預示了大明朝在北京的興起，無怪乎胡同在明朝得以如此迅速的發展。
古代人相信讖語，“明”字隱“日月”同行，此說深得明朝統治者垂青。如北京大明門修好後，永樂皇帝朱棣讓大學士解縉寫個門聯，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日月合為明字，明成祖看了非常滿意，並賞賜給解縉很多物品。類似故事，還被載入史冊，如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至正四年……（道士張中）遇太祖於宿州，時太祖避暑臥大槐樹下，大吟曰：‘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地理穿。’道人聽知，注目大駭。問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貴，他日驗也。”
它如托名諸葛亮的《馬前課》：“日月麗天，其色若赤，綿綿延延，凡十六葉”。日月者明朝，赤者朱，指明代十六主。這類讖語的影響，比沈榜在《宛署雜記》裡編的讖語“元人語”不知要勝過幾千倍。有意思的是，《宛署雜記》裡一至十卷的目錄，恰恰使用了解縉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這十個字，可惜沈榜沒能悟出胡同與明字的關系來，還差點被後人誤釋為蒙古話。
“明朝推崇胡同”的結果，收編了元大都的300多條火巷，不僅壯大了胡同的隊伍，也使胡同的地位從早期“似洞的咽喉小巷”、“手工業作坊的聚集地”、“妓館所在之地”直線上升，一躍成為北京街巷中耀眼的明星。從明朝起，過去不被人重視的胡同，登上北京街巷的大舞台，由時俗相傳的胡洞，正式成為行用的街巷名稱，並統一寫成“衚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