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地震災害，我們能那麼快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是因為我們在地理、資源基礎研究與區域研究方面有長期的積累。能對一些區域的自然條件、自然環境、人類活動、城市狀況等，有個基本的判斷和估計。不只是對這次的震區，即使是在其他地區，相信我們也能為重大自然災害的防災減災工作起到很大作用。有長期相關研究基礎的單位，都可以或多或少發揮這樣的作用。”日前，在回顧抗震救災工作時，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所所長劉毅對《科學時報》記者作上述表示。震後，地理資源所共報送咨詢建議21份，其中20份被《中國科學院專報信息》采用，經中科院進一步上報後，17份被中辦、國辦刊物采用，4份得到國家領導人批示。對於讓人沉痛、難以面對的災區死亡人數與重災區耕地損毀情況等的預估，地理資源所都提供了基本准確的數據。除提供咨詢報告外，他們還積極參與有關部委和科研單位的抗震救災工作，並積極組織專家赴災區開展救災工作。地理資源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研究員組織雷梅博士帶領小分隊自發、自費到震區參與防災減災工作，這是地理資源所深入災區的隊伍之一。劉毅認為，自然災害在中國總的發生頻率有相對的規律。中國環境類型多樣，處在三大階地、東亞季風氣候區上，自然災害容易發生，世界上幾乎所有重大自然災害都會在中國出現。相比之下，歐洲風調雨順，就沒有那麼多自然災害。“現代社會災害程度高，過去不認為是災害的情況，現在都是災害了。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社會愈來愈強調以人為本，對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更為關注，這樣，在中國這樣的生存發展本底上，來自自然災害的挑戰就更為巨大。”劉毅表示。基於此，地理資源所過去一直關注自然災害，在震後，除了參與科技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區域風險評估研究項目，以及中國科學院針對自然災害的方向性項目群，地理資源所不同方面的隊伍也在通過其他一些項目，進一步強化對防災減災方面問題的研究。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評價“汶川重建規劃工作經驗表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作為政府規劃決策的依據，將對轉變我國傳統的規劃編制方式、推進規劃編制和決策的科學化有著重大意義。”國家汶川地震災後重建規劃組辦公室秘書長、起草組組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楊偉民表示。在震後應急過程中，很多科研院所包括科學家個人都主動做了很多工作來發揮自身價值。作為國家行為，唯一由國務院部署給中國科學院牽頭的任務，是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規劃中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工作。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地震局、中國氣像局等五部委共同來配合這項工作。按照國務院發布的重建指導意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是國家汶川地震重建規劃中總體規劃和所有專項規劃的重要基礎和依據。中科院決定由副院長丁仲禮任這項工作的領導小組組長，地理資源所為項目依托單位，並指定該所研究員樊傑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專家組組長、項目首席科學家。對樊傑來說，那是一段非常緊張、辛苦但值得回味的日子。“按當時國務院的要求，所有規劃必須在3個月內公布完成，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作為所有規劃的基礎和依據，必須要趕在前面完成，加上需要內部協調論證的時間，這樣倒推回來，需要我們在20天內提交評價初步成果。”樊傑介紹。在國務院領導小組部署以後，5月30日中科院在地理資源所召開了7個所的緊急會議進行部署安排，6月1日工作正式啟動。在樊傑看來，當時面對的主要難點在於：第一，我們國家從來沒有做過針對一個地震災區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過去在作其他規劃時，實際上也缺乏這樣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評價，沒有可供借鑒的技術路線；第二，當時規劃區範圍，也就是所要評價的區域範圍總在變化，這主要在於余震、調查深度以及各個地方災情在變化，同時，國家政策和戰略的調整也在變化；第三，非常關鍵的一點是，科研工作所需要的基礎數據和材料實際上儲備不足，同時工作要求又非常具體，需要做到對鄉鎮一級的評價。對樊傑來說，一個比較大的挑戰還在於：突然有7個研究所共同合作，各所的資源儲備是怎樣的，哪個專家擅長做什麼……這個磨合過程也是一個難點。當時為了有效促進與保障項目的運行，配備了4個所級領導作為專家組副組長來協助樊傑的工作，他們分別是：地理資源所副所長周成虎、中科院遙感所所長顧行發、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所長鄧偉、中科院對地觀測與數字地球中心副主任張兵。工作所需的很多資料在5個協作部委那裡，等到開始搜集資料時，他們才體會到，盡管中央政府是要求特事特辦，但真正要拿到一些數據時，在有些部門還是要求走一些必經程序。樊傑記得，搜集某領域的材料時，按該部委的程序走下來，需要兩個星期時間，加快也得一星期時間，而他們總共才有20天的時間。這個過程讓大家感覺非常辛苦。項目組由中科院7個研究所120多名科研工作者組成，地理資源所提供了一間會議室作為項目專用辦公室。大家的工作狀態是，從早到晚，沒日沒夜，很多時候只能輪流眯一會兒。工作過程中，技術路線需要不斷完善和調整。特別是最後，要對所有資料進行成果集成和作出規劃評價圖的時候，更為緊張。“在這段時間，大家不計報酬、任勞任怨，互相間的協助精神是非常令人感動的。”讓樊傑感動的還在於，他個人沒有任何行政職銜，而四位所級領導，根本不去考慮行政職務高低，樊傑有什麼需求，他們馬上來安排實施。比如，他著急需要成都山地所幾位熟悉情況的老專家過來配合工作，鄧偉馬上就組織了幾位老先生飛到北京，幫他進行必要的把關。在有些情況大家把握不准時，幾位所領導還配合安排到災區現場進行必要的考察和一些實際情況的調研，這些工作都是同時推進著。樊傑清楚地記得，工作成果最後是在6月20日凌晨5點鐘打印出來，“工作過程幾乎沒有一個時間斷點”。這是比較集中的20天的工作，之後，由於規劃範圍又有所變化，國家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他們的工作也隨之有調整，工作真正完成是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但這20天時間所獲得的成果，已經給國家規劃作出了重要的支撐，國家主要規劃都采納了評價結果。災區各縣、鄉、鎮未來的建設程度如何？是原地建還是異地建？是集中建還是分散建？是否需要國家補貼？補貼到什麼標准等等，基本都是按照他們這個項目的標准評價。他們的工作能夠得到災區盛縣、鄉鎮的認可，認為這個定位、評價是合理的，是說得過去的，也解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大難題。國務院當時把他們的成果印成一本專題圖集，國務院領導人手一冊。在國務院批准的汶川重建總體規劃中，也以腳注形式標注“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來自於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承載力報告”。此前，把科學依據作為腳注標注在國家規劃中的情況是沒有過的。由於這項工作，實際上提升了規劃的科學性。這次國家規劃還被譯成英文版在全球公布，讓世人來了解規劃的科學內容。樊傑介紹，中科院後來針對自然災害的方向性項目群中，特別有一個項目，目標就是准備對這類特殊規劃的相關理論、方法進行研究。比如，面對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這類特殊規劃該怎麼去做，怎麼給出技術路線和技術規程等，以便為將來的工作作好基礎支撐。（本文來自《科學時報》） (本文來源：網易探索 作者：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