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陰堂老照片。圖中右一為趙鳳昌。
記者 林環 張駿 周楠
從南京西路拐進銅仁路，沒幾步就走到了南陽路，這是一條幽靜小馬路，兩側點綴著酒吧、咖啡館，安靜中透著休閑，與繁華時尚的百貨金三角“梅恆泰”僅一街之隔。
鮮為今人所知的是，在這裡，曾有一幢名為“惜陰堂”的小洋樓，與百年前那翻天覆地的一刻息息相關：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帶著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在養心殿裡“揮淚對宮娥”，舉行了最後一次朝見禮儀，隨後頒布《遜位詔書》。
這一天，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終告結束。
第二天的《申報》第二版，在最顯要的位置發表了一篇名為《今歲之新紀念》的評論：“此一歲之事實，辟夏商以來之創局。由專制而漸趨於共和，驚波駭浪，變故橫生，惶惶乎。過渡時代之壯觀，頗足以注射吾人的眼簾耳鼓間。”
專電一欄，則特別用加粗的字體寫道：“清廷遜位詔書今日(廿五)(注：2月12日)已下。”
百年時光轉瞬即逝，而惜陰堂的身影，也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正是在這裡，南北雙方達成清帝退位的密約；也是在這裡，清末狀元張謇擬定了清帝退位詔書的初稿。
上海與“南北議和”
1911年12月20日的《申報》，在名為《中國光復史》的欄目下，特別援引了“西報記第一日議和情形”：
“大陸報雲十月二十八日(此為舊歷，應為1911年12月18日)下午，中華民國議和總代表伍廷芳，與清議和使唐紹儀，各攜參贊，在大馬路議政廳密議媾和條件，歷4小時之久。”記者由該會某參贊處探悉伍君曾向唐君提出民國要求各款如下，第一條便是：“清帝應廢”，“代以共和政體”。
這一歷史性的場景，便是武昌起義後，南北雙方的首次會談——武昌起義後，隨著各省相繼光復，清王朝已處分崩離析之狀。據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等所著《中華民國史》記載，“清政府為繼續挽救危機，一方面於1911年10月30日下罪己詔，表示治國無方，要繼續實行憲政；另一方面，決定接受袁世凱的條件，借用袁世凱的實力反擊革命力量。11月1日，清廷宣布，袁世凱繼任內閣總理大臣，由此，袁世凱全面控制了清政府的軍事、政治大權。”
此時的袁世凱一面陳兵長江北岸，以武力威脅革命勢力，一面利用革命黨人急於完成統一的願望，誘使其進行和平談判。在英國公使的斡旋下，湖北軍政府接受了和談建議。雙方原定在漢口舉行談判，但最終，地點定在上海。
對此，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解釋：“這與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地位有關：上海處於江海之會，南北之中，當然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在這個舞台上活動的人，以及人賴以活動的體制。”
誰是“在這個舞台上活動的人”？據《上海近代史》中記載，“張謇、趙鳳昌等東南立憲派為了便於施加影響，堅持改在上海。這個建議立即得到了同樣想操縱和談的帝國主義者的支持。12月2日，有影響的英國商人李德立致電袁世凱，請他指派全權代表來上海談判。10日，李德立又致函湖北都督黎元洪，稱在上海議和最屬相宜。17日，北方代表唐紹儀等人抵滬。”
這些人中的關鍵人物趙鳳昌，當時就住在上海。他曾做過張之洞幕僚，與湖北新軍領袖關系密切，而趙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凱府中的高級幕僚，趙鳳昌與袁世凱也關系甚密。不過，雖為立憲派代表，其時，趙鳳昌的立場已悄然發生變化。趙鳳昌之外孫、94歲高齡的楊小佛告訴記者，武昌起義後，原本支持君主立憲的趙鳳昌，曾分別致電清廷要員、舊友唐紹儀等人，電文結語都是“以保將來中國”，可見趙鳳昌對清廷已不大抱希望。
“租界也是重要因素。”楊小佛用“微妙”來形容“租界”。“在租界談判，不管是舊官僚、立憲派還是革命黨，言論比較自由，人身安全也靠得祝”當時趙鳳昌和張謇正是通過英國駐滬領事，向英國公使傳達了在滬談判的建議，由英國公使轉達袁世凱方面。“袁世凱對洋人還是有幾分忌憚，樂得接受這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