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
文/李靜 編輯/戴敦峰
2011年，北京故宮(微博)博物院事故頻發，文物失竊、建福宮成為富豪私人會所、宋代哥窯瓷器損毀，一時成為輿論焦點。而在海峽對岸的台北故宮博物院，無論是對文物保護、安全管理還是商業開發，均有可稱道之處。60多年過去了，當年從大陸運往台灣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一頁紙和一包鹽之外，其他全部在冊。
1925年10月10日， “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在紫禁城向5萬名觀眾宣布，故宮博物院成立。從這一天開始，曾經的皇帝居所紫禁城成為保存、研究與展示文物的場館，屬於每一位國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戰火隨時有可能蔓延至北平。故宮博物院著手將在紫禁城內保管了幾百年的珍貴文物打包，並為其尋找避難場所。
1933年2月5日，剛剛入夜，故宮博物院內的電話響起。電話是從警察局打來的，通知故宮的工作人員外面已經戒嚴了，可以出發。隨後，一輛輛滿載文物的板車從故宮博物院開出，穿過城牆，緩緩駛向車站。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護送著13427箱、百萬件文物開始了艱辛而漫長的逃難行程，從上海、南京，到湖南、陝西、四川……歷時15年，輾轉大半個中國。1948年，其中的2972箱文物被運往台灣。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後，紫禁城內的故宮博物院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接管。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故宮博物院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1965年11月12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新館在台北外雙溪風景區開幕，歷經顛簸的故宮文物有了新的安身之所。這標志著世界上出現了兩個故宮博物院，即北京紫禁城內的故宮博物院(以下均稱作“北京故宮”)和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均稱作“台北故宮”)。
“如果從歷史的轉折、斷裂和重構的角度來看，恐怕應該說中國人有過三個‘故宮’：1949年前的北京故宮、1949年以後的北京故宮和1965年後的台北故宮。其間的關系明顯地呈現出切斷、延續與並立的性質。當然，‘本是同根生’，這條根就是清代宮廷：北京故宮的藏品有85%、台北故宮的藏品有92%都是來自清宮。”廣州美院教授、港台文化藝術研究所所長李公明說。
從北平到台灣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時，滿族人那志良17歲。
那志良祖上是正黃旗，他三歲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家道中落。由於家中窮困，那志良報考了由近代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創辦的貧民中學。畢業後，又經陳垣推薦，那志良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成為一名清點文物的職員。故宮博物院成立時，他便是第一批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
“九一八”事變後，故宮博物院著手南遷文物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也引來各方爭議。有人甚至說，南京國民政府逼走宣統皇帝，就是為了要運走紫禁城裡的寶貝，就連成立故宮博物院，也只是一時的“障眼法”。南京國民政府頂住各種壓力，告慰民眾：“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故宮文物應立即運往上海。”
這是一嘲舉全國之力”的文物大遷徙。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押運工作得到各界的支持。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在文物外面包裹了四層，有紙、棉花、稻草和木箱，以便盡量減少翻車、進水之後的損失。文物出北平時，每節車廂都有軍警。火車經過之地，地方都會派出軍力護衛。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文物運輸需要工人和工具時，當地百姓會主動承擔下來。
那志良在書中記錄：“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蔣介石)有令，繼續搶運留京文物。參與搶運工作的，有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錢大鈞先生，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先生，南京市政府市長馬超俊先生，交通部部長俞飛鵬先生，及中英文教基金會秘書長朱家驊先生，他們有的代為撥派工作人員，有的撥借款項，群策群力，都是這次搶運工作的有功人員。”
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押著文物在前頭跑，日本飛機在後頭追。冥冥之中，似有神助。有一次，一輛裝運文物的車經過四川綿陽附近的橋時翻了。那志良得到消息，趕到現場查看，發現裡面的寶貝竟然毫發無損。
“有人說，文物是有靈的，炸彈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運走之後，那個地方被炸；現在翻了車，也毀不了它。”那志良如此感嘆。
13427箱故宮文物，從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貴州、四川，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聚首，又重返南京，竟然一箱不差。那志良保存了這一時期大量的公函、字條、借據和運輸賬冊，成為後人了解故宮文物南遷歷史的重要史料。
1948年年底，國民政府決定將戰火中保存下來的部分故宮文物運往台灣。此時，那志良已在戰火中隨文物“遷徙”了十五年，並成為最頂級的玉器專家，被稱作“故宮四大金剛”之一。他和另三位“金剛”——書法專家莊嚴、瓷器專家吳玉璋、圖書專家梁廷偉一起，從堆積如山的文物箱中精選出自己眼中的珍品。他們從南運文物中挑選出2972箱，並於1948年底至1949年初將這些文物運至台灣。運台文物數量上只占南遷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大多為精品，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的主體。資料顯示，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著65萬件文物，其中器物、書畫5萬余件，善本書籍近16萬冊，清宮檔案文獻38萬冊。尤其以宋元書畫、宋代五大名窯、清代琺琅彩瓷等藏品著稱。
運抵台灣的文物開始並沒有合適的展出場地，只是保存在台中縣北溝山麓。從1951年到1954年，管理部門曾先後四次抽查文物，那志良驕傲地回憶：“檢查的結果，非常之好，每年的點查報告中，都是對保管人員加以表揚。”1951年度抽查委員會召集人羅家倫在報告中說：“抽查結果，知保管情形良好，保管人員能以古物為生命之一部分。”這次清點編制了一套《點查清冊》，成為抵台文物的原始記錄。
各界久聞故宮文物的盛名，如北宋汝窯瓷器傳世極少，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而運抵台北的就有21件，堪稱世界之最，遠道而來的外國人經常要求前來參觀。“每逢有人參觀，我們就在庫房裡面兩列箱子的夾縫中，支起木板，要從堆得七層高的箱件中，把所要的箱子抽出來，開箱提出(文物)放在木板上給人家看，看完之後，還要裝回原箱堆起來，是不勝其煩的。”那志良說。
直到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宮新館成立後，文物展示困難的狀況才得到改善。從台北市中心出發，只需半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就能來到士林“外雙溪”風景區，一片中國傳統古典建築群便是台北故宮新館之所在。新館背倚群山，鑿山成洞，作為文物的庫房。
那志良親歷了故宮博物院成立、文物南遷、文物精品運台和成立台北故宮等各個時期。1998年，那志良在台灣以90歲高齡去世，去世前剛剛寫完回憶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實際上，他離開故宮是在1994年，他對家人說：“70年是個整數，我就揩油一年吧。”
身為玉器專家的那志良，家中沒有任何文物藏品，在他看來，“人在故宮，一定要避嫌”，這是文物守護者的基本職業素養，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購買古玩。
圖書館某某人
1965年，台北故宮新館建成，蔣介石親自核定調蔣復璁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兼任台北故宮管理委員會常委。
蔣復璁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代梁啟超從歐洲購買了大批圖書，與蔣復璁的叔叔蔣百裡創辦松坡圖書館，蔣復璁出任編輯。“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的夫人蔣英是蔣百裡的女兒，蔣復璁的堂妹。電視劇《人間四月天》中，徐志摩曾經介紹他的表弟蔣復璁，一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現實中的蔣復璁並不高。
1923年，蔣復璁和徐志摩同住在北京西城石虎胡同七號館舍，並一起參加新月社，朝夕相處。徐志摩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志摩的詩》也是由蔣復璁編印出版的。
抗戰勝利後，蔣復璁曾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奉派接收南京、上海及華東五省地區所有的日敵、汪偽政權的文教機構，大、中學校。擔任“接收大員”期間，蔣復璁曾揭發“軍統”頭目戴笠劫收國寶毛公鼎。他通過教育部朱家驊部長向蔣介石告狀，蔣介石下了手諭要戴笠交出國寶，才使毛公鼎重新回歸公共收藏。蔣復璁的做法令人拍手稱快，更多的人也為他得罪了戴笠而捏一把汗。如今，毛公鼎已是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蔣復璁上任後，剛剛投入使用的台北故宮新館由於容量有限，圖書還留在北溝的倉庫。1963年3月，由於春季多雨，工作人員在例行檢查中發現633號、856號和1021號箱子中的三十多冊《四庫全書薈要》被雨浸濕，發生霉污現像。這件事始終印在蔣復璁的腦海：“如果倉庫再次出現漏水事件，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
他抓緊擴建新館，向左右分別增建，新增了六個展覽室。還修建了第二個存放文物的“山洞”，擴建了庫房。終於將《四庫全書薈要》從北溝倉庫運到新館妥善保存。在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的支持下，蔣復璁申請到巨資對於台北故宮進行了三次改建、擴建。
蔣復璁擔任台北故宮院長一職長達18年，直到1983年因身體不適退休。1986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與台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影印出版文淵閣版《四庫全書》。此次影印過程中，已經退休的蔣復璁參與主持工作。蔣復璁被後人譽為“中國國寶的守護神”。
現任台北故宮院長周功鑫曾擔任蔣復璁的秘書十年，一年是英文秘書，九年是機要秘書。周功鑫在接受《外灘畫報》記者專訪時表示，1960年代台灣一切都在起步，博物館學人才缺乏，蔣復璁把一批年輕人送到國外接受博物館學的專業訓練。1970年，台北故宮成立了圖書館，蔣復璁以自身在圖書館學知識奠定了台北故宮在圖書文獻研究、保存與管理方面的基矗蔣復璁曾經說：“蓋棺定論，我是一個圖書館員，將來我死後名字旁邊刻上‘圖書館某某人’。”
蔣復璁在口述回憶錄中曾經提到，自己“1922年結婚，有三子二女，國民黨退到台灣時，妻子兒女都留在了大陸”。到台灣後，也沒有再結婚。1989年，蔣復璁受邀赴德國受勛，他邀請分隔了四十余年的大陸子女到比利時聚會。第二年，蔣復璁在台灣逝世，未能在生前踏上故土。他一生清廉自潔，私人不收藏圖書、文物，並將朋友贈送的刻畫拓片、名畫、古董全部捐獻台北故宮，圖書捐獻中央圖書館。
一頁紙和一包鹽
1983年，秦孝儀接任蔣復璁成為台北故宮院長。
秦孝儀24歲時，就被蔣介石重用，被稱作蔣介石最年輕的“文膽”，後又為蔣經國敬重。“自余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1975年，秦孝儀以此句破題，記錄並撰述蔣介石遺囑。當時台灣各級學校曾規定學生背誦這篇短文，秦孝儀因此聲名大噪。
秦孝儀原本對文物有著濃厚的興趣，自己也有豐富的收藏。在蔣復璁年邁生病之際，當時的台灣“代總統”嚴家淦出面，找蔣經國當說客，說服秦孝儀接任台北故宮的院長。秦孝儀原先只打算做兩年，結果一做就做了18年院長。
2000年卸任之際，他將自己畢生收集的牙、骨、竹、木雕刻296件，以及明清善本舊籍42種、2230冊悉數捐贈給了台北故宮。他笑稱：“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館長都應該像我這樣———清清白白地來，清清白白地去。”
現任台北故宮館長周功鑫當過一年秦孝儀的秘書，並在秦孝儀擔任院長期間，擔任展覽組組長16年。在她眼中，擔任過蔣介石機要秘書的秦孝儀人脈廣泛，眼界很開闊，行政能力極強。“剛到故宮時，秦院長看到那麼多的專業人員都沒能享受比較好的待遇，就著手增加高級別人員的數量，提升大家的待遇。”周功鑫說，“他著手清點文物，把文物帶到歐洲及美國展覽，讓台北故宮‘動’了起來。”
在秦孝儀的推動下，“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聘請社會學者、專家四十余人組成委員小組進行文物清點。這次清點從1989年7月1日，持續到1991年5月24日，用了23個月的時間，把從大陸故宮運到台灣的文物，一件一件進行清理盤點。這次清點距離上次(1954年)已有35年，完成了藏品文物登錄號碼的張貼，文物建卡照片拍攝，增進了對於文物保存狀況的了解。
清點過程中，工作人員向秦孝儀彙報，有一本書裡少了一頁紙。缺失的這頁紙是《滿文原檔》中的一頁“女屍圖”。《滿文原檔》是清皇太極時期以滿文撰寫的官修史書，可以對《清實錄》等校訂補遺。1969年，應研究學者們的要求，台北故宮打算將其出版發行，當時還沒有掃描技術，拍照也要送到院外去。由於《滿文原檔》冊書多、簿頭大，工作人員便每天送一部分出去拍照，送回來之後都要檢查驗收。有一次，圖書文獻處檢查送回院裡的文獻時，發現有一頁消失了。這一頁就是“女屍圖”，本是明朝的一張公文紙，公文的內容是一具女屍的驗屍報告，上面畫著裸體的女性屍體。清朝人把這張用過的紙“回收再利用”了，在上面記下了當時戰爭的情況。
台北故宮把這件事情稱作“女屍圖”失竊案。當時的社會風氣還十分保守，裸女圖難得一見，大家分析偷竊者因對裸女的好奇而偷走了畫有女屍的這一頁。雖然對於偷竊者的身份，坊間也有謠傳，但始終沒有證據。當時的圖書文獻處處長昌彼得只好自請處分。
自此之後，台北故宮博物院規定，無論是拍照、維護等任何理由，文物一律不可以離開院內。如今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內，有著專業的攝影和印刷設備，修復也都在院內進行。除了攝影室之外，從2004年開始，書畫處在庫房的預備室還架設了攝影棚，不出庫房就能用數碼相機直接采集文物影像，同時進行色彩與影像輸出等後端工作，盡量減少文物進出的風險。
現任台北故宮登錄保存處兼安全管理處處長的嵇若昕早年曾擔任張大千的秘書、“中央日報”文教條線記者，1983年進入台北故宮工作。她告訴《外灘畫報》記者，1989年開始的文物清點檢查了當年的2972箱文物，除了“女屍圖”，還有一件藏品也不見了。
“那是一包新疆進貢的湖鹽。由於清朝皇帝對轄下的事務細節都想有了解，清朝宮廷便保留了一包來自遙遠疆土的鹽。但由於年代久遠，這包鹽揮發了，只剩下了包鹽的紙。於是，在這次清點中，台北故宮上報‘行政院’、‘監察院’，將這件文物注銷了。”她笑著說。
除了一頁紙和一包鹽之外，2972箱從大陸運到台灣的文物如今全部在冊。
文物大盤點
周功鑫1972年進入台北故宮工作，最初只是依靠自己英、法文的功底擔任解說員，隨後擔任院長室秘書。從1983年開始，周功鑫開始擔任台北故宮展覽組組長，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16年。2002年，周功鑫前往輔仁大學任教，做了6年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2008年5月，應馬英九的征召，周功鑫開始擔任台北故宮“掌門人”。
從2008年10月開始，在周功鑫的組織下，台北故宮開始又一輪的文物盤點工作。為了與1989年到1991年秦孝儀主持的文物清點加以區分，台北故宮的工作人員把這次稱作“盤點”。如今，這項工作已經實現了大半，預期將在2012年全部完成。
兩個多月前，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名學者來到台北故宮參加文物盤點。按照規定，如果他沒有時間參加盤點，台北故宮的工作人員會再聯系另外兩位院外委員參與。院外委員或為社會學者、或在大學任教，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傅申是書畫專家，所以盤點書畫期間，幾乎每周到故宮一次，達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