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五省旱情升級，部分地區已面臨特級干旱！這似乎是在提醒“兩會”要關注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威脅之一：水資源的稀缺。在哥本哈根大會之後，國人對低碳經濟的關注逐漸升溫，據說已成為本屆“兩會”代表們關注的三大熱點之一。立足於中國的國情看環境之危，天上的問題是碳排量，地面的問題是水資源，二者不可偏廢，相比之下，水資源的中國之危則更為緊迫！
中國的淡水資源約占全球總量的6%，有文章說排名第四，也有文章說排名第六，總之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中國的人均淡水擁有量卻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1/4，國家排名在110位之外。不僅如此，中國的淡水消費量是非常驚人的，總消費量占全球消費高達13%，單位GDP的耗水量是發達國家平均值的十幾倍（有的說幾十倍！）。走遍世界，你絕對找不出第二個國家有中國這樣繁榮的洗浴泡腳產業。過去50年間，中國平均每年消失兩個淡水湖泊！主要江河湖泊的水位連年創出新低，長江枯水期的水位下降又創出了130年的新紀錄，古人非常擔憂的“黃河斷流”已是多年的事實了。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作為人口大國不可一日無水，但水枯竭和水污染的威脅與日俱增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遠沒有達到今天人們關注低碳經濟的水平。一個是水資源，一個是碳排量，都是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威脅，為何會這樣厚此薄彼呢？對碳排量的社會關注度上升是環境意識的進步，也是無可厚非的社會責任感，但至少有兩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一，關於溫室效應和地球變暖的必然性並不是確定的科學結論。歷史上有過“冰河期”，生物曾經亡於地球變冷是有實證結論的，但生物亡於地球變暖？至今沒有實證結論！第二，國外各界人士對低碳經濟的問題格外關注，一方面是由於科學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碳圍剿”。要在碳排量之爭中警惕“碳圍剿”，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擠占了他國的生存空間，在海外一些人看來，中國經濟的崛起=世界的災難！
社會的群體行為幾乎都會被感染上政治的陰影，如果說，在碳排量之爭的背後有國際政治，在水資源之爭的背後就是國內政治，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從淡水資源的分布看，中國80%以上的淡水資源集中在長江以南，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繁榮得益於“兩水”：一是貨幣之水，二是自然之水，而北京天津的經濟繁榮卻依賴於“兩調”：一是南水北調，二是宏觀調控。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基調將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區域經濟版圖將高度依賴於人口的流動和貨幣的流動，但還有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關鍵因素，即“水流”。淡水的流動與人口、貨幣的流動並列為國民經濟的三大流動性，在我看來，這三大流動性將決定未來中國的產業結構、內需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
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流動的方向是確定的，即“小富進城，大富進京”。未來中國的城市人口分布亦將呈現“二八定律”：80%左右的城市人口會積聚在中心城市，20%左右的城市人口留在中小城鎮與特色城市。與人口的流動相適應，水往低處走，錢往高處流，財富將集中流向中心城市，所以現代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城市有三個等級：國際中心、國家中心和區域中心，因此未來中國的城市化也會存在三個層次，已經明朗的是：香港和上海為兩大國際金融中心，北京是唯一的國家金融中心，此外還有5-6個區域金融中心城市。
以中心城市為依托的城市化版圖必然發生規律性的城區擴張，從各國城市發展的趨勢看，現代中心城市的擴張有兩大主流模式，一是環形擴張，如北京的五環模式還將繼續外延，天津人會逐漸感覺到“北京八環”的房地產溢價；二是帶狀擴張，如美國的大洛杉磯地區和中國的珠三角地區，都是一條“金蛇”。無論是環形擴張還是帶狀擴張，都可定義為同城化的趨勢（或者城鄉經濟一體化），於是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城市化階段，中心城市的周邊或者因同城化而整體升值，或者因邊緣化而趨於貶值。人口的流動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進城為順，出城為逆，雙向流動的方向也會在同城化的趨勢中自然形成，而引導同城化趨勢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水，水，水！鳥擇木而棲，人擇水而居，人與自然雖有萬千氣像，最終還將返璞歸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無獨有偶，經濟學在美國有兩大流派，芝加哥學派由於位居五大湖之濱，被稱為“淡水派”；凱恩斯主義盤踞的主要大學有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普林斯頓、斯坦福、伯克萊等名校，因位居東部海岸和西部海岸而被稱為“鹹水派”。現代經濟學的核心關注是貨幣，貨幣如水，鹹淡兩派，經濟學對水的關注也如自然規律之返璞歸真。
在關注碳排量的人群中，有的附庸風雅，有的別有用心，有的是人雲亦雲，有的是社會責任。中國人在關注天空的同時，還應腳踏實地地更多關注水資源的稀缺。碳排量之爭是國際的，水資源之危是本土的，面對迫在眉睫的威脅，在這片熱土上付出過心血和青春的人會更有感觸。